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彰显文化意识？方面开题报告范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彰显文化意识？》

本文是马克思主义方面有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意识和当代中国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郑忆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41）

摘　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文化意识”,关系到其能否屹立于世界哲学之林、找到国家民族新发展的自我认同之基等根本问题.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彰显“文化意识”,需要正确处理哲学的“现实”与“历史”的关系,避免在传承和创新民族哲学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复古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而深刻认识中国哲学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意识”的基本维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辨析与定位中国哲学文化传统,是其“文化意识”的基本要求；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其“文化意识”的根本途径；基于现实传承和创新“传统”,是其“文化意识”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文化意识；维度；要求；途径；举措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6）01－００15－07

收稿日期：2015-10-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BZX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忆石（1954-）,女,浙江温岭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哲学的研究.

任何哲学之树都成长于民族文化之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是如此.而是否和如何具有“文化意识”①,无疑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屹立于世界哲学之林,能否找到国家民族新发展的自我认同之基等有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改革开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吸取民族文化传统的需要和条件,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偏颇：或者在反思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时,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性、反思性绝对对立,认为它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不可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基础,甚至得出“凡传统即坏、凡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好”的极端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批判之名,恶意批判和肆意解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或者在赞美和欣赏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时,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进行审视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入西方哲学文化传统,进而否定吸取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必要性,得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只应“回归”和“复兴”民族哲学文化传统,认为只有以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为根基,才能构建先进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世界.

因此,如何看待和怎样处理哲学的“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如何在传承和创新民族哲学文化传统中,避免历史复古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便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进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哲学文化传统：“文化意识”的基本维度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个“史”,既指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也包括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哲学文化传统.

然而,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时期内,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忽略了对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的吸取.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虽然得到了很大改变,但一些人仍然或多或少地抱有“传统与现代势不两立”的认知偏见.为此,我们必须看到,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属于历史,具有极大的被动适应性,尽管在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中,有代表自然经济、专制极权、愚昧迷信的封建糟粕,它们使“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精神脊背上的沉重负担,因而它能否适应当代中国的价值选择？能否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文精神的重塑,提供理论创新的资源？是尚需考察的问题.因此,必须辩证分析和认识中国哲学文化的传统,看到和承认那些代表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哲学文化,是“传统”中的瑰宝,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最富生命力的东西.它的思想的厚重性、典型性,始终为中华民族引以为傲.它的理论的影响力、感染力,始终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这种思想和理论,与现代精神和现代思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具有通融性与互补性,它在本质上不会随着时代变迁、时序更替而走远、消亡,反而因其在中华民族长久、艰难的奋斗历程中,不断转换为推动前行的不竭动力,而具有永恒活力和持久魅力.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哲学文化传统的光耀下,创造了自己灿烂辉煌的文明文化,也将继续沿着这条文明、文化之旅,在与现代精神接轨和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文化中,使传统日进日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历史的思想,又是思想的历史,它不仅“活在当下”即具有时代性,还“激活过去”即具有历史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理论的自信与自觉,必须将其“根”,植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之土.否定传统的哲学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根”；没有传统哲学文化的合理内涵和积极因素的支撑,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源头的“枯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根”与“枯竭”,将直接导致其理论的自信、自觉的丧失.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意识”,首先需要在肯定传统哲学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传承“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①的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的目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的实质,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两者都基于中国国情,都需要在超越中复归中华传统文明.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激活”中华民族的哲学文化传统,有效传承和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哲学文化元素,在助力中华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自立、自豪感的提升中,使自己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同时,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保持和维系适度的张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一种“中国的”而非“在中国”的哲学,真正能够担当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重塑民族价值观的重任.

欲成大器,必要察实.这个“实”,既指当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又指当今世界复杂国际关系中的问题.

