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生态人类学视角下的云南本地糯稻》
该文是视角相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与生态人类学和糯稻和视角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王宇丰1,2
（1.华南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广东 广州 510642；2.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云南生态多样性是云南本地糯稻品种多样性的基础,稻种多样性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化多样性,三者间存在高度对应的关系.结合自然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生态人类学是分析云南地方性糯稻资源的一个恰当视角.文章先以稻种为媒,通过梳理其生态功能和文化意义,了解云南各族人民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方式和智慧；借助对稻种的历史考察,知悉云南糯稻品种多样性的形成与变迁.应加强对该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和关注,建立保护机制,确保活态传承.
关键词：云南本地糯稻；生态人类学；多样性；变迁
中图分类号：C 912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8)02-0001-07
On the Indigenous Glutinous Rice Varieties in Yun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WANG Yufeng
(1.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uther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2.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Since there are highly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among ecological diversity, bio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has become an appropriate perspective to analyze Yunnan’s local glutinous rice varieties. By enumerating its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media of rice, we can underst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and their intelligence to adapt to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By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rice cultivars, we can be aware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of glutinous rice varieties diversity in Yunnan. The above three diversities and its cooperative relations are precious wealth with important significance. We should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to this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establish the protection mechani, and ensure the inheritance of living state.
Keywords： indigenous glutinous rice varieties;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diversity; change
云南是世界公认的亚洲栽培稻的遗传多样性中心和起源中心之一,也是我国糯稻品种最多且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但在外来杂交稻大面积推广的今天,该宝贵资源正迅速消亡.云南地方性稻种资源亟待保护,其中糯稻品种的重要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不容忽视,结合了自然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生态人类学同时擅长于这两种价值的分析.
一、云南的糯稻资源
云南稻种资源结构的一大特点就是糯稻品种比例高、数量多,均远超其他省区.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提出东南亚存在着一个连续的“糯稻栽培圈”,它从印度的阿萨姆邦一直延伸至柬埔寨的东北山区,整个云南南部正处于该栽培圈的核心地带［1］.国内有学者也指出滇西南的勐海、墨江、景洪、耿马、永德等 17 个县构成了云南糯稻分布圈［2］.渡部氏还认为在10世纪以前糯稻栽培圈范围远大于现今,糯稻早已是圈内的优势稻种.明代《西南夷风土记》载 “五谷惟树稻”和“饭则糯粮”；《云南通志》和《滇志》都列举了14个糯谷品种；清代《滇南闻见录》又提到：“西南夷地宜种糯米,夷人团（糯）米作饭”；康熙《永昌府志》记载有9种糯谷的名称；乾隆《开化府志》也记载了8种糯谷；道光《普洱府志》则描述了“紫糯谷……四属俱产”“香糯谷……极多”.因此,历史上云南应当拥有比今天更为丰富的糯稻品种资源.
云南现仍是我国糯稻种植面积最大和品种资源最丰富的省份.在具有糯食传统的西双版纳地区,1950年勐海“稻谷多糯米,占产量90%以上,种籼稻的少”；勐腊“1964年以前,该地坝区水稻品种以高秆、大穗、大粒型本地糯谷为主,种植面积达90%以上.”据1976年的数据显示,当时云南省共有糯稻品种资源1502份；又据1978—1981年的普查数据,共搜集到糯稻品种1351个,占全省搜集到的5128份稻种的2635%.粳糯-籼糯、陆稻-水稻、中稻-晚稻各型都有；还可分为白糯、红糯、紫糯、香糯、香红糯、香紫糯和光壳糯等.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内 7 个气候类型中的南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再如,元阳哈尼族的本地糯稻品种集是成体系的,从适应海拔高度1900m的耐寒品种“冷水糯”到低至150m的耐热品种“麻糯”,一应俱全.可见,云南糯稻品种类型众多、性状各异、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是具有巨大利用潜力的资源宝库.
