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广义虚拟经济视野下的中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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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GDP总量中,第一、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非物质要素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直接显示出在这个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物质层面,而是上升到满足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新层面.在新的经济主旨的指导下,广义虚拟经济悄然而至,并且日益壮大.广义虚拟经济,即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综合,它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以人为本的经济[1].由此可见,广义虚拟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的发展：发展不只是物质要素的增加,还包含了许多人文社会要素,它们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因此,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出发,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助于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一、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发展中的适用性广义虚拟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原来的物本经济转变为人本经济,确立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秉持着立足于人类生活、以满足人类全面需求目的的和谐发展观.若要在中国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必须明确其与中国社会思想发展路线相一致,适用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为广义虚拟经济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在中国哲学中,人的定位问题很早就明确无疑.《周易》中将三才之道,即天、地、人为三才,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讲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中的《文言传》对人的定位有着详细的描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齐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鬼神乎,而况人乎！”人与天地并立,与鬼神同列,其主体性一目了然.自《周易》起,几千年来,以人为本的观念从未在中国文化中消失.从唐代名臣魏征所讲的“民如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可以看出,中国思想中肯定人的作用、肯定人的地位的传统不曾断绝.这种以人为本观念的长久存在是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扎根的沃土.
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的特征是二元价值容介态,即在信息介质作为进化纽带的情况下,事物既可在和谐共存中自然容介并进化,也可单元存在而不失其意义[2],这其中就含有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中,二元论广泛存在于各个学派及社会生活中.《周易》的“阴阳”,儒家的“义利”,老子的“有无”,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强调事物的和谐统一,都是二元论思想的体现.因此,广义虚拟经济的价值基础与中国文化相符,可以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 广义虚拟经济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广义虚拟经济的实施,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另外,广义虚拟经济重视对精神需求的满足,可以推动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对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着积极作用,可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总而言之,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哲学基础,并且可以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全面发展.将广义虚拟经济应用于中国发展战略,实有必要.
二、从广义虚拟经济的战略视角谋划中国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快速增强,中国需要维护的战略利益空间不断扩大.然而,现阶段中国发展结构性倾斜问题严重,表现在物质资源投入过大而知识资源投入较少,一、二、三产业结构倾斜等方面.因此,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当代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中国要积极调整要素投入结构与经济结构,不仅需要注重“看得见”的实物投资,更要加大“看不到”的虚拟价值的创造,对整个社会发展战略加以优化.就此,我们可以在党校段培君教授提出的中国结构性大战略的视阈下,在把握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规律的基础上,考量中国的发展战略,从新的战略视角谋划中国的发展.（一）双引擎战略视角下的广义虚拟经济发展路径广义虚拟经济不同于其他秉持“物本”观念的经济理论,它突出发展目标的以人为本的导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因此,广义虚拟经济要求在满足人民群众“实在的”物质需求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虚拟的”精神需求.
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当时的主要战略目标即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在这一奋斗过程中,中国取得了卓越成就,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西方经济理论的传播,理性经济人概念深入人心,使得大家淡忘了数理模型背后的生死哀乐,在不断追求物质享受中忘记了精神需求.而广义虚拟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指出国民财富不是只表现为物质财富,还表现为文化素养、生态文明等精神财富.现阶段,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科教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需求极大,且呈增长趋势,急需在战略层面得到重视.中国制定发展战略时,扩大对这些需求的产品供给,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的增长.
