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周总理外交工作中的若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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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外交人员,我曾经在总理会见外宾时作速记,累计达200多场次；亲历了周总理参加的一些重要外事活动,包括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秘密会谈、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破冰之旅”等；还曾跟随总理多次公开或秘密访问越南、朝鲜.
周总理是一位天才外交家、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者,他在外交工作中的若干片段令我难以忘怀,他的外交风采和睿智、机敏、豁达的光辉形象更是永远铭刻在我心间.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的误会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为他召集的一个会议作速记.1967年,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在王力“八七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一次次批评和警告,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部党委大权.整个外交业务陷入混乱,领导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周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负责人,代表党、国务院向他们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火烧英国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
同时,周总理召集外交部党委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部党委通知我参加,作记录.周总理有一个习惯,开会前要对参加会议的人逐一点名,打个照面,说几句话.当他根据名单点到我时,看到站起来的是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小青年,先是一愣,进而以为我是外交部造反派派来的,马上板起脸,严厉地责问我：“你是谁？谁派你来的？你们造反派手伸得也太长了！难道我周恩来还不能单独会见外交部党委成员,还要派人来监视？你们想干什么？”我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这是第一次进中南海,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高层会议,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十分敬仰的周总理,哪里见过这个阵势？于是站在那里,一下子愣住了,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既紧张又害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竟然抽泣起来.这时,姬鹏飞副部长站起来说：“总理,他不是造反派派来的,是部党委安排他来作速记的,回去后好传达学习总理的讲话精神.”周总理明白了,态度马上缓和下来,对我说：“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黑格访华期间,
周总理在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
周总理始终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率先遣组访华,为尼克松访华进行技术安排,解决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黑格同姬鹏飞外长会谈时说,他要转达尼克松、基辛格给、周恩来的一个重要口信.随后,周总理会见黑格.黑格是军人出身,曾任北约盟军司令,讲话比较直率,不善外交辞令.在转达口信时,他直接讲出了基辛格两次访华时想讲而没有讲出口的话.黑格说,苏联企图通过树立中国的敌人或其代理人来“包围中国”.美国同中国接近,并非因为对中国“突然产生某种喜爱”,而是由于苏联的战略是先制服中国,再进攻美国,所以美国出于“自私自利的国家利益”才和中国建立关系.他说,中国的“生存能力”正受到来自苏联的威胁,而美国将“维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访华不要给尼克松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加强总统世界领袖的形象”,“对双方都是有
利的”.
美方此举显然是想通过打“苏联牌”,来迫使中国在谈判最后阶段作出原则性让步.周总理当场表示,我们要对这个口信进行研究后再作答复.然后,他立即向作了汇报.
第二天,周总理再次会见黑格,对他转达的美方口信进行了严厉批驳.其中有几个要点：（1）中美会谈临近,敌对势力加紧反对是预料之中的.（2）苏联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是其扩张政策的继续,说不上是“战略转变”.（3）中美之间在越南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4）半年前,尼克松曾将中国列入世界“五大力量”之中,现在美方突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这是令人惊讶的.任何国家都决不能依靠外力维护独立和生存,否则就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新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任何“孤立、包围、遏制、颠覆”的企图必定以失败告终.（5）“世界领袖”不是自封的.（6）美方由于国内某些势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求中方考虑公报草案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中方不反对进一步磋商.但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怀有强烈感情的问题,如果美方真的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此持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如果屈从于某些反对势力的压力,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则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是无益的.听了周总理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黑格感到很不自在,无力地辩解说,他只是负责转达口信,无意冒犯中方.
中美之间所谓技术性谈判,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充满了主权之争.周总理对中方谈判人员说：“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一点不能让.”这一指示在具体谈判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例如,美方代表提出,尼克松在华期间自始至终必须使用自己的专机和防弹车,并且搬出了美国宪法,说美国宪法赋予总统一项权力,即只有总统本人有权宣布国家紧急战争令,所以美国总统在国外访问期间必须时刻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而总统的专机和专车里恰恰配备有这样的通信设备.中方代表则明确表示,中国没有在其他国家元首来访时向对方飞机开放领空的先例,迄今为止,凡是访问过中国的国家元首,只要在中国境内,都是由中方提供交通工具,因此美方的打算不在中方考虑之内.经过谈判,中方代表提出,允许美国总统的专机作为副机跟随在由中方提供的主机之后,而副机可以通过乘坐在主机上的通讯人员随时与美国国内保持联系.美方对于这样的安排显然无话可说,但他们对中方用来作为主机的伊尔－18型飞机的性能表示怀疑.中方并不否认伊尔－18型飞机比不上美国总统乘坐的波音707,但是可以保证为这次飞机挑选出来的机长是最优秀的,况且中国总理也乘坐同一架飞机,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总理的安全就不重要.在这样的安排和理由面前,美方代表只好放弃了原来提出的听上去盛气凌人的打算.
