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外舞蹈文化交流中正常和非正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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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依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在读硕士 100027）
摘 要：季羡林先生曾提出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一旦产生,就向外扩散”.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进步、所达到的生命状态,其主要影响因素就是文化交流.而根据文化主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实力比较,文化交流又可分为“正常交流”和“非正常交流”,分别对应文化主体之间实力处于“源差”和“势差”的情况.两者不同情况下,文化交流的结果和影响迥异.从古到今,中国舞蹈在与其他文化主体进行的交流中,以上两种情形兼具,对不同时期中国舞蹈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明确历史、厘清规律,对于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当代中国舞蹈及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舞蹈文化；文化交流；文化势差
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从生活生产全然依附于自然的原始文明,到利用自然主动创造生活资料的农业文明,再到科技发展试图去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这个过程实则就是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知不断加深、人类的智慧得到持续开发积累和传承、人类宝贵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逐渐沉淀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在这之中一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呢？季羡林先生曾对人类创造的文化下过判断,他指出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一旦产生,就向外扩散.它绝不“独占山头”、自我孤立,而是“天下为公”、四海皆兄弟.这个特点的必然导向就是文化交流.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进步、所达到的生命状态,其主要影响因素就是文化交流.
起初,人类各个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往往是被动发生的,其中负面的原因主要指超出人类力量之外的天灾,如洪水、地震、瘟疫,以及人为结果下的战争、侵略等人祸.当“国家”的概念形成之后,原始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下,一个国家逐渐沉淀、积累特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国家文化主体意识从中凸显,主动的文化交流从这时也开始发生.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最常见的文化交流是借助于通婚、通商、传教、互通使者等形式实现.例如在中外交流频繁的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聘娶突厥阿史那公主为皇后,突厥安排了一只规模空前的龟兹乐队伍作为陪嫁来到中原,之后唐代的“十部伎”中的《康国乐》就由此而来.
一、文化交流中的“正常交流”与“非正常交流”
国家的发展不一,有的强大,有的相对弱小.随着强势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实力越加强大,扩张自己的民族主义、炫耀和宣传自己的文化成就的思想和做法随之而来,而弱小的国家则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或主动靠拢向强势国家讨教.鉴于此,文化交流可区分为“正常交流”和“非正常交流”的情况.
“正常交流”主要发生在文化实力相当、并且有着显著文化源差的文化群体之间.有“源差“,民族文化在根性上就有所区别,故能产生交流的需要.而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文化实力“势差”,其中强势文化往往急于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炫耀自己的文化成就.同时另一方的弱势文化也倾向于靠拢强势文化,向其学习讨教,希望尽快改变自己的弱势现状,因此也具有了文化交流的需求,容易产生“非正常文化交流”.例如中国近代以来以“洋务运动”为代表,包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倡导,主张要主动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我所用努力发展自己.1872年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30余人赴往美国,向这个当时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以求尽快提升自己国家的文化和科技实力,改变当前在国际环境中的弱势和被动处境.
正常的文化交流中各国应该是互利、平等的,它的实现需具备两个方面的前提：1.交流的各个文化主体间必须要有相对均衡的、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和生产力；2.各自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及其充分的自主权,并高度尊重对方的文化属性和审美取向.也就是说,在相对均衡的物质、精神文化发展高度上才有正常、平等的文化交流.古中国和古印度就是如此,两国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同等灿烂但迥然不同的古代文明,再加上地理位置的接壤相邻给予了往来极大的便利,因此两国在古代的文化交流堪称正常文化交流的典范.
二、中国舞蹈文化交流史中的“正常交流”与“非正常交流”
（一）中国古代舞蹈史时期
中国和印度自秦始渐有往来,在古代的交流史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汉之前的滥觞期,中印初次开辟往来通道；第二,两汉至魏晋时的活跃期,两国文化交流愈见频繁,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来中原,交流处于精神文化相互碰撞和吸收阶段；第三,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朝廷间往来密切,包括舞蹈、音乐、绘画在内的众多艺术门类进入融合改造.第四,宋元时期有所衰弱,在商贸往来方面空前繁荣.总之在这两千多年的正常交往中,两国在通商、传教同时,文化交流相当活跃,印度的舞蹈、音乐、宗教思想、文学诗歌、建筑等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乐舞方面,如唐代《十部伎》中的“天竺乐”就是古天竺国（今印度）的乐舞,东晋十六国前凉时有天竺国向前凉小朝廷献乐,传入中国；佛教音乐、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兴盛,带给了唐朝寺庙乐舞的繁荣,包括唐代的大曲、杂曲等乐舞形式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乐舞,如《菩萨蛮舞》、《苏合香》、《五方狮子舞》、《霓裳羽衣舞》等都是从印度传来或受印度音乐的直接影响下创作出的.其中有的甚至经由中国传入和朝鲜和日本.与此同时,中国的茶叶、造纸、丝制、诗歌也传入印度,相应地也丰富了古代印度的文化.进入现代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及印度共和国1950年成立,在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两国的文化交流先后出现了以1950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为节点的两个兴旺期,在20世纪新的时代迈入新的篇章.