然而,改革开放至今,学界一直存在着某种言必曰西方,一味地将生吞活剥的西方哲学文化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新生”的唯一正确路径的价值取向.这种倾向大有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导向脱离国情民意实际的危险.因此,如同那种惟西方哲学文化为先进优越②,蔑视或贬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对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价值,将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根状态”一样,那种轻视中华民族历史传统,忽略诸子百家哲学文化价值的观点,同样将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丧失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的同时,陷入无现实生活旨趣、无具体生命体验的“无情状态”③,它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深入人心,还会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失去对民族文化自我认同感的同时,丧失其理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当下的思想,又是思想的当下,它不仅源自现实问题,而且要解释、引导现实问题.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精神追求的巨大转变④.当下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声有色,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探索让世界震惊.然而,随之而来的更为复杂的内外环境,更为错综的矛盾关系,又亟须思想价值的重新整合,亟须反思先前唯有西方模式天经地义,亟须回应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对中国的责难,亟须应对西方文化的霸权态势和话语压力⑤.中国哲学文化传统既是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基础,也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现实起点,它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批判性反思而有效发掘历史财富,在复合和更新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中,更贴近社会现实,更具有生活气息,更有效处理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提供理论素材和依据.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理顺自己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在理顺关系、恰当定位中国哲学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当下与未来之中,通过吸取和传承民族哲学文化精华,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为国家意识防御西方哲学文化的消极影响,提供价值支撑和理论盾牌.

二、辨析与定位中国哲学文化传统：“文化意识”的基本要求

肯定中国哲学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意识”的维度,不能止于对其的单向评价,还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辨析其双重性并给予科学定位.

就现存状态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既因特定内涵融入民族精神,成为被赞誉、被景仰的集体意识,而仍具持久的感染力、影响力；又因缺乏阶级载体而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因没有全社会的自觉认同而不能成为大众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1],而已被边缘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这一“边缘化与持久性”[2]俱存的双重地位出发,既理性承认它是“历史”,又客观正视它的当代价值.

就理论整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既因理论元素的浩繁庞大、林林总总①,理论历史的悠久漫长、绵延不绝,而成为被推崇、被夸赞的文化瑰宝；又因理论内容及其形式的瑕瑜互见、精糟共存、各种元素的相互影响②,而难以分析辨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这一“多样与复杂”并存的态势出发,既辩证分析各自在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又理性承认其间的相互作用.

就理论层次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既因政治的、生活的、文化的、审美的多种表现形态,而丰富多彩；又因各种形态的交织,各自对社会发展形成的或正面或负面的、或兼而有之的影响,而难以取舍.例如,在传统政治文化中,虽然其政治观念有一定正面意义,但其政治与血缘的混为一体,又是服务于王权集权或“柔性专制”的政治工具.而在传统的生活文化中,诸如仁义廉耻、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基本为人处世之道,虽然也需要补充现代契约、法制的精神,但在当今社会更具有现实价值,更需要发扬光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这一“分明又混杂”并存的层次出发,既区分各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正负影响,又必须看到其间的相互影响,承认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杜绝随意拔高褒扬或恣意矮化贬低某一层次、某类文化的做法③.

就理论属性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多元性,既因带有自然经济、封建政治的时代烙印等消极因素,而应当否定舍弃,又因具有某些超越时空、特定时代的普遍价值等积极因素,而应肯定和传承.例如,作为既是传统哲学文化主体,又是封建宗法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就既有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天命论、为封建道德服务的纲常论,又有人本、仁爱的人道观、和谐中庸的处世理念,而后两者却不啻是当今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这种消极与积极、否定与肯定的因素,却不是“楚河汉界”的阵营分野,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界限分明,而是瑕瑜互见、精糟共存,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形与影,本身就是“二而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这一“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的状态出发,不以绝对的“精华”或“糟粕”标准,简单定性传统哲学文化,而是基于其生成的历史境遇,承认两者作为思想体系构成要素的互为前提性.

