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永远的《诗经》《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诗经选》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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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系列丛书的编选顺序,《诗经选》理当排在首位.不过,小读者真正对《诗经》产生兴趣,试图翻阅求解,也许是在十二三岁、上了初中之后了.毕竟,今天的教育生态已经和古代截然不同.在古代,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常常是孩子们较早接触到的文化经典.这大概与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并且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不无关系.
关于《诗经》是怎样产生的,大致有采诗、献诗、作诗、删诗、正诗等几种说法.其中,删诗说和正诗说都与孔子有关.如《史记》就以为,古时流传的诗歌约有三千余首,后经孔子之手,加以删订,去其重复,编为新书,“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不过,说孔子对《诗经》做了那么大的“手术”,似乎不太可信,所以,删诗说一直备受质疑.别的不说,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 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观于周乐”,其所观之乐,就大抵与今本《诗经》内容相合,而那一年,孔子才不过7 岁.《论语》中也有两条“内证”,一是《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是《子路篇》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都足以证明,孔子之时,诗三百篇的规模可能早已定型了.
那么,孔子是否与《诗经》全无干系呢？当然不是.我们根据《论语·子罕篇》孔子说“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记载,大体可以推知,孔子在晚年,确实对《诗经》做过基于音乐不同而加以刊正、分类的整理工作,奠定了《诗经》的大体格局,所以,“正诗”一说应该是可信的.《诗经》初名为“诗”,又称“诗三百”,汉以后始称为“经”,与《书》《礼》《乐》《易》《春秋》,合称为“六经”（《乐》亡佚而称“五经”）.一部典籍能够进入“经”的行列,也就意味着,她被视为整个民族文化源头性质的“元典”,具有某种神圣性质和教化功能,这样的经典在古代被称作“圣经”,也就是“圣贤经典”的意思.研究这些“圣经”的学问,被称作“经学”,自汉迄清,“经学”一直居于学术塔的塔尖,也是古代学者共同追求的名山事业,历代著名的哲人文豪,要么具有很高的经学修养,要么本身就是经学家.然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的学术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经学被弃若敝屣,一蹶不振,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灵根倒悬,花果飘零.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也经历了一个不易觉察的“降格”过程.比较显著的例子是,1925 年9 月,胡适在武昌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谈谈诗经》的演讲,劈头就说：“《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现在看来,胡适的观点其实大有问题.以“经史子集”四部而论,他是一下子把《诗经》从“经部”,连降,径自扔到“集部”中去了！胡适的说法,彻底动摇了《诗经》之所以为“诗经”和“诗教”的基础,从此以后,青年人只把《诗经》当作“古代歌谣的总集”来看,甚至大学里也只有中文系才学习《诗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百年沧桑,弹指一挥！时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21 世纪.值得欣慰的是,今日之中国,传统文化一阳来复,百废待兴,如《诗经》这样的民族文化元典,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像《论语》一样,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必读书,亦未可知.
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固然可以从古人的文化视角中跳脱出来,各取所需地对待古代文献,但,任何一个民族,保持对民族文化经典的基本敬畏和感恩之心,还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否则,只把经典当作死的知识,或是这样那样的“材料”,以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经典,久而久之,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那种精神品性和生命元气便会萎靡凋零,消磨殆尽！换句话说,把文化经典当作“历史材料”来使用,而非“精神养料”来吸纳,不仅不是什么文化革新,反而是一种“很没文化”的表现.
事实上,我们认识《诗经》,完全可以从孔子的一句话入手.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你们年轻人为何不去学习《诗》呢？《诗》三百篇,既可以兴发志意,萌生感动；又可以观察风俗,考见得失；既可以让人合群乐群,和而不流；又可以怨刺讽谏,抒解哀愁.就近处讲,可以用来奉事父母；就远处讲,可以用来奉事君上.还可以多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哩！”
——“兴观群怨”,是说《诗经》的社会功能：“兴”发挥的是情感功能,“观”发挥的是政教功能,“群”发挥的是社交功能,“怨”承担的是讽谏功能.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说《诗经》的伦理功能.涉及“五伦”中的父子、君臣二伦,此二伦又维系着夫妇、兄弟、朋友等三伦关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诗大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说《诗经》的认知功能.《诗经》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多种学科的知识,故三国时东吴学者陆玑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专门研究《诗经》中的动植物.民国学者胡朴安也著有《诗经学》一书,指出：“《诗经》一切之学,包括文字、文章、史地、礼教、博物而浑同之.”其中“博物”之学,便是建立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基础上的专门学问.你看,在孔子眼里,《诗经》简直是“多功能”的经典,包罗万象,彻上彻下,可大可久,左右逢源！
不仅如此,孔子所谓的“多识”,其实还有更深的文化内涵.为什么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呢？并非仅仅出于“认知”的需要,还有“生命”本身的需要.《中庸》说：“《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鸢飞鱼跃,生意无穷,皆有助于君子体察天地之道,养成“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心和爱心.钱穆《论语新解》论此一章说：“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
所以,读《诗经》,不仅要用心,用情,还要用智慧,甚至用生命！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孔子会用“思无邪”三字概括《诗经》？为什么受过“诗之教”的人会变得“温柔敦厚”？又是为什么,中国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我们的童年,都曾经热爱过诗？我们的情感生活,都一直离不开诗？以上是我们对《诗经》文化精神和价值的总体理解,说在前面,算是“导 读”.关于《诗经》的具体历史背景、文化知识、精神内涵,我们会在每篇之后的“赏析”中予以介绍.众所周知,《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含商、周、鲁三颂.本书从中精选出的80余首诗歌,约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涵盖了十五国风、雅、颂的每一部分,以便尽可能地展现《诗经》的总体风貌.这在众多《诗经》选本中并不多见.在参考文献上,我们以最为古老的齐、鲁、韩、毛四家诗的解释为基础,又借鉴朱熹《诗集传》以及清代、民国以来的多家注解,博采众长,深入浅出,个别篇章我们也试图翻出新意,有所发明.总之,本书是老、中、青三代学者通力协作的结果,我们力求在古老的《诗经》与青少年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方便而又可靠的桥梁,让《诗经》进入到更多现代人的青春岁月,陪大家经历,伴大家成长.
当然,由于文出众手,用力不均,加上出版时间紧迫,三位编者手头的工作繁多,本书必定存在不少问题,还请读者及方家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在此谢过！是为前言.
（作者简介：刘永,文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教师.）
诗经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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