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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经济类有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和经济制高点的争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本质与中国应略方面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创新经济范文 类别:硕士论文 2024-03-17

《经济制高点的争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本质与中国应略》

本文是创新经济类有关毕业论文范文与经济制高点和贸易战和特朗普相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曾志敏 陆芃樵 张若梅

摘 要:2018年以来,美国以巨额贸易逆差为由持续操作贸易议题,率先发起对华贸易战.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由全球产业链重构、美国对高科技产业的出口限制和美国金融市场的独特地位等多重因素造成.美国以“232条款”和“301条款”为依据发动贸易战明显违反全球贸易规则,其战略意图在于通过贸易战巩固其占据全球科技和创新经济制高点的优势地位,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面对美国操纵的贸易战、企业战和人才战等系统化的科技遏制策略,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开放,全面加快建设内生型科技创新大国.

关键词:贸易战 科技遏制 创新经济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

曾志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陆芃樵,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师;

张若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师.

引言

中美贸易摩擦自2018年3月之后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日依据美国商务部进行的“232调查”结果签署公告,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尽管中国不是美国钢铝进口的倚重国,但分析普遍认为这一举动指向的就是中国这个钢铁、铝第一生产大国.在美国商务部公开的针对钢铁产品的“232调查”报告中,中国被提到265次,远远超过位列美国进口钢材最大来源国加拿大(被提到28次);类似地,在针对铝产品的调查报告中,中国被提及351次,而同样作为美国进口铝产品最大来源国的加拿大仅被提及130次.此外,美国将除中国以外绝大多数进口钢铝来源国纳入了钢铝进口关税豁免国名单中,并通过各种渠道要求各国采取行动防止中国钢铝通过第三国间接进入美国.3月22日,针对中国的贸易举措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301调查”结果签署总统备忘录,计划对500亿~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该备忘录还要求美国财政部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并在60日以内敲定细节,意图限制中国为获取最新技术而收购美国企业.随后,美国根据该备忘录的要求于3月23日就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正式向WTO起诉中国.在中国展现出坚决回击的态度并开出对美国产品的征税清单之后,特朗普更是公开表示计划再额外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美国这一系列的动作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在3月22日特朗普开出针对中国的巨额贸易罚单之后,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欧洲股市、中国沪指、中国深指、香港恒生指数、日经指数等都应声遭受重挫.

尽管特朗普掀起的对华贸易战让国内外许多分析人士感到错愕,但如果结合美国当前对华战略的大反思、大调整的背景来观察,又可谓意料之中.近年来,美国精英阶层要求重新审视对华战略的呼声空前高涨,围绕着自尼克松总统以来持续实施的对华接触战略的成效,美国对对华战略的目标定位,未来中国政策的走向以及中国发展的前景等方面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从这场辩论中不难发觉,尽管关于新的对华战略的内容存在分歧,但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观感朝负面方向发展是毋庸置疑的,要求遏制中国的声音趋于主流,这种变化也深刻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取向.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在一系列的权威报告中,美国都将中国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挑战.比如,2017年12月发布的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判定其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再如,2018年1月由五角大楼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同样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它们对美军构成的威胁更甚于恐怖主义.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中美之间在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竞争无疑都将进一步加剧,甚至有逐步滑向新冷战的风险.而此番贸易战即为升级中的中美战略竞争的最新反映.

可见,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显然不是如表面上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要通过经济对立形成对中国经济遏制的绝对优势,尤其要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从而在长期经济对立中逐渐消耗中国国力.鉴于美国这样的战略目的,中国在有理有据有力地回击美国贸易挑衅,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一系列深刻复杂变化、传统地缘政治加速回归、大国间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政治化将渐成大国交往中的常态.中国过去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跨境并购、合资企业等外生性科技与技术创新发展道路已经越来越窄,甚至可以说已经走到尽头,当前别无选择地必须全面加快内生性创新经济体系的建设步伐.

一、美国贸易赤字成因及对华贸易战的战略目的

巨额贸易逆差是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自竞选美国总统以来始终的心病.在特朗普及其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等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经济民族主义者眼中,世界其他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有意识地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市场和设置贸易壁垒逐步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投资、工作机会和技术大量外流,对美国国家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威胁.

吴其胜:《特朗普贸易新政:理念、议程与制约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124~138页.而中美贸易逆差近年来持续占据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40%以上,2017年更是攀升至3752亿美元.这自然让特朗普政府如鲠在喉.在其看来,如此庞大的贸易逆差形成的关键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目的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包括强制要求进入中国的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在中国政府援助下以获取技术为目的收购美国企业、通过网络攻击获取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等.