同是在古代,尤其在盛唐时期,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创造力和生产力都极为强大、并有着令世人瞩目之文化成就的文化主体国,与其他周边小国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显著的文化势差,史书上记载的他国年年朝贡,进献舞乐、宝器等珍品的画面屡屡可见.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就属于“非正常”交流的情况.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在唐朝时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到达一个高点,从当时整体的文化交流情况来看,主要是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国,大量地给予了日本物质、精神文化,而日本则经历了一个对中国文化全盘拿来——吸收——融合消化——改造形成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漫长过程.就历史背景分析,与盛唐辉煌下的中国相比,站在交流对方位置的日本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在奴隶主和贵族对土地、人口的疯狂掠夺下,整个国家处于混乱不堪、动荡不安的水深火热状态中,精神文化极度匮乏.在此境况下,日本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与唐王朝交好,不仅派出了大批大规模的遣唐使者,后来更是直接派出留学生、僧侣、医生、艺人等随行一一对应学习,同时唐朝以“大国胸怀”也多次派遣使者赴日本传授先进的经验,传播大唐文化,由此,日本从唐朝引进了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生产技术,以及书法、文字、舞蹈、音乐、诗歌在内的种种文艺种类,其涉猎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持续时间之长都实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少见的情况.就乐舞一方面,根据《世界艺术史?舞蹈卷》（欧建平著）一书中的研究提到,中国舞蹈于公元7世纪之后的奈良和平安时期,即中国唐代传入日本.主要传入日本宫廷的乐舞有三大类：伎乐、舞乐和散乐.这些乐舞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在日本被极好地吸收“化为己有”,并在长期的日本文化创造之下逐渐侵染上日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成为了日本舞蹈文化中的一部分.日本现在所称的“雅乐”就是唐代的“燕乐”所变,而唐代著名的歌舞戏《兰陵王》、《拨头》,歌舞大曲《春莺啭》,软舞《苏合香》等乐舞,自唐朝传入日本,一经传入,便被完好地保存下来,直至今天,当作为原生国的中国已然失传了这些乐舞时,它们仍在日本被作为“无形文化财”保存下来并不断上演着,但其早已在岁月的潜移默化中具有了日本的文化特色,成为了他们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
（二）中国近现代舞蹈史时期
时事变迁,近现代史上中国也曾作为弱势文化国一方进行文化交流.突出的阶段是建国初,强大的苏联作为“老大哥”形象,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在政治、科技、文化艺术种种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各方面的专家陆续被派到中国.在舞蹈艺术方面,苏联派出了伊莉娜、古雪夫等多位芭蕾专家来华,一方面复排了《天鹅湖》、《关不住的女儿》、《睡美人》、《吉赛尔》等芭蕾经典作品,另一方面通过引进西方古典芭蕾舞剧的创作方法、芭蕾的科学训练系统和审美理想,帮助中国开始创作自己的舞剧和舞蹈作品、培养第一批舞蹈艺术人才、构建中国舞蹈专业教育体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时条件下中国将苏联的舞蹈文化引以为经,从无到有地建设舞蹈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也致使中国舞蹈整体的审美倾向被深深地烙印上了芭蕾的审美观念,以至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这样和芭蕾“开绷直立”的动作审美和“三长一小”的身体条件审美迥然不同的舞种也从建设之初被悄然打上了芭蕾的审美印记.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的文化实力显然与苏联具有较大的“势差”,因而对苏联“老大哥”采取了在以经济政治为基础上、文化艺术各方面无条件接纳的态度,失去了正常文化交流中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主权意识,属于“非正常交流”的现象.
（三）当代中国
虽然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均获得了显著提高,文化交流中的“正常交流”成为主流,但是“非正常交流”依然存在,并且以更加潜在、同时更加隐含危机的方式.“文化入侵”、“文化流感”此类新名词频繁出现在人们视野,对应的现象是,例如韩剧、韩星和韩国时尚舞蹈等韩流文化在中国风靡,给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和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人民自我认同造成了冲击,比如青少年们热衷于学习韩国明星团体所跳的街舞、爵士舞等时尚舞蹈,但对于本国丰富优秀的民族民间舞蹈却涉入甚少.从这样的现象可以看到,韩流文化的大肆输入,以一种看似“和平”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向中国植入其思想文化观念,而中国面对这种情况,既无相应的文化力度和强度在其造成影响时与之均衡,也没有同等的文化影响力输入韩国产生同等的影响,于是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了文化逆差,违背了正常交流中平等、互利的原则.
三、结语
从古到今,文化交流一直是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中永恒的话题,它一方面带来了进步,同时也可能暗藏着危机.在世界全球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文化交流的意义更得以彰显.因此,我们更加需要明确和厘清文化交流的发生、规律和影响.当面对文化交流中属于“非正常交流”下出现的种种问题时,坚定自我文化自信,在牢牢抓住中华文化之“根”的基础上,以更开放和从容的姿态面对“文化逆差”、“文化入侵”等隐患问题,迎接在各行各业的文化交流中可能出现的挑战.
中外舞蹈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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