二、糯稻的生态功能
（一）云南糯稻品种的多样性和悠久性
糯稻并非必然与某种特定的生态功能联系在一起,其生态效益主要来自于品种类型的多样化.稻分籼、粳两个亚种,与不同的生态环境有对应关系,前者宜于湿热的平原或河谷地带生长,后者多见于高纬度或高海拔凉爽地区,两个亚种均有糯性品种,分别称为“籼糯”和“粳糯”.同样,无论是水稻还是陆稻,无论是早稻、中稻还是晚稻,也无论是常规稻还是杂交稻,都存在各自的糯性品种.糯性与其它性状也无固定关联,如糯稻中高-矮秆、生长期长-短、米色白-红-紫兼有.云南拥有上千个糯稻品种,种群内部的异质性程度很高,各自的生长习性和适宜环境差异很大,这种基因（性状）的多样性是与云南的地理环境多样性相配合的,每一个地方性品种都能适应由特定的气候水土条件构成的当地小生境,从而保证了整体上糯稻能够被广泛种植,或者说糯稻种群能够广泛分布.不仅在糯稻种群内部,糯稻品种的多样性也容易与其它作物品种形成组合优势,进而提高土地、农时、劳力等资源的利用率.
既然粘稻和糯稻一样具有多种类型,现今的品种数量又比糯稻多,为何还要强调糯稻的生态功能呢？这就要联系到创造、享用和传承糯稻的人群,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性.糯性只是因为稻米淀粉几乎不含直链淀粉而全由支链淀粉构成,该性状由隐性基因控制表达,因此在自然界中糯性稻株很罕见,即使出现了也很难遗传给后代.今天见到的能稳定表达糯性性状的糯稻品种都是人工干预的结果,稻作民族的祖先偶然发现了个别出现的糯稻植株后,出于某种原因喜爱和需要这种独特的糯性,然后对稻株进行了长期的定向选育,结果是稳固的文化需要造就了稳固的糯稻栽培.没有稻作民族的青睐和持守,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糯稻栽培种,更谈不上糯稻栽培种的多样性.粘稻品种大举在云南推广种植还是不久前的事情,而糯稻栽培圈已存在了至少上千年,即有上千年的糯稻育种历史,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可以产生和积累无数的变异,并且可以把有利的变异稳定和巩固下来.云南已人工培育和自然演化出大量不同的地方性糯稻品种,每一个品种都已与各自地方的生态小环境充分磨合达成平衡,成为了最适宜在当地栽种的品种,或者说成为了在当地生态效益最佳的品种.已知一些品种至少已有200多年的栽培史,一些品种异地种植则很难保持原有优良品质.相对地,糯稻圈中的糯食民族（以糯稻为主食）排斥粘稻,不重视粘稻育种,故粘稻未能参与同样的磨合过程,导致了能融合当地生态环境并发挥理想生态效益的粘稻品种很少.正是借助糯稻这个媒介,各族人民成功地实现了对云南多种类型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发挥出云南自然环境多样性的优势.
从总体上说,众多的地方性糯稻品种极大地丰富了稻种基因源,奠定了坚实广阔的栽培稻品种遗传基础,允许我们更便利地改良现有栽培稻,同时更成功地应对各种病害、虫害和不利环境的威胁（尤其是新的病虫害或逆境的袭击）,通过让稻种获得足够的应变弹性实现稻作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有利于保证长久的粮食安全.相反地,大面积规模化连续性种植单一或少数品种,会造成严重的遗传资源流失和农业生态系统的退化,提高选育新种的难度,削弱粮食生产体系的可靠性,最终危及粮食安全.
