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把手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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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定都
宁做科长,不当局长；辞去厅长,改任教授；登顶仕途路上,转而抽身离去；落马省委书记手抄经文超度乌龟……近年,部分官场“一把手”的举止,让外人乍看起来有些不明白、诧异.一叶知秋,这点点滴滴背后,折射出政坛新的变化.相比以往众人瞩目般仰视,官场“一把手”的人生状态,值得重新审视.这群身居高位者,所处之境或许犹如“围城中人”,种种滋味唯有自知.
辞了局长干科员
一个县一年有10名局长、副局长提出改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虚职岗位；发改局局长、财政局局长等实权人物也申请“实改虚”……据调研了解到,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超发奖金、超配职数等非常规的干部激励手段行不通了,部分干部深感推动工作缺少“抓手”,加上权力受到监督,“无油水可捞”成为常态.于是,盼望从风险和压力大的实职改任清闲但待遇不少的虚职,已成为一些基层局长、副局长们的心态.
在西部某县,去年相继有10名局长和副局长向县领导提出由实职改任虚职,在当地干部队伍中造成较大影响.“这其中包括司法局局长、安监局局长、畜牧局局长,大家都是口头提的,没有正式的书面申请,可能也有试探的意味.”当地一位正科级干部说,最后县委书记发话,谁改任就审计谁,事情遂不了了之.
在湘桂交界处的某县,原县招商局局长是一名“70后”的年轻干部,本是大家眼中的“政治明星”.2014年,这名局长主动申请到县卫计委任主任科员.“工作20多年,我头一次碰到有人干到局长又不想干了.”当地一位干部说,“虽然只是正科级干部,但是对基层干部来说,许多人一辈子也坐不到这个位置.”
采访中,一名县委书记坦承,他主政的县去年有2名正科级干部申请实职改虚职,市里另外一个县有7名科级干部提出“实改虚”.“有的县委书记可能接受不了,认为影响不好,但是我认为这很正常.”这名县委书记说,“现在有些干部为官不为,就应该淘汰掉一批.”
对此另一名县委书记说,只要有官员向他提出“实改虚”要求,他就会同意,若是十几名局长、副局长集中提出,压力就大了,“可能会另行考虑,关键是怕在干部群体中产生消极影响.”
一位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干部说,这确实是新现象、新问题,过去“实改虚”多是个例,局长改任主任科员在有的县甚至多年未见,而且理由多是健康、家庭等客观因素,现在这一现象明显增多,而且“压力大”、“工作枯燥”等主观原因成了托词和理由.“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一些干部的心态.”该干部说.
压力大风险高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部分干部主动申请实职改任虚职,确实有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但是压力大是因为这些干部在“八项规定”前习惯了花钱跑项目、重金奖励招商等非常规工作模式；“八项规定”出台以后,特别是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实施,一些干部突然不习惯,不会工作了.
“过去县里招商引资,根据引进企业投资额大小,会给招商者一定的奖金激励,现在这些都不合规了.”一名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县长抱怨,虽然现在还有工作经费,可以请老板吃饭,但是唱歌、洗脚之类的肯定不行了,“感觉工作越来越难做”.
“一些干部申请实职改虚职,工作压力大是桌面上的理由,桌面下也有希望‘安全着陆’的意思.”一名乡长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新风险是少了,但老风险却不少,以前或多或少有违规操作的地方,他们始终担心问题暴露,“再加上一些人年龄可能到了50岁左右,向上的空间不大了,‘实改虚’是深思熟虑之举.”
“老风险有多么普遍,我给你举个例子.乡政府去上级部门申请项目资金,在过去一般要拿出15%左右用来请上级领导吃饭,顺便打点一下,最后为了填平账目,只能采取虚或偷工减料等违规方式进行处理.”这名乡长感慨,“这些都经不起查啊！”
此外,实职和虚职岗位的责和利不对等也是造成基层官员“实改虚”明显增多的重要原因.不少在实职岗位上的科级干部说,公务员工资阳光化以后,同级别和工龄的实职岗位和虚职岗位工资待遇相差不大,但是工作压力不可同日而语.“前段时间,我们县筹备县庆,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在加班,待遇并不增加,远没有当个主任科员舒服.”西部某县一名宣传部副部长说.
