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历经连云港两次社教》
本文是关于历经连云港两次社教类论文范文例文与社教和连云港和历经有关论文范文例文。
吴乃华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搞“四清”,由于我在扬州师范学院实习期间,曾被抽调到扬州六圩、江都谈套工作队参加过社教,1965年夏毕业分配到连云港后,亦被安排到市郊云山、云台工作队工作一年多,尤其是历经连云港的两次社教,所见所闻所思,至今难以忘怀.
那时我所在的这两个社教工作队,都是由地方党政和驻军派员联合组建的.第一次于1965年9月初进驻云山乡白果树大队,党政主管为李茂如、丁全普等,分工在埝头生产队的工作组成员有徐圩盐场干部徐佃才、军队干部李淑玉副连长和我3人.
翻开日记,云山乡工作进点前集训我记下的主要活动是,“今天以10人为一个小组,学习‘前十条’与‘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阅读不止一次了,但我越学越心明,越学越有劲”,认为“社教好比大熔炉,它考验锻炼着每一个人；运动的激流必将我们引向一个广阔的道路上去.党组织为我们年轻一代提供了这样好的条件,那就看我们能否经得起阳光、雨露的滋润而不娇惯,以及狂风、暴雨的袭击而不动摇了”,并表示,“要把工作搞得出色些,不辜负上级对我们的培养和教导”.上午接到通知,下午我便打好行包,遵循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要求,奔赴所指定的基层“安家落户”了.
正人先正己.我们都相信,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工作组成员要率先垂范,严格做到生活上不特殊,与百姓打成一片,有条件的要求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一般自缴伙食费10至12元、粮票28至30斤,不得超标,多吃多占.而对犯有这样那样“四不清”的村、队干部,包括多吃多占总额达到百元以上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有多少查处多少、退赔多少,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的,还要上报受到党内或行政撤职处分,绝不手软.
在白果树大队埝头生产队,我与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当“查账员”,可说“非我莫属”,理由之一是我上学前就学得一手好“算盘”,大学毕业前又经受过两次社教的锻炼.但当记录几十户人家多年来的集体经济账,什么收支总账、社员往来明细账,一年几本,几年来一古脑儿堆在面前,让你一看就觉得头皮发麻,何况要寻觅出对错是非,对被查者和群众都应有个圆满交代.我坚信工作量再大,也不会难倒我的.而这一次非同以往,上头说要从“严”,绝不让贪污受贿包括多吃多占者在经济上占到便宜.总额超百元是个“杠杠”,其界限可要把握得住,站稳立场.
那时,国民经济刚有好转,干群之间往来吃喝似乎有所回升,我暗自思忖：对可定可不定性的,就不定不退,认错作检讨,让其过关.这次被我核查的是生产队会计金增培,发现他经管的账目还算清楚,但违规总额已接近当时所划的“红线”,是推他一下,还是拉他一把？我和当时参与定性分析的工作组成员及群众代表决定,按后者方式“从宽”办理了.当我们圆满完成这一批社教撤离该生产队时,那位及时“下楼洗澡”过了关的队干部,也夹在欢送我们工作队员的队列之中,齐唱“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等流行歌曲.这,或许是群众对我等被评为“五好队员”的肯定了.
这之后的一次,是从1966年4月21日起进驻云台乡大村大队,到当年12月23日、26日军地工作队员先后撒出,也同样历时8个月.这批进村的工作组负责人是市机关干部谢中学、李广瀛,成员有农水口的宋铁基和新浦农场知青周海云、盛良等；守备部队政委郝冲蹲点,秘书科长兼警卫王玉明,机要科长耿尚德、干事于瑞河,作战科的徐运启、齐立先,后勤参谋李汉生、乍启型,还有李赐真及医助葛秀海等为工作组成员.
我在这次社教中,是个既当队员,又兼搞文字工作的“材料员”,感觉特别忙碌.白天,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干部群众大会,向他们讲明这次运动的主旨和工作队的来意,包括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思想教育、宣传党的政策等方面内容,都要记录在案,并要找那些暂被“挂起来”的“四不清”干部谈心,促其“下楼洗澡”,早日过关；晚间,我还要挑灯夜战,写简报,常常困得我睁不开双眼.同住一室的军队干部王玉明,每天也要赶写文稿上报司令部,他见我这样困倦,十分关切地从他那衣袋里挪开警卫用,取出劝我也抽一支：“赶一赶‘瞌睡虫’,吴同志！”那时我们不分军民、官衔或年长、年轻,凡是称呼工作队员的,都约定俗成为“同志”.
