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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相关论文范文数据库 跟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一种考察兼与消费时代的传记伦理问题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现当代范文 类别:开题报告 2024-02-21

《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一种考察兼与消费时代的传记伦理问题》

本文是现当代类毕业论文题目范文和消费时代和兼及和作家传记相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随着传记研究已进入当代学术研究的核心领域,现当代作家传记也逐渐成为研究界关注的对象.结合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出版情况可知:现当代作家传记数量多、种类多但质量并不均衡,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当代作家传记在生产过程中呈现的表面繁荣的景象,在客观上对传记研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出版虽为传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个案,但如何评估这些传记的价值进而为作家传记的写作与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也随即成为一个难题.本文在考察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现状的基础上以“消费时代的传记伦理问题”为题展开论析,正与此有关.

历史进入2011年,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一股浪潮并绵延至今.五六年间出版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不仅周期短、速度快、数量大,而且还在逐步类型化的过程中衍生了新的传记形态.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是部分现当代作家的传记被反复书写、频繁出版,呈现出过度消费的倾向.出于行文的方便,笔者首先将这类传记总体命名为“消费性传记”.“消费性传记”大致可以从2011年8月文汇出版社推出的署名“流云”著的《花开绵密的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文传》算起,后逐渐发展为系列丛书、集束出版①.时至今日,这类传记主要包括“白落梅经典散文系列”②、“风花雪月是民国”书系③、“倾城才女系列”④、“烟雨·民国·书系”⑤、“民国·沉香女人系列”⑥、“轻传记”丛书⑦、“多情诗者”书系⑧、“诗意传奇书系”⑨等.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数量大、出版形式多样,在近年来出版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二)著者基本是自由作者、畅销书,一人先后出版多种传记且可自成“书系”.(三)在传主选择上因反复书写而集中于一份固定的“作家名单”,这份名单具体包括现代作家张爱玲、徐志摩、林徽因、萧红、丁玲、郁达夫,以及当代作家三毛、海子、顾城.作为一种“传记前史”,他们的名字和经历大都能引起大众读者的兴趣点、隐含着可消费的契机.至于可以列入这份名单的原因,则是至少需要符合“传奇人生”、“复杂的感情经历”、“死亡神话”三重标准之一.因此,当他们由历史人物转化为文本主体之后,其传记作为物质化产品,就成为市场消费的起点及重要标志.(四)写作内容上的类型化、模式化,阅读价值不大,有明显的商品消费意识.

“消费性传记”以其“消费性”为突出特征,影响着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出版与销售.与这种“消费性”倾向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是“图本式传记”成为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的另一道风景.“图本式传记”可列举长春出版社出版的“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丛书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的记忆丛书”,等等.限于篇幅,此处仅以长春出版社的“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丛书为例,该丛书由温儒敏担任总主编,2011年1月出版第1版,陆续出有《图本胡适传》《图本鲁迅传》《图本郭沫若传》《图本郁达夫传》《图本茅盾传》《图本老舍传》《图本徐志摩传》《图本张爱玲传》《图本林徽因传》《图本丁玲传》十种,2015年1月出版第2版并在封面设计上有一定程度的调整、更显“图本”效果.其作者队伍主要由高校学者构成.其写作特色正如“总序”中所归纳的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图文互动”;“二是回归日常”;“三是史家笔法”;“四是优美可读”.此四点从阅读效果上看,既有“浓重的历史现场感”,又写出了特定时代的“个性的生命体”;既强调了“厚实的学术支持,有史家的眼光与方法”、“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又带有浓厚的“科普”⑩特点,平易可读.相对于以往有代表性的现当代作家传记,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80年始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丛书图文相间、图文并茂,力求探寻学术传记与大众阅读、通俗易懂之间的“共通之路”.它充分反映了“读图时代”对作家传记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是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生产中一种有规模的、有针对性的实验之作,具有较为明显的融学术研究和大众阅读于一体的特征.

