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真实性和社会性的鲜明表达论乔治克鲁尼电影风格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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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媒体文化中的图像、音响和宏大的场面通过主宰休闲时间、塑造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同时提供人们用以铸造自我身份的材料等,促进了日常生活结构的形成,人们使自己嵌入到文化当中.”[1]换言之,电影在为观众提供视听元素的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认知国家、民族、社会和自我的诸多材料,并通过这些视听材料在个体精神中的渗透和灌输来塑造个体的思维观念和社会行为,使其在个体的认同体系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电影导演也是如此,通过影片,或直白、或含蓄地将个人的思想或者观点传达给观看电影的观众.由演员转型导演的乔治·克鲁尼,深谙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模式,同时在成熟的拍摄团体的运作下,拍摄了一系列电影,由演员成功转型为导演.在乔治·克鲁尼导演或者监制的每一部电影中,都有相关的社会事件或者呈现着某种社会认知倾向的观点,强烈的现实性、社会性与诉求性表达成为其最鲜明的特色.从处女作《危险思想的自白》开始,乔治·克鲁尼就强调自己的立场.众多严肃的社会题材影片的拍摄,绝不是偶然为之,是导演借电影这一艺术手段表达自我的思想,强调自己的立场.乔治·克鲁尼电影中诉求表达主要表现在题材选择的真实性、社会话题的嵌入式呈现、导演态度的渗透三个方面.
一、 题材选择的真实性
电影有很多都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成,一般分为两类情况：一种是呈现真实事件,成为纪录电影或者历史片；另一种是以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大背景下小人物的故事.真实事件的添加增加了情节的丰富性、完整性.此外,真实事件的发生原本就带有戏剧性,可以进一步凸显电影主题的深刻、宏大.乔治·克鲁尼监制的《逃离德黑兰》,即改编自1979年真实的人质危机事件.期间,一位精通伪装技巧的中情局特工策划了一个营救方案,成功地将困在加拿大驻伊朗使馆的6名美国外交官带离.电影完整地呈现了事件的全过程,特别是救不救、如何救人质的全过程.艺术源于生活,以真实事件为基础而创作的电影,既具有极大的观影基础,又能恰当地展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晚安,好运》讲述了在20世纪中叶美苏冷战时期,当美国人正为“赢得战争、丧失和平”的局势而沮丧时,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影片回顾了与麦卡锡主义斗争的相关历史,记者爱德华·莫罗就人问题无畏地与参议员麦卡锡作对抗,表现了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如何报道新闻、坚持原则、还原事实真相彰显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政坛风云从来都是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在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和生活,这也影响着导演的创作思维.电影《迷镇》中的迷镇是一个纯粹的白人聚集地,面对新近搬来的黑人一家,镇上居民强烈反对,他们专门开会讨论,日常生活中也是充满敌意.当马特·达蒙家里遭遇不明匪徒入室、妻子不幸去世后,镇上居民更加相信这一家黑人的到来是不祥征兆,打破了小镇原本安静的生活.他们聚集在黑人家门口,打砸烧谩骂,企图驱赶黑人家庭.故事中的这一幕,是美国1957年夏天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勒维特镇上的真实事件.通过小事件展示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多年的种族问题,以小见大.同时,乔治·克鲁尼导演通过这一影片反映了他对美国种族问题的看法,影片话题讨论性强,给观众提供了一次对黑人与白人种族问题进行思考的机会.
乔治·克鲁尼无论监制、还是导演电影作品,内容都是涉及真实事件,通过电影的语言再现历史事件,是导演主动的自我选择.当然,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保证了故事的完整性,有大量的观影者基础,但这不是唯一的选择,而导演刻意的选择,是一种主动作为.至少可以说,导演在严肃题材方面有着更深的见解和领悟.选择真实的事件是导演表达内心诉求的最直接方式,对哪些社会事件感兴趣,就通过电影的方式将其搬上银幕,展现给大众,吸引更多的关注.
二、 社会话题的嵌入式呈现
如果说,以真实事件为题材拍摄影片只是表达诉求的第一步,那么在影片中嵌入社会话题的讨论,导演就具备了表达个人政治诉求的更大空间和平台.乔治·克鲁尼拍摄的影片经常会嵌入总统选举、、人权等众多社会话题,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影片严肃题材内容的偏爱,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社会事件是极为关注的.公共叙事是一种传递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叙事活动,叙事作品与社会大众所持有的价值观保持契合与互动的关系,以大众为消费对象的电影可以称为具有公共叙事性质的作品.公共叙事需要代理观众完成对公共关注和焦虑问题的解释与想象性解决,对社会问题、社会危机以叙事的形式传递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主导意识形态.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同时也是表达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观影者观看电影,也是在接受一种价值观的输入,喜欢某个导演也是因为他传达的观点与观影者的想法是一致的.分析导演的电影风格,也是在探讨导演所坚持或者认可的价值观.乔治·克鲁尼导演的作品,无论是剧情片,还是喜剧片,里面都包含了社会话题的讨论,这其中就隐含了导演的观点和思维.借助电影情节讨论社会性话题,电影的结局彰显着导演的选择和坚持.