就社会功能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既因包含某些鲜活的、能为现代社会需要,能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提供异样的、有益的思考路径和解决方式,而具有“化现代”的作用,又因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核心理念属于历史,而与现代社会无法“兼容”,而必须“现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这一“化现代与现代化”[2]并行的特点出发：不以其历史印迹、特定内涵而将它与保守、落后划等号,正视它与现代化之间在某种范围、一定程度上的同构性及其“解疑释惑”的价值；不偏离当代社会而无限引申、随意发挥、人为嫁接它与现代化之间,那些“貌合”实则“神离”的东西,在还其“本真”中,了解它与现代化之间的“异质性”及其社会功能的范围、限度.

可见,在如何认识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问题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辨析和定位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并肯定其价值,不意味着对它的过度诠释和过高评价,而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明晰并抉择对传统哲学文化的取舍.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意识”的根本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的重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封建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启蒙的“中断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过时论”、“取消论”,一度盛行于学界.由此,证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必然性、合理性,近代中国何以在纷至沓来、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潮、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等等问题,除了需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与民众心理的关系,还必须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关系.自此,学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探讨,并将重心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的关系上.21世纪以来,为回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作为“中国哲学”的质疑,学界进而拓展了对两者关系渊源的探讨,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除了吸取和改造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传统,还包括对中国近现代哲学文化传统的吸取；强调当下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正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文化传统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看到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精神契合点,充分肯定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哲学是最具民族特色的”[3],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如此,它的理论创始人本身就是传承民族哲学传统的典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定语是“中国的”,它应当成为中华民族的哲学,因此,它不能脱离而理应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具有中国的哲学文化特色.这不仅涉及如何将具有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问题,而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获得新的思想资源并与时俱进的问题.因此,必须进而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涵义的两个层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同内涵.前者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在为中华民族接受和认同中,形成和创造出的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实践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具体化、通俗化[4].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而“民族化”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学理传统、价值取向、精神意蕴、形式风格的扬弃（反思批判与继承发扬的统一）,从而在根源上,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之间所存在的“文化意识”之间所应具有的传承与创新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举措：对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整体性研究

一个时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注重或局限于时代性（历史、现实）、资源性（理论、实践）、合法性（必要、可能）、功能性（价值、地位）、内涵性（内容、本质）、方法性（范式、路径）等等学理层面的研究.因此,需要进而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突显“问题意识”,并将政治层面（以意识形态的解读和宣传为主）与学术层面（以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为主）、理论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结合起来,将它们作为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整体进行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精神实质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融合