“图本式传记”雅俗共赏,同样反映了近些年学术性传记逐步走向大众化、消费化的倾向.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学术研究性传记自身的坚守.以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精装本)为例,该丛书总主编为张一兵、执行主编为丁帆.自2012年1月推出贺仲明著的《何其芳评传》以来,陆续出版有范伯群、曾华鹏著《郁达夫评传》、董健著《田汉评传》、苗怀明著《吴梅评传》、袁进著《张恨水评传》、易彬著《穆旦评传》、秦林芳著《丁玲评传》、戴光中著《赵树理传》、钟桂松著《茅盾评传》、程光炜著《艾青评传》共十种.其作家队伍也主要是由高校学者构成,且其中很多是学界前辈、著名学人;其部分版本也是在此前已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充分了解“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的背景下,该丛书突出“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这套丛书“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述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相对于此前有代表性的现当代作家评传,如重庆出版社于90年代陆续推出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评传丛书”,“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有意选择了何其芳、穆旦等以往很少作传的现代作家为传主.其在史料上力求扎实、写作态度上力求严谨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使其具有很高的阅读和参考价值,可作为典型的“学术性传记”加以使用.通过阅读这套传记丛书,人们可以感受到此类传记是一部关于传主的文学评价史以及蕴含其中的渴望将作家经典化的写作诉求.

上述三种传记的出版情况,在总体上基本反映了近些年现当代作家传记与市场博弈的关系及由此呈现出的种种文本形态.值得指出的是,三种传记虽各有侧重、彼此之间存有差异性,但就具体出版形式来看,又不约而同地选取了“一种共同趋势”,此即为在整体上以“丛书”“系列”为主的生产方式.相对于自90年始的现当代作家传记常常面临出版难、无人问津的局面,“丛书”“系列”可以引起读者的关注,可以在显示一种规模的同时凸显现当代作家传记写作本身的厚度、广度和实绩.这种生产方式对于上述任何一种传记来说,都会在顺利出版、投入市场以及阅读传播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然而,若从传记消费应为读者带来更多信息和知识的角度上考察,“丛书”“系列”的大面积增长,会使“消费性传记”在无限度“重复”的同时让列入那份“固定名单”上的现当代作家陷入过度消费的状态,进而加重现当代作家传记在整体上的消费化趋势:仅以“张爱玲传”“林徽因传”为例,2011年以来诞生的有关这两位女作家的消费性传记均已近30种,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在出版过程中存有的非理性与非正常化状态.为此,对于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考察,不仅要分析其究竟选择了何种出版形式,更重要的还要探究其写作立场、出版目的和具体消费时的意义和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消费可以实现生产即创造过程的价值,又可以反过来影响并促进生产.现当代作家传记作为以传主身份而确认的一个传记类型,无论就其写作意义还是就出版层面的考虑,都需要商品消费与阅读消费的方式以收回成本、实现其全部价值.结合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出版情况,不难看出:“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丛书的“图文互动”“科普”特点,以及使“文学史研究专深的成果”转化为“平易诱人”的传记论说的设想,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大众消费意识;“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在写作中“充分注意到了本套丛书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以及为了丰富丛书的“直观性”,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也可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层面上的消费考量.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上述两种传记生产的过程中,传记写作者们大都秉持着严肃的学术研究立场,并对自己笔下的传记会沦为简单的消费品保持了足够的警醒——

这套书虽然面向普通读者,却有厚实的学术支持,有史家的眼光与方法.编撰者都清楚意识到,现代作家传记的写作其实就是文学史研究的一支,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前提,而且因为立足真实,还可以纠正或补充文学史之不足.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摒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的写法.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不片面迎合市场、不以为消费而消费为目的,不因单纯的商业消费降低传记本身的核心价值、学术品味和研究品格,并在适度迎合当下读者阅读趣味的同时进行“自然消费”与“合理消费”,进而凸显现当代作家传记应有的时代性特征,本身就符合传记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由此看待近年来“消费性传记”,为消费而消费的目的使其从生产阶段起就将自身定位于畅销书、消费品的层次.这类作家传记的出场,使传记从生产到消费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同时,也为传记研究本身提出了新的课题.