吸别人的烟多了,总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我便从刚领取的40多元月薪中,挤出一点钱买“烟”,不知不觉也有烟瘾了,竟自我解嘲说：“拿笔杆子的,免不了要与‘烟杆子’为伴！”或许这种“激励”真能出“成果”：仅在1966年5月至11月中旬,我整理或执笔的《大村工作组开展群众自我教育工作计划》《大村工作组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会进行阶级教育的做法》《大村六队抓革命促生产的启示》《大村工作组怎样组织社员学习著作的》和《破旧立新破私立公宣传提纲》等上报材料,陆续被市有关部门《情况简报》、《社教简报》选用转发的,就达27篇之多.这些“成果”,成了运动后我被推荐搞新闻的依据之一.
在传达和掌握这次社教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过程中,特别是进入运动后期,“宁左勿右”的失控及偏差情况时有发生,所带来的损害及后遗症,处于基层的工作队实难以挽回.当狠揭猛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烈焰蔓延到农村,大村大队也没幸免.一位章姓家里的字画不知被哪方造反头儿当作“四旧”给抄没,直至新市委成立,仍有外调者找上门寻其下落,我这个当时“成天埋头写汇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工作组材料员后来称秘书的,仅以愧疚之心相送释疑.那时,处于风口浪尖的基层党组织也都经受着严峻考验,据事后传言,有个当了造反派的预备党员,强逼在任乡党委书记张玉佩交出存放档案的保险柜钥匙,欲公开其机密为“大批大揭”提供“炮弹”.这位书记宁可忍辱下跪,也拒不允诺.多少年来,人们每提起这事,仍令我敬佩不已.
然而,工作组成员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下放知青,多半时间是坚持与农民同劳动,受教育的.一次,我与社员们运肥下地,当轮到我去粪坑打粪,两桶粪才装满,刚要提担上肩,忽然间远处抛来一泥块,“扑通”一声掉进粪坑里,臭水溅了我一身：此时是丢弃担子回去换洗衣服,还是不屑一顾,继续干下去？我的一举一动,周围群众都看在眼里：发牢骚、骂一通,或以牙还牙,心想都不可能,也没必要,因为恶作剧的那位青年,正尴尬地站在一旁,似乎认错了.何况被溅脏衣服,对干活的农民来说那是经常碰到的,不值得计较.如果我做出与众不同的举措,就违反了大学生下农村接受锻炼的初衷.
时间的推移和农活的磨练,使我基本做到：一肩能挑起百多斤重担疾走千米以上,或每天早上坚持翻山越岭为房东担回两桶山泉水而不觉得累.凭就这股劲头和工作组领导的信任,我和李副连长被指派,与白果树队部的李玉山、高淑伦带领全乡200多名民工,先后两次奔赴兄弟乡宿城,支援当地规模最大的水库工程建设.
那个年代有俗语说,虱子多了不痒.水库工地及周围好多公里均没有洗浴设施,冬天干重活出汗多,洗换衣服也少,不少人生了虱子,我也没幸免,同样尝到了“虱多不痒”的苦头.过分的劳累往往使人不觉得天气的冷热了.有天夜间,我与民工们同睡在施工现场的简易工棚里,一觉醒来,顿时感到脚下凉冰冰的,抬头一看,被子上面好似覆盖了一层白被单,头发也都湿漉漉的,原来大雪铺天盖地,柴草编织的简易门被大风推开了,床头上下铺满了积雪,我们还不知情！这期间,我不仅学会了凿石取土、推近千斤重的独轮运土车,一干就是一整天.工余休息时,我还尽到团支部宣教委之责,坚持为团员青年讲课,指导识字不多的青年农民填写入团志愿书,发展了一批新团员.这一年2月,我由徐佃才、李淑玉两同志介绍,了却了上中学之初就萌生的入党夙愿.
当岁月进入到18年后的1984年冬,这一投入成千上万劳动力,耗时一个冬春自己动手建成的蓄水亿万立方的利民工程,正持续发挥着防洪、排涝、灌溉和饮用等多重效益,时任党总书记的一行来连云港视察,沿着宽阔的水库堤坝步行到了保驾山,对此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工程及其周边美景,表示十分赞许.已是省报记者并随同采访的我,曾和当地干部群众一同付出辛劳,也为其补不足一二,见此情景,甚感欣慰！
（责任编辑：巫勇）
历经连云港两次社教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结束语，此文为关于社教和连云港和历经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历经连云港两次社教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历经连云港两次社教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