从双引擎战略视角看,需求引擎是将以投资为首要推动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首位的发展模式,形成消费、投资、出口比较合理的动力结构[3],广义虚拟经济恰恰提供了极大的消费空间与大量的消费人数.广义虚拟经济不只关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领域,更将人们的消费视野扩大到了“乐”的领域.现阶段,中国人均GDP已逾8000美元,并且已基本实现小康社会,人民已有更多的能力追求精神富足,这次“国学热”中可见一斑.因此,中国应将服务性消费培育成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同时,要大力建设网络媒体等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4],使得中国的第三产业加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方面,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开拓文化市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同时改革教育体制,注重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人才,增强中国人力资源基础,人才才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双引擎战略的另一个引擎即供给引擎,它是指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费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5],这就要求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战略的传统中,科技创新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战略推动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中国的科技实力.但现阶段,中国的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应加大科技建设投入,进入到发展前沿的领域,如新能源产业和太空开发应用等领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这一轮科技发展潮流中把握先机.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大文化创新力度.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是驱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双轮,科技创新推动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而文化创新能保证工业文明的持续发达[6].现阶段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不断增长,急切需要文化创新带来的新的知识要素与其他相关要素,而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沉淀与文化积累正是创新的源泉.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综合西方外来文化,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一起形成新的要素结构与创新体系,并由此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扩大相关产品供给,形成新的创新增长点,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二） 以“十字形”战略保障广义虚拟经济的正常发展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物资匮乏,因此主要经济模式为“物本经济”,由此形成了宏观调控主要针对实物供求的做法[7],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调控体系,例如,对煤矿等矿产资源的调控.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广义虚拟经济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倘若政府不以有效手段加以宏观调控,极有可能产生泡沫甚至经济危机,使人民财富大量流失.例如,一段时期内房地产市场火爆,虽然有人们对安居的实际需求,但更多的是人们对财富增值的心理需求.且不说房地产过热可能导致经济泡沫直至破灭,只是人民财富都流向土地,拥有土地也成为致富的便捷途径之后,人民积累的财富会迅速流失,社会失去创新能力,人们只为钱而奋斗,不再有心思去发挥自己的天赋,社会问题会随之涌现.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影视、旅游等富含虚拟价值的产业共同协调发展的经济,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来控制各产业的平衡发展,切不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因此,加强广义虚拟经济的监测与调控,使广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协调运转,维护好主权信用,使广义虚拟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政府在对广义虚拟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不可像实体经济那样对资源进行集中控制或垄断.现阶段,广义虚拟经济给予了人民群众更大的供给,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加的文化精神需求,这是一个改变中国粗放式的投资方式的绝佳机会.政府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资源控制、人财物管理等方面纵向放权,深化体制改革,使资源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定会以其非凡的创新能力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推动以消费占首位、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的动力结构的确定[8],这与“十字形”战略的“丨”的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类似的情况：北宋不对经济发展有过多的控制,资源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有了资源,创新能力得到支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辉煌的时代,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二百八十亿斤,比唐朝三百年间产出的五百九十亿斤粮食的一倍还多,并且大宋王朝的面积在全盛时期也不及大唐帝国的一半.同时,宋代思想文化也高度发展,苏轼、二程、朱熹、范仲淹等哲学家、文学家都涌现于那个时代,宋代也因此与周朝共同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高峰时期.在政府对广义虚拟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实现人财物管理的纵向放权,使资源可以由人民大众来掌握.但是在社会治理结构上,由于权力和机制的固化性,需要进行权力的横向分权,即按照社会化的原则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分开[9],这即为“十字形”战略的“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涵盖了众多产业,只有政府减少对其的不适当干预,使得广义虚拟经济按照自身的规律自主发展,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十字形”战略为广义虚拟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广义虚拟经济在政府适当调控下的自主发展,对实现增加我国新的创新增长点有着积极作用.
（三） 双向开放：广义虚拟经济对内和对外的协同开放战略广义虚拟经济将原本只有“衣、食、住、行”的经济链条,延展到了“乐”的这一环节.“乐”的出现,使其市场空间变得极为广阔.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人民的精神需求急剧增加,广义虚拟经济的出现恰恰提供了此种需求的供给,并反过来刺激了需求的继续增长.面对这种情况,对内开放要求社会财富、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的开放与均衡化,使社会财富、公共资源在开放中进一步流动起来[10].这会给垄断和特权造成的资源闭塞与不公带来冲击,使社会阶层得以流动起来.当资源得以在社会中正常流动,内需便会得以扩大,消费者有了更加广阔的消费空间,消费结构既可得到改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一目标与双引擎战略下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内在关联性.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的对内开放战略也会影响资源的分配,使得银行资本向大型企业倾斜,教育医疗资源向事业单位倾斜等现象得以改善,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这种影响正好与广义虚拟经济对“十字形”战略的作用相一致.
在实施广义虚拟经济对内开放战略的同时,也要坚持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融入到全球发展之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对外开放.况且,广义虚拟经济的对外开放涉及到虚拟价值的输出,关系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总书记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还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1].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可以满足他国国民的需要,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而且可以使别国了解中国,了解到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大国,了解到一个奉行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负责任大国,了解到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大国,有利于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助于中国抢占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这体现在微观上就是企业的品牌价值与产品溢价.现阶段,广义虚拟经济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靠此获得了大量财富.单就美国好莱坞大片而言,2015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2》中国内地票房已超过14亿,再加上其周边产品的销售,获利极为可观.在其他领域,耐克、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企业也从中国乃至全球获取了无数利润.并且美国企业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输出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且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在全球化进程中掌握广义虚拟经济的主导权,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扩大影响力,改变中国制造处于产业链末端的状况,推动中国制造向高端发展,加速中国经济的增长.
广义虚拟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可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创新增长点.将广义虚拟经济应用于中国的发展战略,可以优化中国的产业机构,解决中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进程.
虚拟经济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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