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周恩来和党的早期隐蔽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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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一南昌起义、创建“特科”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周恩来精心策划、呕心沥血,充分发挥隐蔽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场景的独特作用,从而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
隐蔽工作的成功尝试—— 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之后公开背叛革命,向中国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7月24日,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认真分析了革命形势,决定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坚决反击,在南昌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组建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这是一项关乎命运前途的重大决策,不允许泄露丝毫消息,周恩来特别注重从源头上严格控制情报的知晓范围.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前往九江.临走之际,他对妻子邓颖超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等人护送下,经九江秘密抵达南昌,当晚下榻在花园角2号的一处寓所,与先到南昌做起义准备工作的朱德会合.
周恩来深知,军队中党的组织是极其秘密的,为保证战斗隐蔽性之目的,他进行了严密细致的部署,即便在起义的前两天,会场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部,叶挺召集营长级以上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任何闲人一律不许进去.同时,驻扎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二十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团长级以上军官会议.而获悉南昌起义计划后的团、营级军官,同样也严守机密.时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营长袁也烈后来回忆：“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命令是隐蔽而逐级向下传达的,连级干部直到队伍出发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当他们得知准备南昌起义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后,大家仅剩下一件心事,就是盘算着何时把任务传达给排长、班长和战士.7月31日下午,时任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警卫队班长的粟裕,才接到“擦拭武器、补充、整装待发”的命令.天黑之后,战士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私下嘀咕：要打仗了吧！ 跟谁打呢？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呢？恰巧周恩来路过战士身旁,他停留了一会儿对大家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答：“不怕！”周恩来接着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至于非作战人员,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了,当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8月1日凌晨两点,南昌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方向目标,对没有准备的敌军采取突袭,敌人惊慌失措,迅速瓦解,这些行动与周恩来领导下的出报保密工作息息相关,从策略上保证了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成功.
创建专门的工作机构——“特科”
1927年9月,机关迁往上海.这里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又是反革命势力的大本营.同时,“革命形势一经变动,许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自首告密叛变的事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面对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屠杀的残酷局面,要把国民党统治下广大地区的党组织保存下来极其困难,要使它得到巩固和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创建专门的工作机构,他向党建议成立“特科”.
特科以原武汉军委特务工作科的李强等同志为骨干,又吸收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同志,由周恩来亲自指挥.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惩办叛徒营救同志,打击敌人,保卫机关的安全.周恩来对特科的建立、发展、完善及一系列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则,并注重实践历练.
在周恩来领导下,特科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建立了各有分工又密切合作的四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事项；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工作；第三科为行动科,承担惩办特务、镇压叛徒的任务；第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负责无线电的通讯联络工作.党的六大以后,为加强对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周恩来是决策人,日常工作则由顾顺章负责,向忠发挂名.也就是说“周恩来是特委的灵魂、决策者”.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领导的特科隐蔽战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多次在敌人对机关采取毁灭性行动的危急关头,及时传递准确情报,为党的转移和采取应变措施赢得了时间,保证了机关的安全.但意想不到的变故还是发生了,严重考验了周恩来领导的特科.
1931年4月24日,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立即叛变投敌.他长期负责党机关的保卫工作,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对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住处了如指掌.接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周恩来临危不惧,他当机立断、有条不紊地作安排.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机要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他们的秘书中凡可能为顾顺章所认识的都做调动；将一切顾顺章所熟悉的、可能成为其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实行紧急改变.在周恩来严密部署下,当天夜里,、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转移.周恩来率领特科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使敌人处处扑空,企图一网打尽中国地下组织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敌人阴谋虽未完全得逞,但周恩来对特科工作进行了深刻反省,敌人在上海的大搜捕使及地方党组织受到破坏,许多员被捕惨遭杀害.周恩来认为,特科工作虽有许多成绩,但因顾顺章一人背叛,遂使全部工作受到影响.这是特科工作本身缺点造成,其根源是缺乏政治教育,并表示自己应负主要责任.
1931年12月上旬,根据决定,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苏区担任局书记.而特科直到1935年9月才撤销.从1927年到1931年,周恩来领导的特科与敌人进行了艰苦而隐蔽的斗争,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斗争史上建立的卓越功绩不可磨灭.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张树军文）
周恩来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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