（二）农家糯稻与安全生存模型
美国人类学家博得利（John Bodley）系统地提出了人类粮食生产体系的三个解释模型：人口压力模型、最优模型、安全生存模型,前两者皆为“效率生产模型”.两大类模型的导向和做法截然不同.效率生产模型认为每单位空间必须生产越来越多的食物以应对人口增长的压力,并尽可能地采用最节约成本最省力的新技术.由西方发明、依靠杂交良种等现代科技、在我国汉族地区行之有效、且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的那套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就属于本模型；相较之下,云南少数民族稻农同时保留许多个农家品种就是“安全生存模型”的典型表现.此模型之社会最关心的是群体长远的生存安全,面临生存危机时将不惜成本地作出有利于安全的决定,遵从风险最小化原则,追求以最小的努力去维持尽可能稳定的生存［3］.
一个村寨或族群若保持多个不同糯稻品种的栽培,就能有效分摊因地形复杂、水土各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一块地的偶然减产并不会影响大部分田块的收成.地方性糯种“各相其土之所宜”,高度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反之,单一品种的粮食生产体系更为脆弱,难以应对云南各地复杂多样的生态小环境,抗逆性水平低,不能保证稳产；其次,以傣族和哈尼族为例,其糯稻田适合养鱼养鸭,这种“稻-鱼-鸭”共生的生态友好型综合经营不仅能够实现农林牧副渔并举,而且是一种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长远看来更为可靠；再次,与东部地区对稻田高度精耕细作、创造有当今世界单产最高纪录相比,傣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稻作模式很少考虑施用大量肥料或提高复种指数,稻田耕作也不力求精细,并未将注意力集中到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上.这在人口压力及劳力投入巨大的汉族看来似乎在浪费土地资源,在现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看来是品种多、规模小、分布散、产量低的落后农耕技术.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人口密度没有超出临界值的前提下,此种被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称为“低度生产”（underproduction）的现象却具有长远的安全价值,并非“落后”的产食模式［4］.因为,它使该社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的危险大幅减小,从而显著降低饥荒和环境恶化的可能性.这么做完全符合“风险最小化”原则.
（三）糯水稻的生态效益
2010年,“云南哈尼梯田稻作系统”成为联合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2011年,“贵州从江侗乡稻田养鱼养鸭系统”也成功入选试点.两个系统有众多显著的相似之处,如都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农业、稻鱼鸭共生的立体农业、农林一体的山区农业.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两者还都是围绕水稻为核心的湿地农业,且传统模式中原本必须采用糯稻.20世纪60年代以前,从江绝大多数水田都是播种糯稻,是著名的“糯禾之乡”；今天元阳梯田所用稻种中糯性品种也占有相当比例.当地20世纪70年代在播的66个地方稻种中糯性的占288%,2006—2007年间在播的69个地方稻种中糯性的仍占246%［5］.
这类稻作系统（包括傣族的）中的糯稻的共同特征是：高秆、生育期长、耐水淹和耐湿.如哈尼族山区的传统农家稻种株高一般在130cm以上,甚至超过200cm,生育期多在170~200d［6］.这些特性很利于稻田养鱼养鸭.高秆留给鸭群的生存空间大,鸭也难以触及并啄食稻穗；高秆兼耐浸则允许蓄深水,田鱼生存空间大,可放养更多鱼苗,鸭的饵料也更丰富,且不易伤及水底鱼；全生育期长使得稻鱼鸭共生期长,田鱼可长得更大,雏鸭可以放养多个批次.鱼食杂草和害虫,鸭也食害虫,两者又留粪在田,所以糯稻田中可以不施农药少用化肥,免受或少受化学毒物的污染.民族地方糯稻的特性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在整个农业系统中发挥着关键的功能.可以说,没有糯稻,就没有哈尼梯田稻作系统和侗乡稻鱼鸭系统.此外,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稻作系统还具有巨大蓄水功能,可有效减少洪灾的发生.
虽说在人口密度趋稠和森林覆盖率日降的今天,陆稻具有负面的生态功能,其建立在刀耕火种和生荒轮歇的原始农业基础上,会造成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不过云南的籼糯品种中陆稻仅占556%,粳糯中则占3265%［7］,播种面积急剧减少.陆稻也有抗逆性强等积极的生态价值,云南稻种的稻瘟病抗源就主要集中在普洱和西双版纳的糯陆稻中.有人采用人工接种方法对100份云南糯稻品种进行抗稻瘟病鉴定,结果大多数品种表现为抗性,表明目前栽培的糯稻品种较抗病［8］.在传统稻种中寻找抗谱宽、抗性久的品种是实现持久抗性的重要途径.
