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岗大包干是如何被新华社记者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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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今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当年,小岗村搞“大包干”是“瞒着干”的.从1980年年中后,小岗队的“大包干（到户）”突然爆发出无尽威力的冲击波,在一两年的时间里,辐射全国的社社队队,并神奇地盘活了农村经济.时至今日,人们还会一连串发问：小岗“大包干”是谁发现的？是谁首先报道的？它是怎么走向全国的？
受新华社安徽分社委派,当年我是将凤阳作为定点调研基地的农村记者,在农村改革初期,采写了几十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内部材料和公开报道.
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
新华社1980年6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王礼贶报道：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安徽省凤阳县,今年夏粮获得丰收.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亿斤,比实行“大包干”第一年的去年增产一成,比没有实行“大包干”的正常年景1977年的总产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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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是国内第一篇由记者实地采访写作的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新闻报道.
1979年秋收以后,我到凤阳县,看到这个县自去年9月下旬以后,近3个月未下一场雨,土地龟裂,严重的干旱,为秋种小麦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由于实行了“大包干(到组)”,社员群众开动一切抽水机械,男女老少还挑水造墒,结果大旱年头比正常年景还多种小麦6万亩.
这些小麦下种以后,在“大包干”后,冬管春锄、施肥除虫搞得怎样？夏粮收成好吗？这些问题都惦在我心里.到6月中下旬,我和王礼贶两位农村记者,再次走访了这个“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而闻名全国的“讨饭县”.在普遍实行“大包干(到组)”的武店区,我们到了6个公社,社社增产,粮食总产几乎都比没有实行“大包干”历史上粮食总产量最高的1977年翻了一番.在一个个打麦场,我们看到农民堆满笑容,在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后,把一口袋一口袋小麦扛回家里.
在场院、在农户家里,我们一遍遍询问“怎么夺得小麦丰收的？”农民们说：“‘大包干’后,完成征购、提留,都是自己的,多收一斤是一斤,干活有劲.”“抗旱种麦,是拼了老命；田间管理,是拼了老力；买肥施肥,是拼了老底(家底).”
看到这些场景,听到这些生动语言,我们手不停笔地记着,并连夜在招待所写成报道.
总社播发这篇题为《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凤阳县大旱之年夺得丰收》的报道之后,《人民日报》6月29日头版头条刊登,另有多家报纸采用,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
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报道引发了新华社及其他媒体一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潮,一报道潮又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到凤阳县学习“大包干”的参观潮.
参观从1980年下半年延续到1982年上半年,参观团队从凤阳邻县到滁县地区各县来,从省内到省外来,1981年参观达到了.看到这种参观盛况,我和王礼贶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我们报道的“凤阳大包干”正在不推自广；担忧的是,千万不要搞“一刀切”.为此,王礼贶还写了“记者来信”《莫将凤阳当昔阳》.
更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在这场“凤阳大包干”的参观潮中,人们最终取到并实践的“真经”,并不是凤阳“大包干(到组)”,而是小岗“大包干(到户)”.这种“种瓜得豆”的“奇事”是怎么发生的？
“瞒着干”的“小岗大包干”是怎样走向全国的
说起“凤阳大包干”的来历,曾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的陈怀仁,当年摊开工作日记告诉我：在1979年2月中旬的一次讨论生产责任制的全县四级干部会上,梨园公社石马大队党支书金文昌说,他们那里有几个生产队搞大包干,不要算账,简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大包干好！保证国家征购,留是集体提留,剩下全是自己的,痛快！县委书记陈庭元抓住群众的这句口头语,向路过凤阳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群众要求实行大包干”.王郁昭随后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请示.2月26日,万里听了汇报后说：“只要能把群众生活搞好,就可以搞.”“凤阳大包干”从此在全县叫开了.那是“大包干到组”.