此外,美方提出,他们自己带通信设备,通过卫星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不要我们付费.我们说,这不行,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出资买下来,租给你们用,你们付费.这样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而且我们在跟他们一起使用时,还能学到一点技术.
美方还提出,中方应提供有关署的详细计划,对宴会和游览场所进行反爆破检查,以及由美方派海关人员到中国海关检查美国记者和技术人员的行李,等等.他们甚至还希望在飞机上准备一些机关和自动,以便在发生意外情况时自卫.上述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代表拒绝.中方代表表示,中国有能力保障美国总统及其率领的代表团的安全.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起草过程中,
周总理展现外交智慧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他在同周总理会谈时提出,美方要与中方就尼克松访华期间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交换意见.事前,美方并没有说要发表《联合公报》,因此中方没有预先作准备.看过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后,周总理表示不能接受,因为这份草案沿袭了一般联合公报的写法,掩盖彼此间的分歧,回避实质性问题,是一个用漂亮辞藻粉饰起来的貌似观点已取得一致的公报.
当然,周总理也没有否定美方草案中的可取之处.他指示有关人员起草对案,并提议：可以按照过去重庆谈判时同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的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由此联想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各国领导的一片争吵声中,周总理脱开讲稿,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响亮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外交准则,获得普遍认可.他的智慧和外交技巧早已人尽皆知,在起草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过程中又一次得到了展现.
在得到的认可后,中方起草了一份“各说各的”公报稿,其中美方意见空出,留待美方自己写.起初,基辛格感到中方对案“用词尖锐”,“立场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觉得难以接受.但冷静下来仔细研究后,发现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或许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
经过反复会谈,美方终于同意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起草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提出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就这样,在与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竟然出现了“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用语.
与基辛格会谈时的出口成章
和应对罗杰斯不满时的善解人意
周总理的口才举世无双,讲话出口成章、酣畅淋漓、思维缜密.更重要的是,他在外交工作中并非以言辞压服对手,而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善解人意的行动,来赢得对方的理解和尊重.中美建交过程中的两个片段可以很好地展现这一点.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总理会谈.基辛格面前放了一厚本材料,照本宣科.周总理手头却只有一张纸条.在听完周总理的第一轮发言后,素有“美国第一说客”之称的基辛格自愧不如,当即收起面前材料,与周总理对谈起来.一场改变世界局势、改变中美关系的惊心动魄的外交谈判,就在看似平淡的对话中开始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乔冠华和基辛格就中美《联合公报》进行了九次会谈.经过共同努力,双方对《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这时,基辛格突然找乔冠华说,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看了《联合公报》,对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些用词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们在场的人听后都吃了一惊.有人怀疑这是美方在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到最后关头,再给中方出一个难题.但仔细分析,又觉得不像这么回事.
大家还在揣度分析时,周总理敏锐地意识到,罗杰斯本意并非想对《联合公报》作修改,而是借此对他在访问中没有参加会见、没有参与商谈《联合公报》,也就是遭遇“冷落”而发泄不满.为了安抚罗杰斯,周总理与基辛格商定,专门安排罗杰斯与姬鹏飞外长进行双边会谈,让他感到有事可干.同时,周总理还特意在从北京到杭州的专机上与罗杰斯交谈,对美国国务院和罗杰斯国务卿本人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罗杰斯对周总理善解人意的亲切谈话感到满意,内心平静了很多.果然,到杭州后,在周总理与基辛格就中美《联合公报》进行最后商谈时,罗杰斯撤回了他的一些修改意见.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
寻求兄弟国家的理解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后,周总理立即向兄弟国家通报了有关情况,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基辛格离开北京的当天下午,周总理约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周总理强调,基辛格来华主要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实际上是中美会谈的继续和升级,是利用美苏矛盾的重要战略决策,不影响中阿关系的发展,中方不要求阿方采取同我们一样的做法.罗博对中美“两个死对头”一夜之间要和解,感到有点突然和不知所措,一个劲儿地提问,原定两个小时的会见延长到四个小时.周总理敏锐觉察到,“亚得里亚海的小兄弟”可能会对我们产生误解和不满.后来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3日下午,周总理带着精干高效的工作班子去越南河内.工作班子中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美大司司长章文晋、越文翻译梁枫、柬文翻译谢月娥,我也作为总理的速记人员随行前往.专机在南宁稍作停留,加油后直飞河内.