上升通道遇阻也让一些干部“萌生退意”.据了解,有的省份从去年开始在县直单位逐步实施局长、书记一肩挑,这就减少了一个正职职数,加之过去部分县存在超配干部职数问题,也需要逐步消化,因此短期之内一些干部会感到升迁无望.“以前是‘发帽子’,现在是‘摘帽子’.”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说.
头上悬着“两把剑”
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郑振成透露,2016年1月至11月,问责各级“一把手”6100多人,约占问责总人数的41%,体现了抓住“关键少数”的要求.
据他介绍,2016年1月至11月,各级党组织共查处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问题11200多起,780多个党组织和14800多人被问责.问责人数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33%,问责力度明显加大.
2016年初,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中,特别谈到了“责任虚化空转现象”,也就是“一把手”没有履行主体责任的问题.
王岐山表示,要牢牢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强化责任追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20个单位、企业和金融机构党组织,制定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办法细则、问责规定,约谈“一把手”,开展述职述责,层层传导压力,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克服责任虚化空转现象.
此前,也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管,甚至还教“一把手”们如何履职尽责.
一方面要强化责任意识,管好下属,当好“领头羊”；一方面是对其不断强化的监管力度,廉洁从政,避免自身落马.这成了悬在各级“一把手”头上的“两把剑”.
十八大之前,就公开讲述领导干部如何当好“一把手”.
表示“一把手”身居要害、肩负全局,其素质、能力和形象如何,直接决定着领导班子的面貌,影响着干部队伍的状况.坚持原则,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一把手”必定让一个地方的发展也充满生机和活力.反之,如果“一把手”尚且不能做到正直、清廉、正义、勇敢,那就难谈下属的清正廉洁,更难谈地方的活泼有力、公平正义.
2013年1月22日,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召开,出席并发表讲话时大段讲述了对“一把手”的监管问题：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
的上述讲话其实也指出了大量“一把手”落马的主要原因：监督不到位,监督不给力.
如何避免“一把手”不断落马？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给出了答案：要强化监督,着力改进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要强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广大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就“一把手”如何履行主体责任和如何监督“一把手”的问题,王岐山曾在多个场合有过表态.
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讲话中,王岐山也提到了对“一把手”的监管.称省区市党委要不折不扣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加强对地市县的巡视,盯住“一把手”和班子成员.
2013年10月,王岐山在部署巡视工作时,不但表示要监督“一把手”,而且还强调要追查“一把手”此前的工作经历.王岐山强调,第二轮巡视要强化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运用机动灵活的巡视工作方法,提高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抽查的针对性,坚持到领导干部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下沉一级”了解情况.
2014年5月,王岐山与部分国家机关和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中,王岐山着重强调了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称书记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失职.
披露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全国问责了370多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和47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2015年上半年责任追究总人数,超过了2014年全年责任追究总人数,其中近半数为党组织“一把手”.
有媒体统计显示,十八大后,除了“军老虎”,在其他落马的80多名省部级及以上“老虎”中,有近30名党政企“一把手”,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种“一把手”被强力查处的力度,在十八大之前极为少见.
新华网曾在文章中将“一把手”喻为“一霸手”,称书记、市长、局长、董事长等“一把手”掌握着本单位人事任免权和较大的项目自由裁量权.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再加之缺乏有效监督,是“一把手”容易成为腐败重灾区的根源.
