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花样年华》里23套旗袍没有夸张，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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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到处是光怪陆离的灯光和高耸的摩天大楼.最让吴老太爷大受刺激的,是一位身穿高开叉旗袍、连肌肤都能看得分明的时髦.那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的一双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这情形,不禁让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终于,吴老太爷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子夜》
有多少初来上海的人会像吴老太爷—样惊慌失措,深入这座猎奇巢穴之后深深觉得自己是个“土包子”呢？
那些在大街上过往穿梭的小姐太太们,穿着的新奇服装是那样大胆暴露.令吴老太爷目眩神晕的是那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白花花的臂腕和大腿.
他不会想到,在这一袭旗袍背后,上海女人倾注了多少心思巧计,她们在整个三十年代里,花费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热情,展开长达十年的旗袍变装秀.
作家曹聚仁说过：“一部旗袍史,离不开长了短,短了长,长了又短,这张伸缩表也和交易所的统计图相去不远.”
虽然这是揶揄,但各种关于旗袍的时髦叫人赶得又累又心甘情愿,欲罢不能,才是三十年代正统海派旗袍的魅力所在.
而在时装模特还未成气候的年代里,电影明星、社交名媛都充当了模特,甚至发明者的角色,上海是全国最时髦的地方,她们是上海女人中最摩登的佼佼者.《花样年华》里23套旗袍的演绎,并没有过分夸张,八十年前的上海滩,正是这些旗袍的温床,培育出了现今意义上的“中国符号”.
胡蝶的“胡蝶边”
胡蝶是喜欢穿短旗袍的,她喜欢长度缩短至膝盖下,袖子也缩短到肘上的旗袍,这样一来,整个小腿和小臂袒露无余.当时,《火烧红莲寺》的一把火已让胡蝶成为最受关注的女明星,一言一行颇受制约,顾虑到守旧派的非议,又不便贸然行事,她动脑筋在短旗袍的下摆上缀上三四寸长的蝴蝶褶衣边,短袖口上也相应缀上这种蝴蝶褶.
这个巧妙的计策适当掩盖了短旗袍的突兀,让老夫子们也无话可说.当胡蝶带着这个简单的小装饰亮相后,迷恋短旗袍的女士们眼睛为之一亮,纷纷效尤.因为“蝴蝶”与“胡蝶”谐音,胡蝶穿的这身旗袍,时人称之为“胡蝶旗袍”.
1931年2月中旬,上海“大世界”游乐场举办迎春招待会.胡蝶作为特邀贵宾.会上,有记者问她最喜爱哪一家商店的服装？胡蝶脱口而出：“鸿翔服装店的衣服,不但做工考究,而且款式时新,我常去选购.”
此话本很平常,岂知因为出于大红大紫的电影明星之口,立马形成轰动效应,顾客纷纷登门,一时间“鸿翔”的时装供不应求.
店老板胡鸿翔顺水推舟,干脆将胡蝶的那几句话写成大字布标,张挂于店门口,同时与胡蝶达成口头协议——往后胡蝶登门购衣,一律打6.5折.
1933年,胡蝶当选“电影皇后”,在当时上海有名的大沪舞厅举行加冕典礼,胡蝶就在“鸿翔”公司一套白纱礼服,在舞厅出场时十分显眼.1935年1 1月,胡蝶在上海举行婚礼.
鸿翔的名师为她制作了一套绣有一百只各式各样的白色蝴蝶的结婚礼服,婚礼时,这套礼服轰动了在场宾客,被称为“百蝶裙”在上海引为佳话.
阮玲玉的“立领旗袍”
1934年《神女》里阮玲玉饰演的阮嫂,她穿的那身旗袍是当时最流行的款式：贴身,高硬领,半袖且有花边装饰.
这件旗袍的领子已比寻常高出许多,但阮玲玉生就细长脖子,瓜子脸型,这高高的领子衬托她的气质,确是格外恬静.
不单在银幕上,阮玲玉在生活里也非常钟爱高领旗袍,她留世的小相里,旗袍色彩,图案,款式变化多端,唯一不变的就是高耸的领子,紧紧裹住脖子,和脸颊之间不留一点缝隙,关锦鹏版的《阮玲玉》也注意到了这个特点,脸颊修长的张曼玉同样围着高高的领子,挺直身板,高昂着头,游走在银幕中.