（四）糯稻与茶树、照叶树林
日本学者提出了“照叶树林带”和“东亚半月弧稻作文化圈”概念,发现从不丹经我国西南（以云南为中心）直至日本的中纬度地区气候湿润,常绿阔叶林呈连续的带状分布,该区域内的山地和森林孕育出了有别于其它自然地理带的同质文化圈,其最基本的文化特征是：（历史上）都存在栽种水稻、杂粮（包括旱稻）、薯类为主的刀耕火种农业.其它特征包括嗜食糯性食物、不兼营畜牧业、为蒙古人种等,认为嗜糯是早期杂粮栽培民族依赖芋头、木薯、山药等富含淀粉的块根食物所形成的偏好,并导致了对糯稻的培育［9］.渡部忠世也指出了从薯类到薏仁米再到糯米的“黏性食物”的演进路径,以此说明糯稻栽培圈的形成.茶树的起源地带与糯稻栽培圈的范围大致重合,显示两者间存在某种联系［1］.
无论是照叶树林带还是糯稻栽培圈,都是相似自然条件下的景观系统.糯稻、茶树、阔叶树种属于同一植物群落,共享同一栖息地,该植物群落和糯稻田里的鱼、鸭,包括微生物和昆虫,还有生产和消费糯稻及鱼鸭的黄种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糯稻栽培圈几乎完全在照叶树林带分布范围内,早期又实行过砍倒烧光的山地农业,都进一步揭示云南糯稻生境表面上看是一个农田生态系统,但基底却属于森林生态系统,具体地说应属于热带季雨林系统（滇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系统（云南其它地区）.哈尼梯田稻作系统“森林（山腰以上）——村寨（山腰）——梯田（山腰以下）”的环境布局即是一明证,该稻作系统的成功离不开稻田之外的山林及其涵养的水源.
三、糯稻的文化意义
从本质上讲,文化就是人类能动地适应环境的方式,而动物只能靠本能.千百年来,自然环境、作物品种与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了高度对应和密不可分的关系,云南稻作文化是云南省诸稻作民族创造、使用和传承的一整套社会系统或文化模式,包括从直接的繁种技术、耕作农具到间接的祭祀仪式、节庆安排,直至无形的口头文学和族群认同.首先,作物品种在物质与技术层面上起作用,糯稻的特殊性状和糯米的特殊品质促使了一系列糯文化独有用具及做法的创造与传承.显然,该层面在整个民族文化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它对其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起着决定或约束作用.接着,在制度文化层面上,稻作社会的生产民俗、生活及节日民俗都强烈地受到物质层面的生计模式之影响,它们凝聚了稻作民族的集体智慧,是其成员建立尊严和自信的基础.最后,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糯稻早已成为云南诸稻作民族的身份标签和情感依归,塑造了这些民族独特的世界观和信仰.该部分文化一旦成型则会强烈地反作用于物质与制度层面的文化,并能在物质和制度文化都已变迁的情况下顽强延续.
由于糯稻与粘稻在诸多性状和习性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导致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稻作文化.正是糯稻长期孕育和滋养了西南山区诸多糯食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之区别于汉地及有些坝区的粘稻文化.这些民族的传统生产制度和生活方式要围绕着糯谷和糯米,糯米及其加工品在炊饭、酿酒、腌菜、染布、洗发、治病、出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实际功用的同时,还被赋予了丰富厚重的文化意义.例如：云南傣族不管有多少谷米,只要糯米不够就说“缺粮”［10］,许多傣区还认为“吃糯米饭的就是傣族”,不让吃就是不让做傣族人［11］；壮族和布依族在“三月三”“四月八”等隆重节日里必备五色花糯饭,亲友间礼仪往来必备糯米制成的糍粑或粽子,祭祀也只能供奉糯米,因为糯米中的“谷魂”最多,驱邪仪式只能用糯亦因其具有“神力”［12］.