为了能够全面展示“消费性传记”带来的“变化”,本文主要通过如下四方面加以阐述,进而凸显其“课题性”.首先,是出版策划上的“小丛书系列”与“多方合作”.“消费性传记”虽同样集中在一套“系列丛书”之内,但其规模往往不大,有明显的投入少、出版快和力求见效快的倾向;且在出版策划的方面,该类型传记还包括有独立的“选题策划方”以及“选题策划方”与出版社共同合作的现象.以多次和中国华侨出版社合作的“翰林文轩”为例,“风花雪月是民国”书系、夏墨的《我的顾城,我的海子》以及朱云乔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传》等,就是由其进行“选题策划”的.“选题策划方”独立存在,既可以联系出版社,参与“丛书”设计,又可以联络、组织固定的写作者,生动再现了消费时代文化市场的运作方式.其次,固定的出现与写作的泛化及类型化.“消费性”的现当代作家传记就写作本身而言,催生了一批传记,如白落梅、夏墨、朱云乔、李清秋、朱丹红、王臣、翟晓斐等.他们不仅写作数量多、速度快,一个人可以同时出版几种传记,而且还同时将传记视野扩张至相关人等及至不同时代.如夏墨在先后涉足张爱玲、林徽因、徐志摩、萧红、海子、顾城传记的同时,还写作过《最美陆小曼传》《不遗憾你离开:张幼仪传》等;李清秋在先后创作张爱玲、三毛、萧红、海子传记的同时,还写过《一江春水千古愁:李煜词传》《人生若只如初见:纳兰词传》;朱丹红的“倾城才女系列”还包括同是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李清照、蔡文姬、上官婉儿、卓文君等古代女作家传记组成的另一版式,此外,署名朱丹红的作者还在同一出版社推出过白居易、李商隐、王维、李白的“大唐才子诗传”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作家传记还存有因书名一致、作者身份模糊、内容相近而让人猜测不同的写作者在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现象.如吴韵汐和夏墨都写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徐志摩诗传》;朱云乔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传》、江雁的《海子诗传: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及夏墨的《我的顾城,我的海子》的“海子部分”,三本书虽著者不同、书名不同、章节目录不同,但其具体文字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从三本传记封底印刷的“推荐媒体”、“选题策划”以及“投稿信箱”等信息的相近程度,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读出其利用海子神话,出版畅销书、实现商业盈利的写作目的.再次,“相近的装帧”与“相似的命名”.“相近的装帧”主要指这类作家传记在外部形式上大多朴素且力求讲究简约而不失美观,含有明确的“低成本、低、高回报”的营销策略;在内部形式上,大都文字量适中,多采用诗行排序、段数较多且行间距较大,引文无出处、无注释等是其显著特征.“相似的命名”是指其在“丛书”命名上和每本书命名上,具有相似的风格:如利用“民国文化热”而出现的“风花雪月是民国”书系、“烟雨·民国·书系”、“民国·沉香女人系列”等;以及在书名上多使用主标题与副标题结合的形式,且前者多使用传主的一句诗或与传主有关的一句概括,以留有想象空间、引起读者的兴趣.最后,对传统传记写作和研究形成挑战.按照一般的划分方式,现当代作家传记可分为“自传”与“他传”两种基本形态;在篇幅上可分为短篇传记、中篇传记、长篇传记、集合传记四种基本形式.上述划分方式由于着眼点不同,常常在传记文本具体呈现时相互交叉.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他传”在传记写作实践中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因此又可“向下层递”划分更为具体的类型.比如,从叙述性和评述性的角度,“他传”就可分为“传”与“评传”两种;从性质分类的角度,“他传”又可分为“历史传记”“学术传记”“文学传记”“通俗传记”等多种形式,等等.显然,就传记文本的成书形态而言,传记类型划分是一个相对的、实践的课题:任何一种传记类型都需要通过创作凸显自身的形态,且彼此之间并未有绝对的界限.此外,传记类型又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衍生出新的形态,“画传”“图传”“多传主传记”“影视传记”“电子版传记”以及受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思潮影响而产生的“现代派传记”“后现代派传记”都属于与时俱进的产物.对比以往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形态类型,近年来“消费性传记”主要在实践上呈现出难以归类的问题:除了在命名上出现了诸如“诗传”“文传”“情传”等新的形态,成书时出现“传记加传主作品集”“传记文集加传记”以及“两个传主合集”等新的形式之外,其在具体写法上也常常由于面目雷同而难以做进一步的区分(如“传”“评传”等等).这些新现象需要相应的命名和研究方式予以回应.作为一种暂时性结论,笔者倾向将其整体作为“消费性传记”的同时,在具体展开时可按照“故事传奇”“散文随笔”两种,加以进一步分类.

