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刘熙载词体正变观与其词学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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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艺概》文本探寻刘熙载独到的“以豪放为正”的词体正变观,能够发现,这个“正”字涉及词作的形式、内容、风格、情韵等多方面内容,并且主导了刘熙载推尊词体、区分词风、推崇本色、辨析词品、知人论词的词学审美思想.
关键词：刘熙载；《艺概》；词体正变观；词学审美
作者简介：杜娟（1992-）,女,湖北松滋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彭红卫（1966-）,男,湖北红安人,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02
有着“中国古典美学最后一位思想家”之称的刘熙载,其文艺理论专著《艺概》也被学界推崇至与刘勰《文心雕龙》相媲美的地位,尤其是书中的《词曲概》部分,更是充分体现了刘熙载独到的词论思想.关于刘熙载词论部分的研究,学界的研究重点一直放在其词品论的深度研究或比较研究上,其中不乏有对刘熙载词体正变观的讨论,但探讨范围宽泛且宏大,因此还有不少可以深入阐述的余地.笔者认为,刘熙载独出己见的词体正变观不仅是其文艺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其词学审美的文本烛照,因此通过深入分析其词体正变观中“正”的多项含义,在正确把握其词体正变观的基础上,就可以发现,刘熙载词学审美与其词体正变观一脉相承.
一、刘熙载的词体正变观
刘熙载颠覆了词体传统主流正变观,率先提出“以豪放为正,以婉约为变”的词学主张,可谓独出浙西、常州两派而自成一家.主流词人多以“”为典范,其缘由为晚唐五代词产生最早,并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本风貌.为论证词体豪放的本色,刘熙载明确肯定李白《忆秦娥》的正源词风.“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1]刘熙载认为词在梁、陈时期就已产生,及至唐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首得以发展成熟.当代学者本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也得出了和刘一样的结论,认为李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2]虽《忆秦娥》是否为李白所作仍存有质疑,但却可以肯定为中唐时的作品.由此可见刘熙载论据在时间上的准确性.
在为词体正源的基础上,刘熙载进一步提出了他的词体正变观.即以《忆秦娥》之“声情悲壮”为正,以晚唐五代词之“婉丽”为变.而传统词学观却以情切婉丽为宗,以苏词为变,可见刘熙载词体正变观的开拓性.但其词体正变观又不仅限于“声情悲壮”这一层面,雅正之词在声律上是有一定要求的.“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 焉！”[3]刘熙载认为词与乐章密不可分,要把握词体的“正”首先就要从音律上把握其正声,只有在识律的基础上,依据中正之音得出的词方为雅.
从“倚声”的角度辨别了中正之声后,刘熙载进一步阐述词体形式内容上的雅正.“词尚风流儒雅.以尘言为儒雅,以绮语为风流,此风流儒雅之所以亡也.”[4]周邦彦词的富丽精工一直为人所称道,刘熙载也直觉看到了其作的精巧特质,然而从其词作的内容来看,却有用词不“贞”而“旨荡”的现象.周邦彦词多涉及恋情,虽体制精美,但却耽于淫情荡意,品格不高.史达祖词喜用“偷”字,同样不为君子之词.另外,刘熙载认为词作内容既要反映现实生活,如苏、辛词般题材广阔,同时又要把握温柔敦厚,含蓄蕴藉而有所寄托.
词除了尚“风流儒雅”,还要在风格上以苏词的“豪放”为正.刘熙载认为苏、辛皆是至情至性之人,所以词风也是潇洒卓荤,出于温柔敦厚.但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苏、辛为变调,刘熙载不囿于传统,认为正是由于苏、辛为“至情至性”之人,因此二人词作更是出于“温柔敦厚”,并用胡明仲的话来论证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表”,以此来说明苏词的本真.[5]
情韵上的“正”即为“真”.刘熙载认为“情”在词中非常重要,词家先要辨得一个“情”字.“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6]并且将“情”与“欲”做了清楚的区分.世间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感情大多诚恳真挚,因其出于内心最真实的体悟,和欲念无关.刘熙载认为流俗以欲为情,而庄骚之作则是少欲而多情,只有明辨之分,才能明白这两家的相同之处.
刘熙载不仅辨正 体,而且对变中之正,也有所阐述.“文文山词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变之正也.”[7]“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出自《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在刘熙载看来,文天祥的词同样具有“开阔的气息”和“悲世的情怀”,文天祥抗战被孚 英勇就义,堪称民族英雄的楷模.其词雄浑苍秀,属于豪放一派,可以说是与李白《忆秦娥》的“声情悲壮”一脉相承.刘熙载从知人论世的方法入手,对文天祥词的内容和思想境界很是赞赏.