注重中国语言、中国风格的形式,忽略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精神实质,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因此,不仅应在语言形式,更应从内在理论和文化结构的整体,思考和探索两者之间的对接和融合.中国哲学文化传统是外在语言形式与内在理论框架相统一的整体.尽管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必须,都是检验和衡量是否达到“中国化”的标准,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不意味着只是文本文献的溯源、语词的对接、话语的转换、范畴的变化①,也不能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对接历史”的理解路径.前者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吸取,却没有摆脱停留于点缀或包装的表层；后者虽然力图从精神内涵角度理解两者的“结合”,但实质上仍然停留于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外来”而非“内化”的东西.因此,只有突破语言形式和语言风格的表层,进入到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内在精神结构和理论内涵,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精神实质的对接和融合.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环节：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的统一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者仅仅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文化的“结构”（融入）,或者仅仅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文化的“解构”（变革）之说,无疑割裂了“文化意识”中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实质上,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作为具有现代性的外来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虽然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差异,但又在终极认识（自然观）、终极价值（社会观）、终极关怀（人生观）等方面具有理论内涵的相通性,在逻辑前提（都以考察现实世界为理论起点）、认识方法（都具有辩证性）、理论目的（都着眼于社会平等的大同世界）等方面具有理论形式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百姓认同,必须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习性,寻求“入心”之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文化意识的“传承”,即在继承中国哲学文化的优秀元素、与中国哲学文化优良传统的结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没有对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传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无根无基,更谈不上发展问题.换言之,只有在传承与融合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与创新”.反过来,作为前现代的、本土的理论,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虽然具有理论内涵的相通性和理论形式的相似性,但前者除了精华与糟粕并存①,更由于它与时代的间距、与“世界文化”的距离,以及受民族意识中根深蒂固思维惯性的制约和影响,而需要变革和升华.因此,中国哲学文化传统需要文化意识的“创新”,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导向,在将时代元素和现代精神融入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中,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改造”,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将与时代渐行渐远,更谈不上沿革问题②.换言之,只有在“解构与变革”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与融合”.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大众化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具有相通性,但毕竟是不同于东方文化的西方文化.两种文化之间“隔膜”的存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中国的民族形式表达,与中华民族的特点结合,才能走出“中国化”的第一步.为此,它除了需要找到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相融合的实践平台,还需要找到融合的入口.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因其扎根于社会生活土壤,具有丰富的民本内涵、浓厚的大众情怀、世俗的精神养分、多样的表现形态,而具有大众化的特质,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路径.但是,它历经数千年而凝聚成的民族哲学文化传统,在铸就、影响和支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活动、精神世界、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的同时,也形成了民众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屏障,限制和阻碍着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大众化资源中,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平台；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寻求既具有民族特色又与时俱进的话语表达方式,使其适合于不同层面的受众；在深入百姓的精神家园,关注其在民族文化中的内心体验、心理情绪中,营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气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一体两面.为此,除了需要广泛利用传媒、学校等场所,还需要学习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众的教化方式③,需要掌握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以词汇丰富而言简意赅、对偶得当而富于想象为特征的书面语言,以生活化、生动化、形象化为特征口头语言,以及体态语言、无声语言等等在内的表达艺术,以激发受众的兴趣.

四、基于现实与创新传统：“文化意识”的重要举措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意识”的路径选择,是多重举措的并举.在这方面,学界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重视历史传统的沿革

这里的“传统”,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相结合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的稳定和循序渐进的社会转型,使它延续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即它不仅没有完全否定,反而充分肯定了既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哲学,在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对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传承价值,并将其视为中华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那种视哲学是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表达一种类似儒家思想体系的观点,不仅无视要求对儒家思想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而且也否认了哲学对传统哲学文化“吸取中的批判”和“批判中的吸取”,以及其基本立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哲学的研究不仅从未间断,且分三个阶段步步深入.大量的文章和著述,研究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代表的哲学,如何体现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诸如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古代哲学的“实事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认识论,古代哲学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儒学的“仁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主体论,儒学的“重义轻利”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利观等等问题.这种关系又如何和怎样沉淀为一种历史传统,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吸取民族哲学文化精华,有着怎样的启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在肯定哲学对民族哲学文化传统传承与创新的同时,学界又揭示了其缺陷与不足,分析了产生的认识根源与社会原因.这就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吸取既往经验教训中,得以避免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时,落入非此即彼的“两极跳”陷阱.

在此基础上,学界还将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视为对这一“历史传统”的传承,认为上述理论在将中国哲学文化传统视为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精华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诸如理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小康社会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小康社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以德治国思想与儒学的“内圣外王”观；“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论与儒学的“和为贵”及中庸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儒学的大同理想,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与儒学的“富国富民”论,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与传统文化“公平正义”观,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与“自强不息”君子人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社会主义的功利观①与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传统文化的廉耻观、诚信观等等,无不在勾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时,显示了对后者的传承.

(二)挖掘和改造为当下改革开放可资利用的传统哲学文化资源

一是哲学资源的挖掘.改革开放在将中国融入全球化和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同时,也向学界提出创造现代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吸取民族哲学智慧的要求.为此,学界在寻找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契合点中,致力于两者之间的整合尝试中,挖掘了中国传统哲学可资利用的资源：将传统“实事求是”的唯物论,融入并改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包括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等等）、认识论（包括党的基本路线的出发点）、方法论（包括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将传统“阴阳交合”的辩证法,融入并改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辩证法；将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融入并改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将传统“知行合一”的实践观,融入并改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论；将传统“生生不息”的轮回论,融入并改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将传统“注重综合”的整体观,融入并改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整体观等等.