通过以上四方面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消费性传记”从生产到消费均具备了一般消费品的特征.通过利用广大读者的“好奇心”和“缺乏了解”,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在实际上已抵达了波德里亚所言的“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可以说,在消费形态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中,至少拥有“传奇人生”“复杂的感情经历”“死亡神话”三重标准之一的传主们已成为一个又一个符号——只要有“符号”,就可以在变换外在形式等前提下持续生产、进行消费.此时,集“可消费/消费”于一身的“符号”既是消费过程的起点,又是消费过程的终点.至于“符号”及其文本究竟有多少意义、价值,以及是否在此过程中悄然解构了作家传记的核心部分,都变得无关紧要、无足重轻了.

“消费性传记”在改变作家传记固有核心价值部分的同时,又与“传记主体”的蜕变形成复杂的对应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以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为考察对象,进而探寻文学生产与消费之伦理的出发点.以动态的眼光考察一部传记生产与消费过程,其实不难发现传记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不同主体间精神互动的成果”,而“不同主体”的身份确认则预示了“传记主体”本身的多重性.如果传记家是传记的书写主体,传记写作对象即历史和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某一人物是传记的历史主体,那么,作为一个阅读对象和一个消费过程,传记主体还可包括文本主体和阅读主体即读者两个有效组成部分.“传记活动的这四种主体,在发展中建立了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书写主体获取历史主体的材料,并整合为文本主体,阅读主体通过自己的阅读行为影响书写主体的活动.”

值得指出的是,文本主体即传记作品中出现的传主,虽与传记的历史主体在名字、身份等方面上重合,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文本主体是历史主体的文字表现形式,是某一位传记家对历史主体的具体的认知和书写结果.同一个历史主体可能有许多个文本主体”;“对传记来说,历史主体和文本主体也可以分别称为历史传主和文本传主……历史主体同文本主体的关系,类似于历史同历史学的关系,本真同真实的关系.”既指出了二者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特点,又间接道出了传记本身的魅力及独特性.传记可以像历史编纂和小说创作一样展开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在一定程度上既赋予了传记家可以创造性的书写历史主体的权利,同时,也揭示了传记写作中反复被强调的“真实”其实只是一种相对的真实,是历史主体淹没于历史长河后通过传记写作者的叙述而呈现出的“再现”和“表现”的统一.此时,传记的书写主体即传记家的观念、个性融入传记写作在客观上已成一种必然,传记书写主体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传记材料加以选择、叙述,而传记的真实性就这样转化为书写主体对史实和传主留下来的各种材料的尽可能占有和准确把握,以及对传主性格、气质的深入理解.在此前提下,部分研究者将传记定义为“生命与生命的对话”,进而认为“作家传记的真实是两种真实(再现的真实与表现的真实)的统一.真实只能在再现于表现相统一的过程中来确认,因此‘真实’应当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应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就具有了相应的合理性.