在糯稻丰富的文化意涵中,不容忽视的是其生态观、维持糯稻种植和维护稻种多样性的习惯制度.关于人类（及其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区别了三种不同的观念：环境决定论、可能论、各种生态学观点.前两者都认为人类与自然各处一方互不相容,持该观点的人总是希望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程度,现代农业科技也在其指导下发展和推广.而生态学则认为人与环境不断互动,两者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野,要理解一方就离不开理解另一方［13］.哈尼人崇拜自然、尊重自然、融入自然,视各种自然物为自己的共祖亲友而与之保持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这属于典型的生态学环境观,梯田稻作模式就是该种思想的产物.例如,特别崇拜树神、敬畏神林,通过“艾玛突”等仪式进行祭祀,很重视保护森林和保持水土；又如,哈尼族相信土壤有生命,跟人一样有“胃口”,长期种植同一品种就会长势下降,说明梯田的胃口变差,该换种了,这种生态观使得哈尼稻农每隔2~3年就会换稻种,一个品种连续种植最长不能超过4年；哈尼族又将飞入田间的害虫视作顽皮或迷途的小孩,不会扑杀而待其自行飞离［6］.傣族人也常说“森林是父亲,大地是母亲”“有了森林才会有水,有了水才会有田地,有了田地才会有粮食,有了粮食才会有人的生命”［14］.云南稻作民族都在类似的生态观指引下,与自然保持着高度亲善和谐的关系.从生态人类学角度看,这是从精神思想层面上决定了整个族群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态度和适应方式.
云南世代生活着傣、壮、布依、水、苗等糯食民族,历史上都曾以糯米为主食.哈尼、基诺、佤、景颇、阿昌、布朗、德昂、傈僳、彝等民族也在不同程度上常食糯米.以糯米作为能量和营养第一来源是糯食民族的特殊文化选择,通过对糯稻（米）赋予特定文化意义,在历史过程中逐渐令全民族产生对糯米的某种信仰和情感,形成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集体饮食习惯,从而创造出稳定持久的对糯米的制度性需要,正是这种全民族的具有约束力的固定需要保证了糯稻品种的繁育和种植.对于许多非糯食民族,虽不必一日三餐都吃糯米饭,但也已排他性地规定在一些特殊的时空场合中必须使用糯米制品甚至指定必须选用某个糯米品种,若用其它替代物就无法成礼生效,如民俗要求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敬神祭祖甚至馈赠亲友时非用糯不可,这也构成了一种对糯米的刚性文化需要.有了文化需要,糯稻栽培农业就会自发地延续下去.今天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坚持保留一定面积种糯的傣族、布朗族就是因为在节庆、赕佛时必需.
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奠定了作物品种的多样性之基础,但维持和提高这种生物多样性却要靠文化制度.云南民间很重视通过换种来避免品种退化减产,流行有“压田不如换种”“施肥不如换种”“想要胜敌换对策,想要增产换稻种”等具有指导和规范意义的农谚［15］.再以西双版纳为例,当地的傣族、哈尼族、基诺族都有主动引进寨外良种和寨（族）际间自发交换稻谷种子的习惯,这类民间交换不同于商业交易,并无专利垄断的壁垒或高昂售价的限制,加上传统的轮作和间作等耕作制度,促成了当地稻种资源多样化的品种格局.同时,各族不同的文化需求也为稻种多样化做出了贡献,或者说民族文化多样性助推了作物品种多样性,傣族村寨需要白色糯米上庙供奉,哈尼族需要紫糯米做紫米糕来敬老人,基诺人则用紫糯米求子,另用红米祈丰收［16］.
