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写多少本书，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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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现在国内顶级文学期刊稿费最高不过千字千元时,我和一同操作此题的同事明萌都很吃惊.而七八年前,这个标准更是低得惊人,最高千字80元.
第一个采访对象潘向黎很不能：作家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灵感,尤其一流的作家,是国家的文化财富,都无法靠写作维持基本的体面,“还一直说是文化强国,在提升文化综合软实力,难道我听错了吗？”
7月末稿费税并入综合征税的消息出来后,潘向黎的朋友圈议论纷纷.有人建议她开工作室,这样税率最高仅为17%.她同时还是《文汇报》的特约首席编辑,坦然地谈起自己向迟子建、王安忆等名家约稿的难堪：她们写篇文章花费的时间和上一次大师班的课程差不多,所得却是十几分之一,写稿全靠友情驱动,她得时时维系.
不过之后遇到的更多作家姿态都很平和.他们的书不畅销、在圈内业已成名、有固定工作、物质需求不高,才能和理想一起活,用表达的愉悦喂饱自己.
徐则臣大学毕业就成为文学编辑,工作时看稿,私人时间写稿,持续21年.他大学开始赚稿费,那笔钱就够请室友吃两顿饭的,他从没指望过当全职作家,自然也不会计算投入回报比：写一本《耶路撒冷》想结构就用了三年,动笔后又是三年,还有什么体验能比写出作品更美妙？
周嘉宁说,她从小学就给上海的学生报纸画插画,后来当中学生记者、给新概念投稿、做《鲤》文字总监,用稿费维持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既然驱动写作的不是物质,那给多少拿多少是最简单的,无须自扰.
他们算是我这次采访的作家的代表：不太了解现行的稿费制度让他们失去了多少,也基本认同,严肃的写作是特殊的精神生产,很难获得广大的读者,“国家政策是应该区别对待”.
某种程度上,这个话题在作家圈子里或许有采访对象没有向我表露的敏感性.有之前完全靠稿费为生的年轻作家几番思量后拒绝了采访；有成名多年、地位很高、书也畅销中外的作家断言,他认识的90%以上的作家都是最贫困的人,写多少书都不可能买房.他所在的经济大省这些年没出什么好作家,“有的辛辛苦苦写了篇,两三万块钱.写一篇房地产策划案就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后者? 这个时候现实很骨感,一定会放弃理想.”
采访时,一说到稿费的话题, 不少采访对象主动回想,“刘绍棠那个时候,一本书买座四合院啊……”
但同一年代也可找到另一面向的故事：陈良廷从1940年始从事翻译工作,到1996年上海市政府把他和其他翻译家的编制收入上海文史馆前,他都住在愚谷邨亭子间,两间房最多塞了六个人.直到现在,他和同为翻译家的妻子刘文澜的房间也不过二十平米左右.采访那天,我临走前他突然拍拍那张由缝纫机改造的堆满书的桌子,对我昂头一笑：“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一张自己的桌子,他们都叫我‘亭子间文人’呐！”
那时我感到酸楚.做这个题最大的安慰是,不少作家告诉我,全世界作家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徐则臣回忆,很多人和他一起在跑道上起跑,大多数人都跑丢了,但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热爱文学的新鲜血液输入.这就够了,不是吗？
生活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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