原创《《乌得勒支和平》:男权政治下的女性身体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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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慧 陈 锋 曹蒲宁
福柯认为,身体是一种不断遭到干预的“政治结构”,身体几乎是所有历史事件来源的处所,各种历史事件均在身体上得到展现,包括它们的冲突和对抗.在小说《乌得勒支和平》中,爱丽丝.门罗精心地描绘了一系列女性形象:“我”、母亲、麦迪和姑妈们.作者利用小镇女性们的身体隐喻揭示男权政治对小镇女性的压制,即对她们身体、思想、行为等各方面的束缚和禁锢.
一
小说中的母亲角色展示了男权政治对女性身体干预的范例.作为女性,母亲成为父权机制下的“他者”,因患帕金斯症,面目扭曲,异于常人,母亲成为小镇的双重他者.“对疾病的禁忌心理来自于对死亡的恐惧......使病人在承受了疾病折磨之后还要蒙受精神和生理上的惩罚”.根据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场域划分,母亲只能呆在户内,但“她尽可能地抛头露面,从不介意她是否受人欢迎.她常常走出家门,游荡在朱比利的街道上”（199）.这势必会将母亲置于危险境地,她的声音被形容为“非人的声音”,连麦迪也不把患病母亲当“人”对待,预示着母亲的生存权力的岌岌可危.作为福柯理论中的“越界者”,母亲必然遭致惩罚.她成为小镇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传说”或者“怪物”,让女儿们蒙羞,亲友们远离.福柯认为,权力无孔不入,每个人既是权力承受者,也是权力执行者.外界的羞辱使女儿们的身份翻转,她们从权力对象变成权力执行者,将母亲囚禁在户内：“我们尽量采取直接或者间接的方法,将她困在家里,远离那些让人伤心的恶言恶语”（195）；母亲接着被麦迪囚禁在医院里,“她（母亲）进医院后,她感觉自己会死去,她被周遭的一切团团包围,身体突然垮掉了”（207）；福柯在《惩罚和规训》中提到：医院、监狱、军队等机构“提供了权力所要获取的支点”,“为了控制和使用人……伴随而来的是一整套技术”.作为从医院再次叛逃的惩罚,母亲的病床被护士钉上木板,被囚禁在医院病床上.从家、医院到医院的病床,母亲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也越来越封闭,她的身体空间被束缚、力量被控制、被窒息,直至生命的最终枯萎.
累赘的衣裙束缚了女性的身体,姑妈们一丝不苟的穿戴是“纪律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不仅如此,自我训诫使她们行为刻板、中规中矩,自然属性让位于社会属性：“她们与人的相处方式极其轻松愉快,聊天是那种混杂着戏谑和的完美套路”（203）.姑妈们僵化的生活方式是男权政治对个体身体干预的体现.这样的生活消磨了她们的天性,使她们充满死亡的气息：（姑妈们）“是这样一类女人,一上岁数,肉体便消蚀或者神秘地消瘦了.卢姨妈的头发仍然是黑色的,但是束在发网里显得僵硬、干燥,仿佛玉米成熟后僵死的穗子.她笔直地坐着,骨瘦如柴的胳膊小心缓慢地移动着……安妮姨妈看起来正常一些,但更加脆弱疲惫,她的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始终得戴着帽子”（203）.姑妈们在男权政治的监督之下,恪守社会行为规范,仿佛行尸走肉.
二
《乌得勒支和平》中的女性们或多或少坚持着自己的主体性,虽属小镇的边缘人,她们的身体蕴藏着不可小觑的颠覆性力量.“我”与麦迪提到母亲时,都称之为“哥特式母亲”,暗示母亲的反叛精神.“哥特小说实际上也提供了一种‘反话语’使女性作家能够对父权制提出质疑”.
如果说母亲是张扬的女性主义者,姑妈们则是隐匿的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力量：论卑贱》中指出,在男权社会里,主体性的建立依赖于对肉体和女性的否定,一切不相容的内容都被归于“肮脏”“丑陋”的行列.两位姑妈们拿自己身体被外界定义的“怪异之处”开玩笑,充分显示她们对所谓女性被归为“卑贱”者的蔑视：“她们善于这些小讽刺,在指出自身的怪异之处时有种温和的愉悦”（203）.虽然身体被局限在男权所划分的区域——房屋内,姑妈们却是颠覆性的：她们将破布编织成地毯,将母亲的衣服进行洗、熨、修补并换上新的松紧带,并企图劝说“我”继承母亲的衣服,表明姑妈们在记录和弘扬女性历史,从而为被淹没的女性历史的提供证据,不仅如此,正如宋晓萍所说,“女红对于独特女性经验和女性言说的建构,也具有非凡的意义……”,姑妈们也用女性特有的书写方式将集体创伤转化为文化创伤,用以“扩大社会认识和同情的范围,提供了通往新社会团结形式的大道”；安妮姑妈讲述了母亲的死因,成为集体性创伤的言说者,“这是对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对某种神圣价值令人惊骇的亵渎的呼喊,是对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是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进行补偿和重建的要求”.安妮姑妈作为言说者,在女性中传播集体性的创伤,从而使更多受众体察到自己与历史创伤事件的关系而担起责任.“有一双质疑一切的眼睛”的麦迪是潜在的反叛主义者,即使在人群中,“她瘦削的身材和一直随意的黑发让她看起来与众不同；她的脸虽然精瘦而表情紧张,但并没有失去女孩特有的鲁莽和骄傲的神情”（192）,麦迪的“与众不同”呈现出的天然生态样貌说明她对“驯顺的肉体”的主动偏离和对规约社会的拒绝；“我”是彻底的反叛者,对于小镇不堪忍受的压抑和控制,“我”选择了存在主义的逃离.
三
综上所述,男权主义通过操纵女性的身体、控制她们的思想和活动来完成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女性的身体既是男权作用的媒介,也能成为颠覆男权的场所.母亲通过逾越男权主义为女性划定的场域进行反叛；而姑妈们通过驯服的“房中天使”的角色隐匿地反叛；麦迪也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叛.但囹于自身的局限性,除了“我”之外,小说中其他女性的反叛大多不彻底或者以失败告终,比如一味反叛的母亲不懂得自保,缺乏策略性；姑妈们者受制于规范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自觉内化男权的训诫来训诫别的女性.小说的结尾,跃跃欲试的“我”本计划对麦迪进行劝导和救赎,劝麦迪离开小镇,追求自己的幸福,但麦迪之约使弗莱德即将闯入女性空间,破坏了麦迪作为创伤言说者潜在受众的角色的可能性,无法意识到自身的悲剧与历史创伤事件的联系,从而无法觉醒,也无法改造自身及其他女性的处境.所以,为了拥有更完满的生活、更和谐的社会,现实中的女性应该正视历史和自己的处境,联合起来,清算男权主义的残暴,才能有效驱赶男权主义的幽灵,创建更正义的未来.
(北京中医药大学)
女性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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