《迷镇》通过小镇普通人的日常,聚焦人性善恶和问题.乔治·克鲁尼也曾为许多独立政治小片充当制片人,比如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逃离德黑兰》.《总统杀局》根据百老汇喜剧《法拉格北站》改编,是美国新锐剧作家鲍尔·威利蒙的代表作,他曾参与过2004年的美国大选,并从中得到素材和灵感创作出了这部百老汇舞台剧本,影片中对美国政治的黑暗进行了深刻的刻画.影片讲述了一个年轻人为一名极具潜力的总统候选人做宣传和发言人,但他最终却成为了权谋牺牲品的故事.该片以总统选举为题材故事,揭示了政治的阳光与灰暗,充满黑色气息.影片描绘了一个政客幕僚的残酷成长,以一种卑微姿态展示了游走于伟岸与卑劣之间的利益游戏,纵然制度,依然尔虞我诈,权力滋生的除了梦想和,亦有阴谋和丑闻.配乐、影像和节奏都是为了政治题材影片而创作,安静而又凝重地讲述了政治的无情与人性的黑暗.
影片《晚安,好运》向人们展现了美国新闻业的一个可以载入历史的经典时刻,它记录了CBS的传奇主持人爱德华·默罗和参议员麦卡锡的冲突,呈现出政治格局和政治立场的个人化,探讨了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内敛却尖锐.主角默罗坚持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原则,他和他的战友们顽强地以行动和事实反抗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最终还原了事实真相.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初出茅庐的参议员麦卡锡宣布,他手上已经掌握了国会内部共党奸细的大批材料,由此利用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发动了一场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运动.莫罗和他的同事们却不愿屈从于政治和舆论压力,力图戳穿麦卡锡的谎言.默罗的呐喊最终使恐怖的麦卡锡主义走进了历史.电影以某一严肃的政治话题为中心展开,随着剧情的发展,引导观众跟随思考、讨论,将此类话题通俗化和扁平化,这是乔治·克鲁尼聪明的地方,在严肃、深奥、冰冷的诉求和通俗、粗浅、充满人性的电影媒介中找到一种平衡.
三、 导演观念的渗透
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说：“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更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2]因为电影是一个社会化的产品,作为一种快捷的媒介载体,可以最快速和灵活的方式向社会大众传播,这就使一些社会热点以一种娱乐的方式反映出来,进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在题材选择上,电影通过选取社会大众最关心的热门话题,以求比较迅速快捷地反映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那些带有新闻性、时代感的现实题材或标新真人真事的即时题材是电影的重要选材.在电影中,乔治·克鲁尼通过直接、暗示、抉择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面对各种生死抉择,影片中主角的内心在做选择,同时折射着导演的内心选择,影片是导演内心活动和思想的展现者,影片中人物的行为是导演坚持自我主张的执行者.
影片《盟军夺宝队》是一本基于史实的纪录片.在二战历史中,有7个人受命于罗斯福总统,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前往欧洲,拯救纳粹夺走的各种文物.他们没有实权,不会武功,几乎没有械,但他们要完成的是单匹马抢救文物的工作,而且他们所到之处,士兵对他们的行为并不理解和支持.但是,对于艺术的热爱和追求,对人类遗产的尊重和敬仰,使他们不畏艰难,深入虎穴.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牺牲了,有人非常艰难才取得了别人的信任,最终他们在法国和德国抢救了几万件艺术珍品,虽然相距纳粹抢走的25万件远远不足,但他们为挽救全人类的财富的确居功至伟.他们在抢救了大批的文物之后,没有选择送回美国,而是全部物归原主.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影像阅读》写道：“一个被隔断历史的民族或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动的权利,远不如一个始终得以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的民族或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理由——所有的古代艺术,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3]在影片的结尾,一个人问队长,到底是艺术的价值高还是人的生命的价值高？影片最后给了我们答案：“人类世世代代生长繁息,但只要文化没有被消灭,人类就能继续传承下去.”
电影中经常抛出疑问,不作回答,留下悬念,把答案留给观众.在乔治克鲁尼的影片中,他给出了明确带有自我态度倾向的答案.这些特点成就了他的电影,成功地引起了观影者的共鸣,打动了观众.乔治·克鲁尼深谙好莱坞电影拍摄手法,借助一流的制作班底,影片一直保持着高水准.通过真实事件的再现、社会话题的嵌入、个人观点的渗透,在整个影片制作全过程中从始至终贯穿着自己的诉求,借助电影画面、人物行动、故事背景等一步步深化,每部电影的完美呈现,都是乔治·克鲁尼导演诉求的一次完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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