我前面介绍了“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有人可能会问,凤阳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即1979年,你们为什么没报道呢？
确实,1979年凤阳县已有83%的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年末,安徽分社采编主任张万舒与我一起走访了马湖、宋集、梨园等公社,看到凡是实行“大包干”的,队队增产,季季增产.于是我们从“适应当前干部管理水平；联产计酬,调动积极性；减少矛盾,增强了团结；精耕细作,促进了增产”等方面,写了一篇内部报道《凤阳大包干好处多》,被总社以“机密级”刊发.这是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内部报道.
那当时为什么不搞公开报道呢？因为1979年社会对联产责任制争议激烈,报刊还时有批评言论.我们决定先发内部材料报道“探路”.直到1980年5月31日,同志同负责同志谈话,充分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至此,这一争议才告一段落.
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我们发现小岗的农民都是一家一户在地里干活,与其他队几户在一起干活的场景明显不同.我们问陪同采访的公社书记张明楼,他含糊其辞地说,可能是同组的人分散干活或有事去了；问地里干活的农民,他们只是笑,不答话.
其实,我们的怀疑没有错.比我们更早怀疑小岗“包干到户”的是县委书记陈庭元.1979年4月初,他到小岗检查工作,发现小岗是分户劳动的,张明楼向他汇报：“群众自发搞‘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陈庭元村里村外转了一圈,说：“他们已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就这样,陈庭元将“小岗大包干”保了下来.但嘱咐他,一定要“保密”.
小岗“大包干(到户)”是由凤阳“大包干(到组)”演变而来的.1978年冬,小岗队开始也是实行“大包干到组”,先划分4个作业组,干了没几天,组内产生矛盾,于是各个组“发杈”,又分成8个组,每个组只有二三户,可是没干几天,又有吵架的,还是干不好.于是在一天夜里,生产队秘密集会,立下“生死契约”：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分田到户.从此,一种与安徽省所有联产责任制都不同的“小岗大包干”诞生了.
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的吴庭美是土生土长的小岗人,地熟人更熟.1979年12月他回家乡写了一篇《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小岗大包干”调查.陈庭元将这篇调查报告送给万里.万里看后,1980年1月24日,风尘仆仆赶到小岗队调研.调研完临行前,对恋恋不舍的送行群众说：“批准你们干5年！”吴庭美是总结“小岗大包干”经验的第一人.
几乎与吴庭美回小岗调查同一时间,1979年末,张万舒和我带着小岗队是否“包干到户”的疑问,回到县城,询问县领导,但一个个讳莫如深.
1980年12月,张万舒从其他渠道得知“小岗大包干到户”的信息,又重返小岗实地采访,与“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等人促膝细谈,掌握了详尽资料.他写了报告文学《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刊于新华社初创的《瞭望》杂志(1981年第2期).张万舒是以纪实文学手法宣传“小岗大包干”的第一人.
小岗“大包干”后,1979年一年生产的粮食等于“大包干”前5年的总和,生产的油料等于前20年的总和,23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还吃救济粮,而那年一下交了2.5万斤粮食.随着一句顺口溜“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的传播,“小岗大包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特别是万里对“小岗大包干”的表态,更使“小岗大包干”成为全县学习的样板.尽管各个公社层层落实县委“要稳定各种联产责任制”的要求,但农民大声说：“不到户,稳不住！”许多生产队都是一夜之间就将田地分到了户.1980年下半年,是凤阳县包干到户逐渐取代包干到组的半年.到年末,全县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或者明组暗户.
就在凤阳县“大包干”由组“滑”到户的过程中,从省内到省外,一波又一波参观潮涌进来了.这些参观者开始都是抱着学习“大包干(到组)”的经验来的,县里介绍的“大包干”做法、样本、合同书,都是“大包干到组”的,但是参访者自己到生产队一看,发现很多是到户的,或明组暗户的.于是他们转而学习大包干到户的做法,也就是“小岗大包干”的做法.他们回去以后,也纷纷干起了包干到户.