传记活动包含的书写主体、文本主体以及阅读主体常常会因时代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这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文化氛围会影响到传记家以及读者的观念、趣味和评价尺度.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性”的现当代作家传记突出表现了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以符号化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时代,导致了艺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神圣与世俗之间界限的消解,也由此产生了符号生产者、文化媒介人……最后,连阅读主体的阅读也因“好奇心”和“缺乏了解”而具有了消费的特性.总之,在消费时代,以往一切价值观念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对此,作家传记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在笔者看来,消费时代作家传记的主体考察还应当包括一个新的角色,此即为连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媒介中间人”即本文此前提到的出版社和选题策划过程中包含的主体维度.

从历史主体上说,近年来消费形态的现当代作家传记因“一份作家名单”而将历史层面的传主固定化了且只追求其符号意义,因此,这类传记除了不能抵达写作应有的“真实”层面、深刻程度,还因过度强化和集中消费而使大众读者对文学史的了解和认知产生了片面的、消极的影响.从书写主体上说,传记写作者高度集中化、相互混淆以及身份使其实践活动非常像网络写作者的“匿名机制”.尽管,在部分“消费性”的传记文本中,人们也看到了某些叙述形式的变化,但就总体而言,这些传记的写作者实际上正经历自身的类型化甚至符号化的转变——写作者放弃了传记家应有的自由的权利,他既不必为传主的选择而感到忧虑,也不必为材料的搜集与选择、叙述的结构以及传主一生活动与成就的解释和评价而担心,他只要以仿真的、批量化的方式勾勒出传主的一生即可.在此过程中,主体的退隐、个性的匮乏、缺少灵魂之间的对话早早决定了写作本身的“无我性”特征.

书写主体作为传记写作活动的实践者,其身份的转变自然会影响到传记文本主体的塑造和传记文本的质量,进而影响到阅读环节.现代作家传记作为中国现代传记写作中成就最高的类型,且在近年来写作中日渐兴盛、延及当代,除了源自现代作家以及现代文学本身不断历史化与经典化的总的前提之外,还包括以下几点原因:其一,作为传主的现代作家往往都在某一文学创作或某一历史阶段的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需要或至少是值得后人为其树碑立传、加以纪念.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重要作家,皆有为数众多的传记就与此有关.其二,作家因作品而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创作过典范乃至脍炙人口之作的作家历来是不同时代读者渴望了解的对象,与此同时,作家的现实生活也往往与其创作之间具有某些“对应关系”,作家传记可以将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同作家的个性、气质和成长经历结合起来,呈现其内在的联系,满足读者阅读的期待.其三,现代作家一般都有比较丰富的感情经历和人生经历,同其他同时代的人物特别是各界名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与联系,这些都为传记家的写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传记家可以通过写作“更好地展现历史的横断面,把重要的历史事件同作家的生平联系和穿插起来,从传主的生平中发现冲突、清理线索、找出故事、吸引读者的兴趣”.其四,现代作家的创作本身也为其传记书写提供了现实的便利条件.现代作家的创作大都公开出版、易于收集,而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评论也可以成为作家传记的重要内容.此外,现代作家还因时间上的“近距离”而具备亲属、后人、朋友、学生以及许多亲历者可以访谈、咨询等诸多便利条件,这些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作家传记的写作.“消费性”现当代作家传记在传主选择中当然也会基于上述的考虑,只不过,其在实践时是集中于某几位作家且在具体书写时往往倾向于传主人生的某一点或某几点.“消费性传记”不必为描绘传主的一生付出太多努力,因而也就不再计较传记能否作为文献史料甚至一般性普及读物的意义与价值.此时,传记不再承担人性的纪念、人生的示范以及认知的快乐等传记功能;传记不再是文学研究,也不是伟大人格震撼的结果,它只是一种模式、一个类型、一种复制,不需材料的搜集、整理、发掘,也不需要引文及出处的注释.当然,这并不是说消费形态的传记并不具备出版现象的意义.“消费性传记”本就是消费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一种表征.它一面消费传记本身的固有价值,一面为了维护传记本身的基本形构,常常需要某些手段,如通过对“文学性”的片面追求,来实现传记本身的通俗化与社会化,进而在将文本转化为一种优美的、近似诗意的文字符号的过程中,将增加传记阅读魅力的手段即“文学性”作为目的、本末倒置,割裂作家传记应有的历史评价与美学评价相统一的本质要求.