四、云南糯稻资源的损失及其影响
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宏观因素和外来压力的影响,云南稻种资源的多样性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冲击.
《云南图经志书》记载明朝景泰年间云南景东“其田皆种秫而早收”（“秫”即糯稻）,但到了万历年间,《云南通志》已说当地“田旧种秫,今皆种稻”（“稻”即粘稻）,这可能是有关云南糯稻栽培开始衰落的最早记载.糯稻式微的社会背景是王朝加强了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和经营,汉族军民涌入,外来粮作随之引入,粘稻等非当地粮种的需求增加.此后,历经改土归流、移民屯垦、军阀割据、抗日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每一次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云南各地的作物品种格局,但真正剧烈的变化还是出现在建国后.1949年以后,在政府行政力量主导下先后掀起了“单改双”（单季稻改双季稻,20世纪50年始）、“高改矮”（高秆稻改“IR8”等矮秆稻,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糯改粘”（糯稻改粘稻,20世纪60年始）、“粘改杂”（改“汕优63”等杂交稻,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等连串的改种运动,尤其在20世纪60—70年代还实行了较激进的强制推广.地方性糯稻品种常因单位面积产量低、不适合大面积集约化种植、不符合外来移民饮食习惯、不适合大宗交易、不符合公粮征收和军事后勤需要等种种“弊病”而面临遭到淘汰的命运.改革开放之初糯稻生产曾有过短时的恢复,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又因改种经济作物、土地征收、劳动力外流及饮食习惯改变而继续加速下滑.因此,总的趋势是糯稻品种数量不断减少,栽种面积不断缩小.同时,粘稻在稻作中占比变大,多样化的低产稻种渐被单一的高产稻种取代［17］.1964年,西双版纳州勐腊坝区的傣族仍以糯稻种植为主,种植面积甚至达90%以上.但由于白壳矮、松山黄壳、博绿矮等新的高产粘稻品种的大力推广,使得毫勐享、毫哈、毫弄索、毫弄干、毫尖温、毫龙良、毫龙冷、毫龙勐等傣家传统的地方糯稻品种逐渐退出主导地位.到1988年,迅猛扩种的杂交粘稻品种汕优63已上升为勐腊县的当家品种,这一个稻种就播了约3667hm2.上文已提过西双版纳的勐海县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糯米占稻米总产量的九成以上,至2014年该县勐遮镇种植糯稻约287hm2,仅占勐遮镇当年水稻总面积的293%［18］.同处糯稻栽培圈的普洱市墨江县,1978—1981年云南稻种普查发现当地种有123个糯稻品种（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云南省稻种资源目录》）,2007年时则仅剩22个品种仍在种植（墨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资料）.
云南糯稻栽培圈的萎缩已带来生态、经济、社会层面的连锁反应.第一,在生态方面,地方性糯稻品种的缺位将使多少年来形成的农田生态平衡被打破,生态循环被打断.地力下降,化肥大量使用导致土壤板结,作物抗逆力下降,病虫害抬头,农药大量使用导致农田污染,虫害耐药性增加的同时天敌消失,且不便实行稻田养鱼,有可能造成的宏观和长期的负面影响还有待观察.第二,在经济方面,大规模改种高产稻种或高值经济作物的确能在短期内显著提升经济效益,但却难以弥补所带来的发展不可持续的风险和粮食安全隐忧.在节省劳力的同时,种子、农资成本却在上升,鱼鸭收获下降.农作物单一化在带来农业总产提高的同时要付出结构性短缺的代价,导致其他多数农产品的对外依赖［19］.第三,在社会方面,就像西双版纳傣族的文化变迁一样,粘米替代糯米成为主食后,耕牛和祭仪消失了,其他围绕糯稻的种种习俗都在淡出傣族的文化系统,甚至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都可能受到冲击,传统民族文化因失去稻作根基而陷入传承困境,正面临断裂的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总之,糯稻品种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同时又是生态保护问题和文化保护问题.