为此,中国政府自2016年以来持续积极地与美国政府沟通,向其解释中美间贸易赤字形成的复杂背景,并希望以对话谈判的方式,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来逐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这些努力一度取得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如中美百日行动计划等),但特朗普政府最终还是误判或有意地忽视了美国贸易赤字形成的多重因素,执意使用了可能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造成巨大负面冲击的不合法手段来挑起中美贸易战,其背后遏制中国创新经济发展的意图昭然若揭.

(一)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多元成因

白宫中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执着地认为中国有意通过不公平的“国家资本主义”手段来扭曲中美贸易,获取大量的贸易逆差.然而,剖析美国贸易逆差的构成和形成历史不难发现,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由全球产业链的重构、美国对高科技产业的出口限制和美国金融市场的独特地位等一系列因素造成,将矛头单单指向中国,无疑别有用意.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成为全球诸多制造行业的最终集散地是中美贸易逆差形成的最关键因素.相关研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与东亚各国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贸易逆差总体上增长不大,区别就在于中国成为了“总装车间”——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将零部件输入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国,由中国加工完成后再输往美国.

HUANG Y,STACK DTrump´s Unnecessary Trade War with China.2018-04-20,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rumps-unnecessary-trade-war-china-20308.如果去除掉“中间产品”的价值,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显著缩减.

美国政府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也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指出,如果美国将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法国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有望缩减2028%~3374%,如果降至美国对巴西的水平,则可以缩减595%~2438%.即使是将现有的对华出口管制放松至1998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程度,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都可缩减790%~1679%.

LI B,YANG XPolitical Barriers in US.Exports to China and US.-China Trade Deficits.2018-04-20,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4/10/political-barriers-in-us.-exports-to-china-and-us.-china-trade-deficits-pub-68631.此外,美国金融市场的独特地位也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由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完备灵活,市场化程度极高且又没有资本壁垒约束,导致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理想避风港.分析指出,美国吸纳了全球近半数的净资本出口(大量的中国资本也概莫能外),这促使美元保持,从而实际上使得美国不可避免地出现贸易赤字.

PETTIS M.Actually,Americans Don’t Spend Too Much.2018-4-20,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7-05-08/actually-americans-don-t-spend-too-much-and-se-too-little.

当然,中国各行业开放的程度不同也对中美贸易失衡负有一定责任.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服务业,这对于制造业优势并不突出而服务业发达(尤其高价值的服务领域)的美国而言,难以完全发挥其优势.但服务行业开放的相对滞后是多方面复杂因素造成的,以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管理不善,对于经济发展总体仍在爬坡上坎的中国而言,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中国对于这一领域的开放格外谨慎,确实情有可原.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始终未停止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步伐,也始终就此保持着与美方的密切沟通,愿意和美国在高价值服务领域就改善中国的市场准入状况等问题进行谈判.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中国将“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开放.有序开放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在2018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主席又宣布了多项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承诺放开市场准入(尤其是在金融业和汽车行业).假以时日,美国相关企业在中国施展拳脚的空间将更为广阔,这对中美贸易逆差的缩减无疑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贸易战发起的手段非法性

美国在发起此次贸易战的过程中依据的是美国1962年《贸易扩张法》的232条款和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前者赋予了美国行政机关立案调查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权力,而且美国总统有权根据调查结果通过关税或配额等方式来限制该产品的进口.特朗普于2018年3月8日宣布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依据的便是,2017年4月27日应他要求由美国商务部启动的232调查.而后者赋予了美国政府对违反贸易协定或是参与不正当竞争的国家进行调查和单方面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从本质上而言,美国无论是依据232条款还是301条款对外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都是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将国际贸易秩序推入丛林化深渊、具有极强的单边主义色彩的恶劣行径.

具体而言,美国依据232条款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理由牵强且破坏性极大.232条款本身是基于国家安全这一比较含糊的理由.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法规中确实有国家安全的例外条款,即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第21条.它规定缔约方有权“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这一条款在1947年成立的最早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便存在,并一直保留下来.