最后,从阅读主体上说,消费形态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不会让读者深入了解传主的一生,自然也不会带来阅读的满足和人生的启示.然而,在另一方面,消费形态传记的出现在客观上又深刻反映了这一时代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与此同时,广大读者的阅读趣味、猎奇欲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消费形态传记的产生.上述复杂而辩证的逻辑关系,最终提醒人们还应当将传记生产过程中出版社等中间环节所包含的主体考虑在内.从近年来现当代传记出版的具体情况可知,出版社的层次、利益追求等主客观因素,同样是决定传记需要消费和如何消费的重要前提.将出版社和传记多重主体的蜕变进行综合考察后,近年来现当代传记从生产到消费所要反思的课题也必然要进一步地深入下去.

考察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的实际情况,引发了笔者对传记文学伦理的思考.现当代作家传记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文学史研究和文艺思想的发展与进步而开始走向繁荣的.由于此时现代文学已经历了长期的积淀、众多现代作家已获得了稳定的历史评价,所以,许多现代作家都因此拥有了多部长篇传记出版、短篇传记不计其数的“经历”;部分起步于现代、成名于当代的作家也开始陆续进入传记写作的视野.至90年代,一批有代表性的、在学术界和读者群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现当代作家传记的诞生,更是为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合这些已有的、整体上获得认可的传记文本如“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传记评传丛书”等,我们不难看到现当代作家传记作为现代传记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不仅要自觉承担传记写作应有的理想价值追求,还应当自觉追求传记本身独特的艺术个性.这些在当时共同遵守的写作准则几乎对于每个传记写作者都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传记家们都知道唯其如此,自己笔下的作家传记才能在可供一般读者阅读之外,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重要的参考价值及至本身就构成了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从近年来消费形态现当代作家传记迅速生产,已然超越学术型传记的增长势头来看,传记写作和传记研究有必要在回归自身本质的过程中,探寻一种可以称之为传记伦理的问题.传记伦理主要是一种针对传记书写主体即传记家的行为约束力,是传记书写主体对自身文学创作道德感的外化.它通过传记实践活动彰显,既不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也不涉及传记写作者的个体道德;它是传记写作过程中观念上共同遵守、行为上需要履行的原则,具有普泛的审美价值和理性价值;它是优秀传记文本产生的前提,又是评判前者的重要依据.由于传记伦理是针对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出版情况而提出的,所以,它在具有悠久历史感、不断历史化的同时理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它主要围绕传记的书写主体展开,并以积极的、实践的姿态间接指向并影响着传记的阅读主体和出版过程.

在《自传契约》一书中,法国自传理论家勒热纳曾提出“真诚”与“真实”两组概念,即“真诚性—相似性—精确性—信息”和“真实性—同一性—忠实性—意义.”“真诚性是一种保证和承诺,即‘契约’,真实性是一个结果.”“真诚”与“真实”贯穿传记写作的准备阶段和实践阶段,其实已涉及传记伦理的某些重要方面.传记家要态度真诚地、尽其所能地去掌握传主直接或间接留下来的全部材料,同时还要密切关注相关论述提供的新的信息及思路.传记家要真实地再现传主的一生,要有叙述、发现、解释、评价、揭露、辨伪的能力及勇气.不仅如此,传记家还要对传主一生进行合理的“安排”、发挥合理的想象,对于部分叙述加以合理的虚构,达到一种文本真实和阅读真实.“通过给我们讲述真实故事,把不重要的细节逐一筛选出去,将整篇作品加以规划,使我们看到其概貌,传记作家比任何诗人和小说家(除了最优秀的以外)都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因为很少有诗人或小说家能承受‘告诉读者真实故事’的紧张压力.但只要尊重事实,几乎所有传记作家都可以将诸多事实告诉我们,增加我们的积累.他可以告诉我们血肉丰满的,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事实.”