五、关于云南糯稻资源保护
鉴于少数外来杂交稻品种正在驱逐云南众多地方性糯稻品种的境况,应该思考以下三大问题.
（一） 保护地方品种
首先是克服“喜新厌旧”和“短视”心理的问题.有了暂时表现更好的外来新品种,老品种就该被立即抛弃吗？原始的地方性品种是数千年来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共同的结晶,或者说既被当地环境接受,能服一方水土；又被当地民众接受,能满足人们需要.这些品种曾经帮助云南人民从种种恶劣环境中获取生存所需的衣食原料,功不可没.再一方面,“有用”和“优良”其实都应作相对意义上的理解,都要受到特定人群、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一个性状在其他时代显得很重要,但到今天可能变得无用；一个品种在本地表现良好,在异地就可能成为劣种；现代的一些强势杂交品种和转基因品种可能未必能帮助农民,却能给种子的研发者和销售者带来巨大的利益.许多所谓有用的性状都是千百年来人类有意无意中保存下来的,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抗虫抗病基因就来自古老品种.所有地方品种都是我们进一步改良现有品种和应变的战略储备,随着农业生产上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未来还会有更多“无用”性状被挖掘出来并获得用武之地.所以说,现在的无用就是潜在的有用.地方品种拥有或已开发或待发现的有用性状,再加上过往对各族人民的养育之恩,完全应该保留下来.
品种保护除了重要性,还有一个紧迫性的问题.只要两三年不种,就会永远找不到.应加紧搜集当地农家稻种建设种质资源库,但更重要的是要让云南本地糯稻品种能够不断种植并代代相传.因为只有这种活态的保护才可保持和优化品种性状,同时还可连带保护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生产技术和稻作制度等等［20］.此外,还应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生态补偿与文化补偿机制,为稻农提供栽培和传承的动力［21］.
（二）慎重推广外来品种
推广外来品种一定要慎重.人类在这方面是有过很多惨痛教训的.贵州麻山地区从清初开始引入棉、麻、番薯和玉米等外来作物,当时看是一项成功的“德政”,但引发的水土流失经过200余年积累,当地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崩溃,终在民国后期引发了大面积的“石漠化”生态灾变［22］.由于生态演化的速度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速度,人们很可能因眼前利益而做出罔顾当地生态的短视行为,结果在后期贻害无穷,致使发展不可持续.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爱尔兰饥荒,以饿死110万人的代价诠释了单一作物（引进的马铃薯）构成的粮食生产体系的极端脆弱和巨大风险.因此,若能切实保持云南稻种的多样性,不强制推广任何单一的粮食作物品种,就完全能够避免类似的悲剧.此时,我们应该向传统学习,从地方性知识中吸取营养.在哈尼等稻作民族的生态观中,每个物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物种间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伙伴关系,外来物种不应强行消灭地方物种或长期侵入其领地,当中蕴含着朴素而重要的生态学原理.另外还应注意,云南一些地方为了开发乡村旅游大种景观作物,也会挤占原属本地稻种的生境.
（三）保护老品种与推广新品种的关系
不同的粮食作物品种对应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例如：傣族的糯米（或软米）文化,彝族的荞麦文化,藏族的青稞文化.如此一来,本土老作物与外来新作物之争就不仅是农业技术问题,而且是民族文化问题.（地方）作物多样性的稳产与（外来）作物单一性的高产间其实具有互补性,而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农业发展观之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老品种间很可能并非纵向进化上的优劣关系,而是横向上相互竞争以供农民自由选择的平等关系.我们亟待转变对本地糯稻品种的认知,建立一套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农业政策与机制,平衡并优化农作物品种格局,从而保障未来云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云南糯稻身上,还可进一步发现：生物多样性就像一座桥梁,两端分别连通着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生态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稻田——稻种——稻农三者的高度对应和良性协同的关系是历史上长期互动磨合的产物,其中包含着大自然的恩赐,更凝聚着云南各族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这种均衡与和谐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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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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