LINDSAY PThe Ambiguity of Gatt Article XXI:Subtle Success or Rampant Failure?Duke Law Journal,2003,52(6):1277-1313.美国方面主张依据232条款对外国产品加征关税并不违反贸易规则的看法所援引的法律依据也基本为这一条款.然而,与反倾销、反补贴等不同,“国家安全”在WTO的法规中除上述第21条外没有其他明确的规则,WTO专家组及相关机构也从未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进行过讨论与释明.换言之,某种意义上存在着所有国家都援引这一条款来滥加关税的可能性.因此,一直以来世界各国对这一条款的使用都极为慎重,为的也是防止其滥用导致国际贸易秩序的崩溃.美国亦是如此,自1962年《贸易扩张法》颁布以来,虽然发起了28起232调查,但最终决定采取措施的先例却屈指可数,在近40年内只针对利比亚原油采取过禁运措施.这次美国使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无疑非常牵强,将国民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明显违反了该条款的宗旨,是对“国家安全”概念的肆意扩大解释,创下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依据301条款来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同样是倒行逆施.根据美国法律,有三个渠道可以触发该条款:一是总统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二是利害关系人或团体向美国贸易代表发出申请;三是贸易代表根据“特殊301条款”自行发起.启动301调查本身不等同于贸易报复措施的施行,在经过美国贸易代表启动调查、进行取证、认定事实这一往往耗时在6个月以上的过程之后,若调查认定事实确凿,则美国政府可以选择与有关国家展开贸易谈判和协商,也可以直接采取贸易报复措施.此次总统备忘录依据的便是2017年8月由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起的301调查.

301条款本身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曾间接地推动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深化.在1995年WTO建立之前,全球贸易体制的基础是于1948年起实施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者主要规范和推动国家间商品贸易,致力于清除缔约成员间的关税壁垒.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尽管关税壁垒逐渐消减,非关税壁垒却不断涌现,而规范商品贸易之外的国际经济活动(包括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和反竞争性行为等)的国际规则更是迟迟未得到建立.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74年《贸易法》,其中的301条款被美国政府频频启动以救济遭受非关税壁垒和其他被美国视为扭曲自由公平贸易的政策打压的美国企业.在里根政府时期,301条款作为迫使各国开放市场的工具被大量使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借助301条款这一大棒的威慑,推动各国通过多边谈判来建立针对非关税壁垒和商品贸易以外国际经济活动的规则,进一步深化了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完善,并最终促成了1995年WTO的成立.

BOWN,C PRogue 301:Trump to Dust Off Another Outdated US Trade Law?2018-4-20,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rogue-301-trump-dust-another-outdated-us-trade-law.

但是,即使是在301条款被频繁启动的20世纪80年代,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备受质疑.因为,在这一条款下美国政府实际上同时扮演了“”(发现外国政府的“非法”行为)、“检察官”(发起司法挑战)、“陪审团”(确认事实)和“法官”(进行最终裁决)的角色.

PUCKETT L,REYNOLDS WRules,Sanctions and Enforcement under Section 301:At Odds with the WTO?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6,90(4):675-689.在当下美国作为贸易争端的一方单边地通过301条款来对他国施加严厉惩罚,其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如前所述,WTO成立以后,针对非关税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广为接受的硬性规则,并为成员国提供了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裁决和救济渠道.这就是为何1995年之后美国政府极少启动301条款,即使启动也最终与发生争端的国家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美同为WTO成员,美国完全可以循合法轨道来疏解自身不满.但跳脱WTO框架,再次端出232条款或301条款来加征关税则无异于逆历史潮流而动.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不仅法理难容,更会动摇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冲击.

(三)美对华贸易战的战略目的

对于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多元成因以及利用232条款和301条款对外国进口产品强征关税的非法性,美国许多学界、商界和政界精英都有清晰认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贸易失衡的状况在近年来已经有了显著改善.从中国的角度而言,2016年美国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比重已经只占50%,这比起2003、2004年左右动辄超过200%的比例,堪称是巨大的进步.从美国的角度而言,2016年以来,美国经济一路向好,美国的贸易逆差占整个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是处于下降趋势,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6%以上,下降到如今的4%.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特朗普政府还要就对华贸易逆差大做文章,执意挑起与中国的贸易冲突呢?显然,“国家安全”“贸易逆差”或者“知识产权”并不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关键.在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中美间全面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此次贸易战极有可能是美国在经济领域试图扩大对华战略优势的一次冒险出击.具体而言,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战巩固其占据全球科技和创新经济制高点的优势地位,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创新领域发展的步伐,持续延续其科技和创新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进而在中美全面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二、美国对华创新经济遏制的三大策略

为达成遏制中国创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的,美国采取了多重策略,分别指向科技创新的动力(贸易)、主体(企业)和关键要素(人才).

(一)贸易战:关税矛头指向“中国制造2025”

依据“301”调查结果,特朗普政府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部分行业加征关税,这些行业具体涵盖了以下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装备、高铁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这十大领域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所列的领域完全一致,美国通过贸易战来遏制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策略显而易见.