1981年春节前夕,我曾随着一批外地参访者来到小岗生产队.一踏进这个过去的“叫花子窝”,只见户户大囤满,小囤尖,全队20户有14户是“万斤粮户”“万斤粮户”家里、场上都圈了四五个大粮囤.参访者怀疑作假,有的将手从粮囤底部插进去,摸摸下面是不是谷子；有的用脚踢粮囤,听听声音,判断是不是谷子；还有人顺手操起一把谷耙柄,从粮囤顶部戳下去,凭感觉判断中心是不是谷子.最后都笑着说：“不假,都是装满谷子的大粮囤.”有一个青年人疑云未散,悄声问小岗队61岁的女社员王德兰：“可是干部将人家的谷子移到你家来了？”围观的社员都咯咯笑了：“‘浮夸风’的苦头俺们没吃够？还能干这种事！”王德兰两手一拍,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说：“哪家没有三五个粮囤,几千斤粮食！”那个年青参访者高声说：“这一个个大粮囤将我头脑里的？给拉直了,变成！啦.”应同行的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主编之邀,我将这次访问写成了一篇通讯《“？”变成了“！”》,作为“专稿”,很快被《解放日报》刊登.这是关于“小岗大包干”的第一篇新闻报道.
各地的参访者打的是学习“凤阳大包干(到组)”的旗号,带回的是“小岗大包干(到户)”的做法.随着全省、全国各地到凤阳参观团队的返回,“小岗大包干”星火燎原般传开.到1981年底,安徽省大部分生产队已实行“小岗式的大包干”,到1984年底,全国97%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其中绝大部分实行的小岗式的包干到户.
在后来的发展中,小岗村已由原来的“讨饭村”变成今天的“小康村”,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这里没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还是一个传统农业区.于是有人对它“吐槽”,甚至质疑“大包干”方向的正确性.
“小岗大包干”的历史推动力不容置疑
1982年的“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社会统称“双包责任制”.
那么,“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农民最后都选择了“大包干”呢？
1979年12月,我和田文喜两位农村记者在滁县地区进行了十多天的调研,采写了内部材料报道《滁县地区各种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对比分析》.我们在采访中得知,包产到户有繁琐的程序,至少要做到“四定一奖”(定亩产、定成本、定工分、定上缴、超产奖励),还要求“五统一”(统一种植计划,统一育种,统一使用大型农机具,统一管水放水,统一植保治虫).农民说,粮食称进称出,工分算来算去,还不是干部算计百姓.基层干部说,包产到户与集体生产相比,干部的工作量更大,但吃力不讨好.而凤阳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方法简单,一听就明,利益直接,一看就清”,所以深受农民喜欢.
关于包产到户与“大包干(到户)”的区别,原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有更深刻的见解.1998年,在滁县地区纪念大包干20周年的座谈会期间,时任国家政策研究部门领导的王郁昭对我这个他称作“一条战壕的战友”,倾吐衷言.他说,包产到户是在维护“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基础上,对生产体制、计酬办法的一种改良；而“大包干(到户)”实际上是公有制条件下的分田单干加双层经营,是否定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改革.两者有本质区别.
他对“大包干(到户)”推动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包干(到户)”以后,农民有了种植自主权、经营自主权,这才有了多种经营、工副业生产的大发展,有了专业户、专业村、家庭工厂、股份制企业、专业市场这些农村新事物；农民有了土地流转权,这才有了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合作经济组织这些新现象；农民有了时间支配权,这才有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推动了城市的建设和繁荣.
他进而推论,如果没有“大包干(到户)”,全国都推广包产到户,坚持“五统一”,那么人民公社那种体制束缚,就会将农民困在“一亩三分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其量温饱有余而已.关于这些表述,我曾写过内部报道《王郁昭谈大包干与包产到户的本质区别》.
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岗大包干”确实是农村改革的奠基性改革,也是中国改革的启动式创举.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沈祖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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