传记伦理要求传记家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尽最大限度浸润主体性,传记家要深入理解自己的书写对象,实现灵魂的对话与碰撞.现当代作家传记作为一个特殊而又独立的传记门类,除具备上述伦理意识外,还需在学养和才能上具备很高的素质.传记家虽与作家传记之传主一样,同被称为作家,但他的知识结构和学识修养仅局限在历史学方面是不够的;作家传记的写作者要有敏锐的、艺术的感受力,能够从传主留下来的作品中发现常人所不能发现的内容,能够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对应甚至是自喻或隐喻的关系,能够详细掌握作家研究的历史与最新动态,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自己从事的写作,能够既准确、完整写出传主的一生,又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传主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除此之外,作家传记的写作者还应具有高超的文学素养,在传记写作中凸显相应的文学性.“追求文学性实质是传记作者‘体裁’意识自觉的一种表现,即用文学性将作家传记和一般学术著作、史料汇编区别开来,将作家传记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建立起来.……同时,文学性也是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社会化、通俗化的重要条件.通过文学的魅力将作家推向整个社会,或许也是作家传记独特的价值之一.”当然,作家传记的文学性追求只是使传记富于艺术魅力的手段,不应作为传记的目的和内容过度强化.正如唐弢、马良春等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在强调作家传记文学性的同时,指出不能因此把作家传记写成传记小说一样,华而不实、片面追求文字的美感,已成为近年来消费形态作家传记用以掩盖传记真实性匮乏的重要方式与重要表征,值得研究者注意与反思.

传记伦理在客观上确实决定了“只有优秀的文学研究者才能写出成功的作家传记”?的结论.优秀的文学研究者熟悉掌握传主资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和写作经验,能够掌握作家传主的最新研究动态,进而实现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德、才、学、识的辩证综合,自是现当代作家传记写作者的最佳人选.除此之外,与传主旨趣相近、灵魂相通的作家和与作家传主有着多年交往的朋友以及传主的后人,也会写出成功或是有特色的传记作品,这是因为他们或是在理解力、洞察力,或是在史料、与传主相关的见闻等方面占有“天然的优势”.传记伦理与传记书写主体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再次印证作家传记绝非是低人一等的创作.任何一本优秀的传记都是文学和历史的统一,有自己独立存在和流传下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此前提下,我们所言及的传记伦理其实已经触及传记的本质和范畴归属等层面上的问题,一部传记究竟有无价值也与其是否具有传记伦理有关.

当然,传记伦理作为一个实践性的课题,同样也有自身的现实语境及限度和难度.结合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传记伦理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常常处于“断裂”与“分层”的状态:对于那些消费形态的传记文本,人们其实很难从出版社的环节上去实现生产与传播意义上的传记伦理,同样也很难让读者去普遍接受一种阅读意义上的传记伦理.究竟是选择“畅销书”还是“长销书”?这个长期的、涉及不断提高传记生产者、出版者和读者自身素质的问题,一直包含着复杂的历史内容.传记伦理的彰显虽在时间上按照写作、出版、阅读的逻辑顺序,但实际上,只有从生产到消费都呈现出一种道德伦理意识,传记伦理才算完整地实现.因此,传记伦理贯穿于传记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并需要各环节的共同作用才能抵达自己理想的状态.为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不断提高写作者、出版者和读者自身素质的同时,只有实现传记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自律,认清这个时代作家传记的基本构成方式并不断重新定位传记的层次,我们才能找到传记伦理与当下传记结合的理性形态,进而在正确看待当前传记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接近传记伦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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