易继明、李春晖:《美对华启动301调查与我国的应对措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65~81页.

实际上,美国方面也从未掩盖过通过贸易战来破坏“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战略意图.此次对华贸易战的两位主要推手,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都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关税瞄准的就是2025计划的重点推进行业.在此次“301”调查的报告中,“中国制造2025”被提及114次之多,而且报告中还通过指出在高端技术制造业方面中美两国在全球所占的份额(美国为29%,中国紧随其后占27%),来佐证中国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对美国形成的巨大威胁.通过加征巨额关税,美国企图削弱中国制造业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在保护美国国内高端制造业的同时,阻滞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布局.

(二)企业战:限制收购美国高新科技企业及技术出口

特朗普签署的总统备忘录要求美国财政部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并在60日以内敲定细节.这一举措可能和国会正在讨论的外国在美投资审查委员会改革相结合,进一步扩大中国对美投资的审查范围和力度.这一方面是中美间贸易博弈背景下产生的衍生性结果,以限制中国收购美国高新科技企业作为美国贸易制裁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反映出处于全球科技竞争环境下,美国对科技中国崛起的恐慌.中国企业近年来对美国高科技领域展现出强烈的投资意愿:2013—2016年,中国平均每年在美国高科技及创新产业的投资约为90亿美元.

目前美国已经采取收紧中国在美投资敏感区域的政策(如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先进材料),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限制新兴技术领域并购)以及设定中俄为“特别关切国家”(增加严格审查条款),致使2017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案件数量增长40%.另外,美国还可能考虑启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遏制中国在美收购敏感技术,该法允许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依此对威胁国家安全的交易叫停.

对于中国高科技龙头企业在美国的发展,美国尤其忌惮.华为在美国的多次企业并购、专利收购和与通信运营商的交易都被美国政府强行叫停.2018年3月,新加坡博通公司收购高通案进入审批程序后,美国政府更是以担忧高通被收购后,华为会取而代之成为5G无线标准的领导者的理由而否定了这笔收购.最新案例还包括美国商务部4月16日宣布的对中兴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该措施禁止中兴通讯在未来7年内向任何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和技术.

另外,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尤其是航空产品、现代铁路、新能源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等.一方面,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限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以避免中国获得核心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出口限制直接关闭中美技术贸易市场,以减缓中国高新技术发展步伐.

(三)人才战:破坏“千人计划”及争夺高端人才

目前,美国对中国政府吸纳海外高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日益警惕,打击华裔学者和留学生通过在美国学习工作“窃取”核心技术的所谓“间谍”行为的监控网络和措施日益严厉,国际高端人才争夺战愈加激烈.

魏立才、赵炬明:《“青年千人计划”政策考察与建议——基于对第一至五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信息的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第81~87页.2008年后,美国政府指控违反《经济间谍法》的被告人中华人数量从17%上升为53%.而被指控者存在以下共性特征:第一,研究集中在生物医药技术、能源资源、经济金融、信息科学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第二,被指控者均是“千人计划”入选者,是中国计划积极引进的技术领域专家;第三,被指控者逮捕前遭受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长期监控,并以“经济间谍”罪起诉,结果多为赔偿和入狱,处理手段较为极端;第四,美国“反千人计划”手段呈现马基雅维利主义特征,凡是加入“千人计划”的华裔科学家自动进入FBI监控范围内,而小范围的“旅美科协”也成为关注对象.

美国政府一方面极力破坏中国引才战略,同时也以各种威逼利诱手段争夺中国尖端科技人才.而这些人才特征也极为明显:第一,人才曾在美国知名院校留学或工作,且学科领域为生物制药、人工智能以及能源资源等领域;第二,人才在中国学科领域中具有高显示度和指向性,能产生引才舆论效应;第三,人才在中国众多科技基金项目中获得大额资助.

三、主要结论与中国应对策略

(一)主要结论

此次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爆发表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方位展开的对华科技创新遏制,中国过去长期依赖的外生性科技与技术创新发展之路已经走到头,必须要全面加速内生性创新经济体系建设的步伐.

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科技创新格局,中国正在美欧日等拥有科技优势的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发起全面追赶,并且已经在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已经与欧洲和日本同处世界创新格局下的第二梯队,并且与第一梯队的美国的差距也在缩小.面对中国强势崛起的时代格局,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活动日益警惕,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艰巨,尤其是并购西方高科技企业或收购核心专利的空间将急剧缩小.