二是政治资源的挖掘.近年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吁求及实践,在表明改革的复杂与艰难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在借鉴西方经验和吸取先前教训的同时,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从中挖掘可资借鉴的政治资源：将传统“均平共富”思想,批判地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平等观,构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将传统“为政以德”观念,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理念,提出“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治国理念；将传统“经世致用”的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学理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范畴,提出“理性精神与批判精神”相统一的政治诉求；将传统“整体主义”②价值观,批判地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观中,提出了“个体与整体、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国家政治意识；将传统“仁者爱人”的互动主体观,批判地融入马克思主义观,提出了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思想；将传统“以民为本”思想,融入并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治理观,提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人体论和人本政策导向观；将传统“协和万邦”的天下大同观,融入并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观,提出了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主流的和谐世界政治构想等等.当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观念,主要是为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对它的传承,学界更多地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的.

三是道德资源的挖掘.近年来,市场经济的推进在展示现代性的优势与长处同时,也暴露了其弊端和弱点.人们精神追求的功利化、世俗化、物质化、工具化倾向,导致了日盛一日的道德主义责难.针对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复古主义的两种极端认识,学界在强调传统道德既受封建专制制约而具有历史局限,又对现代性弊端具有矫正价值的同时,呼吁重视传统哲学文化的伦理价值,并尝试着从中挖掘对现代化建设有价值的道德资源.这类“挖掘”包括：（1）整体框架上,以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根基,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引领和引入现代性观念同时,传承包括人生理想、人生态度、意识追求、价值观念、情感趋向在内的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精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化理念为核心,在抛弃传统哲学文化的道德理论糟粕同时,构建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在内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2）具体问题上,在批判传统伦理“重整体轻个体”的本位价值观同时,将传统群体本位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体主义理论,论证了具有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群体观；在批判传统爱国主义“忠君卫君”思想的同时,将传统君子品格论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理论,用以阐释当代意蕴的马克思主义主体观；在反思传统诚信观“重自律轻他律”的局限中,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用以阐发富于现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规范；在审视传统修养观“修己以安人”的单向性同时,将传统身性修养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学,用以论证具有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人格论；在审视传统“经世致用”实践理性同时,将传统的入世关怀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德观,用以阐述具有现代意蕴的马克思主义人道理论；在审视传统“以和为贵”价值观同时,将传统“兼爱非攻”的和谐、中庸理念,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范畴,用以阐释具有现代意义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的价值理念等.

（三）研究与宣传并举,“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的哲学”

这种“化”,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研究上,从过去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转变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①,从一个时期以来成为时尚的“对话”研究,转变为既直面现实又扎根中国哲学的历史,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以便确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这种“化”,还在于学界在致力于将民族哲学文化传统元素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其形式,以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众中的吸引力的过程中,尝试通过各种渠道,使其在中国化、大众化的宣传方式中得以普及.例如,将传统哲学文化中具有对立性的“荣”与“辱”,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体系所构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就在实现哲学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观的结合中,进入百姓语境而实现了“文化意识”的传承与创新.

这种“化”,还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注重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典籍中,寻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需的思想资源,还强调不能只关注精英文化,以防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学理层面、思辨层面的漂浮物.为此,学界在强调中国民间文化传统对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的同时,尝试着从中国民间文化的优秀成分中吸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需的思想资源,从“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②方面入手,在消除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隔阂中,努力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富有生气,成为百姓易于和乐于接受的理论.

由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在走向现实、深入生活中,获得了理论发展的动力,一方面又在回归和创新民族哲学文化传统中,获得了社会需要和民众认可,从而得以避免因理论与现实需要的脱节而陷入窘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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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论文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