非正常死亡背后
换个视角观察,就会发现“一把手”这个角色身上的多样人性：身为“领头羊”,在享受权力快感时,也得背负政绩考核的压力；面临诱惑时的纠结；逢场作戏、勾心斗角的疲惫；想当“老好人”、“太平官”的无奈.稍有不慎,他们很容易患上综合性“疾病”,诸如缺乏理想信念的“软骨症”、高压下的“焦虑症”、保守陈旧思维的“依赖症”、迷恋官本位的“成瘾症”、担心被查的“恐惧症”等等,其可谓一把手“综合征”.这群身居高位者,所处之境或许犹如“围城中人”,种种滋味唯有自知.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去年已有3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自2009年起开始关注官员自杀现象.该中心主任祝卓宏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2009年-2015年7年间,共有209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
祝卓宏现在还是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祝卓宏给各级公务员讲课时,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是压力管理课程.他说,从近几年媒体的公开报道看,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来越受到关注.公众大多下意识地将这一现象与官员的腐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员的心理状况.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在接受采访时说,曾有观点认为,现在官员自杀的比例是老百姓的100倍.但是,这个说法没有权威出处.许燕主要研究的领域是领导干部心理特征与测评,她多次给公务员提供过心理咨询服务.
许燕说,谈论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可以从2005年、2009年、2011年、2012年这几年发生的几个标志性事件进行梳理.
2005年1月5日,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通智,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从驻地京西宾馆坠楼身亡.王通智后来被证实并非畏罪自杀,而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轻生.
祝卓宏和许燕都认为,2009年是全社会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体报道中,共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为此,中纪委、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特别重视公务员心理健康工作,他们还曾经到中科院心理所和北师大心理学院考察座谈,请专家做事件分析.
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此后,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党校的课程设置,也开始出现心理学部分.
十八大召开后,这种现象又加入了的因素.2014年和2015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数量明显增多.
官员失眠率也高达25%.换言之,每4个公务员里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现象.
近年来,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2016年已公开报道的3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中,在相关通报中,有12人被明确指出有抑郁症或抑郁倾向.
在跟官员上课或咨询时,有一些案例让许燕印象深刻.曾经有一位官员在课堂上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事情过去了多年,许燕至今对那一幕记忆犹新.
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浙江省厅首席心理专家赵国秋,现在还是浙江省大众心理援助中心主任.他每周仅有半天时间坐诊,大约接诊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务员.
赵国秋说,通过他30余年的研究得出来的数据是,公务员幸福指数不高,心理障碍指数和职业倦怠指数都较高.赵国秋说,“10%的严重抑郁症患者会以自杀方式结束病痛,50%-60%的自杀官员本质上都患有抑郁症.”
祝卓宏表示,心梗、脑溢血、癌症、抑郁症,这4种病是公务员最常见的严重慢性疾病.“（公务员）患这几种病的比例是不是比其他职业多,现在还没有确切数据.但是这些疾病往往都跟压力有关,压力越大越容易得这些病.”
祝卓宏认为,从有关调研结果看,公务员的压力来源有很多,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家庭上的,还有收入上的.
更让人痛心的是,尽管很多官员受心理疾病困扰,但很少会主动找心理医生或专家咨询,讳疾忌医是常态.
病情与仕途之间的关系,虽然并没有一些公开的规定,但确是官场的一种惯例.
北京市直属机关一名官员曾向媒体透露,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就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东西.他说,即使感觉自己心理有问题,也知道可能会引起相关疾病,也不会去咨询,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隐私不会外传.“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倾诉,以免让他们担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
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会长陈昌文说,官员需要面对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些工作与自己的认知相冲突,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而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也会带来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排解,甚至刻意隐瞒的话,会进一步加重官员的病情.
总的来说,无论是实职转虚职,还是加强自我监督,“一把手”自我警醒这种变化值得肯定,应该说是“从严治党”产生了明显效果,铁腕形成了震慑效应.贪官藏不住身了,庸官站不住脚了.做“一把手”风险大,责任更大.然而,正因为如此,官场秩序才能得以净化,让政坛生态回归本源.
（何风荐自《华声》）
综合论文参考资料：
言而总之：上文是一篇适合一把手综合征和一把手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综合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综合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