警惕中国海外并购的阵线也从美国逐渐延伸至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等地,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统一阵线”似乎正在成形.例如,2017年7月德国联邦政府通过加强监管外国投资的新法规,将并购调查范围延伸到提供战略性产业服务或软体的企业.根据新规,若并购涉及所谓的“核心基础设施”,德国政府就将阻止并购.欧洲其他大国的类似法规也都在酝酿之中.不仅限于中资的海外并购,即使是在国内,越来越多的欧美科技型企业对于与中国企业合资经营也体现出愈来愈大的顾虑.

因此,当前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尤其要与美国竞争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中国不能将眼光局限在贸易报复措施,而是要将贸易战置于如何加快促进中国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大局之下进行通盘思考,尤其避免堕入军事竞赛,进而陷入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陷阱.美苏冷战期间,军民融合的良好机制极大促进了美国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但苏联的国民经济却陷入了崩溃境地.若国家不信任民营经济,一旦中美新冷战爆发,就可能促使国有资本全面侵入国民经济的每个领域,进而可能严重抑制创新活力和经济效率,从而导致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二)应对策略

关于中国应对贸易战的主要策略,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资本无国界”且无意识形态.中国需要通过进一步推动深层次的经济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尤其是服务业)来吸引外国资本,消除贸易逆差产生的部分结构性障碍,创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舆论,以外部压力促进国内经济的深度转型升级.在强调加大对外开放中拓展发展空间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全面加快建设成为内生型科技创新大国.这是中国在经济问题政治化、大国间全面竞争加剧的态势下延续崛起势头,并最终占领世界科技创新制高点的根本之道.对此,中国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其一,加快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推进步伐.美国科技创新(尤其是基础研究体系)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就是美国体系完备的国家实验室.尤其是美国能源部辖属的国家实验室,在服务美国国家战略规划、开展前沿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转移方面功勋卓著,高效地将学术界和工业界联通,在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战略性地位.中国从2000年起也仿效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制度,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实验室.但到目前为至,除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正式获批成立外,其余14个列入试点的国家实验室仍处于筹建状态.国家应以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为平台抓手,培养和引进一批国际同行认可的领军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学术骨干,组建高水平科研管理团队,从而提升区域乃至国家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

其二,将关键创新要素的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国家实验室等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创新平台的布局,必须考虑到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人才储备.纵观美国联邦实验室的发展历程,战略性的创新平台往往集中于人口、经济、文化要素高度聚集的大城市群.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智力基础和科技转化应用的广阔空间,而前者为后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方向.中国在布局战略性重大创新平台时,应着重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优先考虑国内已经日趋成熟的世界级城市群.目前已建或筹建的国家级实验室无一落户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局面亟需改变.

其三,打破限制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约束.创新的驱动渠道主要有三种:资源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中国目前在制度革新方面仍有长足的进步空间.目前,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无缝链接的体制机制渠道仍亟需理清,政府需要探索各种方式让企业参与到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中,让企业的需求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创新任务的初始阶段就能够被纳入考量,从而激发三者间的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

赵哲:《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高等教育管理》2016年第5期,第52~56页.同时,中国的创新激励机制也有待革新,探索赋予创新团队更自由的科技探索空间、更大的资源支配权、更灵活的薪酬和奖励制度以及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刻不容缓.

其四,主要吸纳民营经济推进实施军民融合.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着力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发展,切实推动军、民用技术的相互交流和转化,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从国际军民融合发展产业经验看,美国军民融合模式起于冷战后期,从“先军后民,以军带民”政策转为“军用和民用工业基础融合战略”.其中,典型军转民成功案例便是阿波罗计划,政府盈利的同时也催生了3000多类新技术,如火箭、雷达、合成材料以及计算机等.民营企业也成为了美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主体,订单量超过国防总部订单总量的90%.但苏联则与美国相反,将军工企业发展放置国家发展的中心地位,忽视民用工业对产业经济的推动,在其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曾面临崩溃的险境.目前俄罗斯也在积极推进军转民策略,例如俄罗斯最有成效的军民两用技术就是GLONASS全球导航定位军民两用卫星系统.

张纪海、乔静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11~116页.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将国防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并根据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积极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薛惠锋:《军民两用技术——国际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17年第19期,第8~10页.从中国目前军民融合现实需求来看,军工信息化建设迫在眉睫,而其方向则是引导优势民营企业、优质的社会资源进入军工产业领域并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军民互利.

参考文献:

1.魏立才、赵炬明:《“青年千人计划”政策考察与建议——基于对第一至五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信息的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

2.赵哲:《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高等教育管理》2016年第5期.

3.张纪海、乔静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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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蕊

创新经济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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