总之,刘熙载在判定词体正变时从儒家温柔敦厚的背景出发,首先从词体源头的角度,确定太白词《忆秦娥》《菩萨蛮》的正源地位,并一反传统主流观点,以东坡词为正,晚唐五代词为变,可谓是学界的先声.而其词体的“正”又不仅仅体现在风格的“豪放”上,更是涉及声律的“正”、形式内容的“贞”、情韵的“真”等诸方面内容.刘熙载以“豪放”为正,以“婉约”为变的独到见解,不仅是其词体正变观的理论主张,更是其词学审美的现实烛照.
二、刘熙载的词学审美
在阐述词体正变观时,刘熙载首先从字源上推尊词体,旨在消除“词为诗余”的偏见,《词概》开篇指出：“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如《关雎》《鹿鸣》,皆声出于言也；词则言出于声矣.故词,声学也.”[8]刘熙载将词提高到了与诗对等的地位,他认为诗、词都属于乐歌,因为二者都是伴乐而歌的,它们的区别仅在于表达方式上诗是“声出于言”,而词是“言出于声”的.接着,刘熙载又引用《说文解字》对词“意内而外”的注解,来说明词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体裁.
在确认以“豪放”为正的基本概念后,刘熙载又将词的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类,并以“阳刚”为正,以“阴柔”为变.刘熙载眼中的“阳刚”即为豪放,“阴柔”即为婉约.《艺概》中提及的32位词家,属于阳刚的有苏轼、辛弃疾、晁補 之、姜夔等,属于阴柔的有晏几道、贺铸、柳永等.刘熙载对豪放词颇多赞誉,将苏词视为老杜诗.南宋词人张炎赞赏姜夔,却不看重辛词,但是刘熙载却认为姜夔是才子之词,稼轩是豪杰之词,二人各有千秋,不可强论得失.而对“变”的“阴柔”词风,刘熙载则颇多微词.如广受盛赞的柳永词,在刘熙载看来却是惟“绮罗香泽之态”,因此他觉得柳词在风度品格上远远未达遒上的境界.
在豪放词中,刘熙载更为推崇自然本色之作,并标举词的“奇创”与“沉厚”.刘熙载认为本色词如太白诗般“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他的本色观也并非全然否定雕琢的痕迹,反而更强调千锤百炼,由工巧转至本色.“词尚‘清空’、‘妥溜’,昔人已言之矣.惟须 妥溜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沉厚,才见本领.”[9]“妥溜”二字源于张炎,意指句法与章法的圆熟融贯,刘熙载在吸收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又融入自己的“奇创”观,强调词家在章法圆融时,自我创造的重要性.刘熙载引黄庭坚评论苏词《卜算子》的话,认为“清空”是指词家具有清空的悠然心境,在写作中发挥自身的卓识旷论,使作品富有丰厚的意象和人文内涵.
在诗教观的影响下,刘熙载明确提出“论词莫先于品”,认为人品与词品息息相关,并提出“词进人亦进”的观点,与传统儒家“知人论世”的看法一脉相承.刘熙载借用陈亮《三部乐》词,以人品喻词品,将“元分人物”定为词之上品,“峥嵘突兀”定为中品,“媻珊勃窣”定为下品.[10]“元分人物”为自然本色且温柔敦厚的人物,只有苏、辛二人能达到这个标准；“峥嵘突兀”是指作品卓尔不凡,如秦观、姜夔等；词之下品则最为人所不齿,指在词中极尽谄媚之态,如高观国、刘过等.刘熙载进一步用词的品格与诗比对,将苏、辛词比作诗中李杜,将柳永比作白居易,以吴文英为诗中李商隐,而姜夔、张炎则类比为大历十才子,颇有创见.[11]
从其词体正变观来看,词之中上品当属词体之正,这些词作家也具有优良品格.他认为作家的主体修养一定会映射到作品中来,只有品格高超的词人,才能在词中表现超迈卓绝的思想.刘熙载将词品严格分为三等,虽然有失偏颇,但处在清末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下,婉约词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刘熙载对具有言志功能的豪放词的推崇,可以说既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文学传统凭借,又有经世致用的现实功用.
“以豪放为正,以婉约为变”的词体正变观是刘熙载独到的见解,作为封建末世的文学理论家,他在评价词体的过程中,自然无法摆脱传统儒家色彩,将豪放词也打上温柔敦厚的烙印,但他又能突破传统来建构自己独特的词体正变观.在细读《艺概·词概》文本过程中,可以看到,刘熙载眼中的“正”涉及词体形式、内容、风格、情韵等多方面内容,同时,他也能辨析变中之正,是以豪放词为正的先声.从刘熙载词体正变观中,我们又能总结出他推尊词体、区分词风、推崇本色、辨析词品、知人论词的词学审美主张.可以说,刘熙载词体正变观决定了他的词学审美.
参考文献：
[1][3]~[11](清)刘熙载著 .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497.485.576.559.576.525.483.564.574.526
[12]本斋.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J].中州学刊.2009,(1):43.
词学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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