周总理首先向越共总书记黎笋、越南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和副总理黎德寿通报情况,谈了两次.周总理强调,中方与美方讨论改善关系,主要是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利益考虑,同时也是为了敦促美方尽早结束侵越战争,从越南撤军,由越南人民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情.当时越方正与美方在巴黎进行秘密会谈,解决印支问题.尽管周总理一再强调,我们无意代替越南同美方谈判,但从谈话中可以看出,越南领导人对中美接近显得忧心忡忡.随后,周总理向柬共领导波尔布特、乔森潘和英萨利,以及西哈努克亲王分别通报了基辛格访华的情况,重点介绍有关台湾问题和敦促美国从越南撤军、尽早解决印支问题的情况.
我们在河内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即乘专机回北京.在北京仅停留了四个小时,周总理便不顾劳累,带领原工作班子（只换了翻译,此次随行的是朝文翻译张庭延）,乘专机直飞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热情地接待了周总理.周总理向金日成通报有关情况,强调了中方改善同美方关系的战略意图,表示中方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中朝战斗友谊永不改变.从谈话中可以看出,金日成对中美改善关系同样感到有些突然,需要慢慢消化.
1972年2月28日,周总理在上海送别尼克松后回到北京,立即安排再次去河内和平壤通报情况.周总理还是只带了一个小的工作班子,我也在其中.那次秘密访问河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乘坐专机先到南宁,在南宁休息了一个晚上,原定第二天上午飞河内.这时河内传来消息,天气不好,有雷雨,要我们在南宁等待.等了几个小时,周总理很着急,说不能再等下去了,让我们跟机长说,只要有可能和希望,就起飞.恰好河内方面说雨停了,专机便立即起飞.到了河内上空,发现雾很大,云层很低,看不清跑道.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导航设备,专机在空中转了几圈,无法降落.最后,机长凭借他经常跑河内的飞行经验,对准跑道俯冲下去.等离开云层,看清跑道,飞机离地面已不足100米,真是好惊险啊！安全平稳降落后,机舱内响起一片掌声.周总理为了工作甘冒各种风险,令人钦佩！
有关周总理严谨细致工作作风的一些细节
周总理工作作风非常严谨,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对他们住房内摆放的报纸杂志、欢迎宴会的菜单、乐团要演奏的乐曲、参观故宫和游览长城的路线等,都要亲自过问,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周总理知道尼克松喜欢听《美丽的亚美利加》,在他为尼克松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特意交代乐团演奏这一乐曲,尼克松听了非常高兴,在其祝酒词中特别赞扬了我们的乐团,说：“我在外国从来没有听到这么好的美国音乐.”宴会结束后,尼克松还和周总理一起走到乐团面前,与指挥握手,向他们致谢.
还有一次,要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会见来访的越南外宾,中方陪同人员和记者等已在旁边大厅等候.周总理来到大厅,顾不上同大家打招呼,便去四周检查,当他看到前往118室的走廊里有一扇窗户未关好,便马上把警卫局和大会堂领导找来,严肃地批评他们：“为什么不把这扇窗关好？天气这么冷,主席出来,受了风、着了凉怎么办？”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动容.因为此时的总理自己还在带病工作,身体每况愈下,会见外宾时,我经常看到他的保健医生给他送药进来.但他从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却处处关心和保护的健康.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啊！
对干部和工作人员,周总理在工作上要求非常严格,稍有半点差错,就严厉批评,毫不留情,包括对一些部级领导.我记得当时挨批评最多的是外交部礼宾司的领导.周总理会见外宾,无论是外交部邀请的还是其他部委和党的机构邀请的,一般都由外交部礼宾司来安排,这是周总理当时的一项特别指示.因此,礼宾司司长韩叙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周总理.不难看出,周总理这一时期非常倚重他,但是对他的批评也最多、最严厉.有的时候,韩叙显然是在代人受过,但他从不在周总理面前辩解或者提到真正犯错误的人,而是事后将周总理的批评转达给有关部门.周总理对此非常了解,对韩叙的这种做法相当赞赏.在严格要求工作人员的同时,周总理也非常信任他们,关心爱护他们,一些重要活动都放心地交代他们去办.
周总理会见外宾时,总能根据对象不同调整谈话内容,有时是同对方探讨问题,或做对方工作,有时是向对方了解情况,做调查研究.有一次,周总理会见一位来访的非洲国家总理,从前一天晚上12时谈到第二天早晨8时,整整谈了八个小时.周总理问了很多问题,从对方国家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部落之间的关系、老百姓生活状况到与邻国的关系等,涉及面广,内容丰富.送走外宾后,周总理对参加会见的非洲司相关领导说：“我是在为你们做调研.”在场的人听后无不感到惭愧,并深受感动和教育.（编辑?杨琳）
作者：原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
工作论文参考资料：
综上资料:该文是关于工作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周总理和外交和片段相关工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