顾兰君的“开叉旗袍”
三十年代来临了,女人们在缩短旗袍长度的同时,开始在似露非露的开叉处动脑筋.起初,旗袍悄悄地在左边开了低衩,后来衩越开越高,渐渐高及膝部.1934年,电影明星顾兰君的一次亮相,使旗袍开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至高点.顾兰君于1931年进入影坛,《姊妹花》让她在中国电影舞台上有了一席之位,真正留名影史的应是她在1938年《貂蝉》中的出色表演,使其被誉为“活貂蝉”而声名大噪于海内外.
而在1934年,她还没有饰演古典美女貂蝉的时候,活脱脱是个大胆火辣的时代女性.在一次公开亮相中,她身着自己设计的旗袍款步踱出：旗袍的左侧开长衩至大腿深处乃至几近臀部,同时又在袖口开了半尺长的大衩,露出皓皓玉腕,再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凹凸分明,极富诱惑力和挑逗性.
这身“顾兰君式”的新潮旗袍装扮,迷倒了多少男性,也让多少女性有了领路先锋.一时间,裁缝铺里被大开叉旗袍订单逼得连夜赶工,走在路上,妖娆的大腿在旗袍的半遮半掩下招摇而过,满街尽是“顾兰君式”开叉旗袍.
甚至有一段时间,旗袍太过暴露了,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1934年6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其中规定：“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衣领最高须离颚骨一寸半；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左右开叉旗袍,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政府费尽全力的干涉,才使旗袍的开叉之风稍有收敛,而翘起腿露出内裤的也成为了1934年让人最难忘的一幕香艳美景.
陈玉梅姐妹的“扫地旗袍”
陈玉梅是“天一”公司的台柱子,演技、歌喉都在三十年代初红极一时,自1923年初登银幕,演过多达几十部电影,虽没有胡蝶名气那么大,但也是屈指可数的大腕之一.
1934年,陈玉梅突然宣布息影,嫁给“天一”老板邵醉翁,安心在家里相夫教子.
虽然不再在银幕上活跃,却也是社交名媛,上海滩大小时髦之物,都尽在掌握.
1934年,大开叉旗袍势头被镇压.陈玉梅和陈绮霞姐妹俩干脆提议一种新式旗袍,来填补上海女人们对旗袍的渴求.她俩联合倡导：低开叉,同时加长旗袍长度,越长越好,长及地面,遮住鞋子为最佳,这就是旗袍史上著名的“扫地旗袍”.
就这样,“扫地旗袍”流行了好几年,直到1937年,日本人的进攻惊扰了干变万化的旗袍界,辗转在战争的硝烟里,舒适便捷才是上策,旗袍也因此缩至可以方便行走的长度.至此,“扫地旗袍”成为民国旗袍中的一个历史.
.红帮裁缝”
三十年代的上海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南京路、霞飞路上终日热闹非凡,一大批技艺超群的旗袍技师隐匿于大街小巷,他们按照瞬息万变的潮流走向,缝制出独特的.海派”旗袍风格.
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宁波裁缝,19世纪中叶,一批来自宁波的手艺人开始闯荡上海,率先引进西式服装缝制技术的就是他们,讲这新式手艺改良运用到中国人的服饰中,受到洋派人士的大力捧场.进入20世纪,宁波裁缝的生意越来越火,干脆大家都叫他们“红帮裁缝”.
这些最先接受西方服饰立体剪裁技术的人,有着超强的国际视野.旗袍悄然兴起苗头时,他们开始订购最新的国外流行杂志,购买国外时兴的面料.他们在营销手段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借助时装表演来展示自己的当季新品.如果说,海派旗袍离不开上海女人,那么,海派旗袍一定更离不开红帮裁缝,他们夺下了诸多‘第一”：第一套西装,第—套中山装,甚至还出版了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敏锐的时尚嗅觉,让红帮裁缝为海派旗袍的异军突起立下汗马功劳.
十年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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