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媒介和社会：嵌入、迷思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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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媒介演化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还是社会各种场域的激烈角逐和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媒介演化存在着媒介进步一定带来社会进步的迷思,本文从政治迷思、文化迷思和技术迷思三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同时,将媒介迷思放置在中国语境中进行反思.
关键词：媒介 社会嵌入 迷思
媒介演化的过程分析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就是要确立“以谁为中心”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在思考媒介与社会关系中处理好这样一对矛盾关系：即到底是“媒介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媒介”.
一、媒介与文化的“嵌入”关系
在以往的媒介研究中存在较多的“以媒介为中心”的思考路径,这种研究多是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传播效果研究居多,并强调问题导向,形成了大批研究成果,如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等作品均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的经典作品.而欧洲学者大多将媒介与传播放置在社会总体中进行考察,强调传播与媒介在理性的沟通与对话和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的价值与作用,如英国学者阿萨·布里格斯与彼得·伯克教授的《媒介社会史》即遵循这一学术理论将媒介演化引到媒介“嵌入”社会整体的系统论观点中.与此类似的是,对于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斯图亚特·霍尔也提出了“最初决定论”和“最终决定论”的问题.霍尔质疑了“绝大多数的批判理论不加分析地采纳社会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既决定人类生活,又决定人类如何创造历史的观点的做法”,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称为“最终决定论”,即所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都无法摆脱经济基础.而对于媒介演化“最初决定论”,霍尔认为“技术的发明在社会运用中具有相对不确定性和可变性.技术具有产生意料之外,甚至无法预见的深远影响的潜能”.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克劳斯·布鲁恩·延森教授在霍尔观点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指出“技术的社会应用必须植根于物质；这种应用往往需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累积式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与重构,并且经历‘文化的创造’”.这种认识实际是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机械认识的重新反思,也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否定,这些观点在欧洲学者的多部著作中得以体现,如上述已经提过的《媒介社会史》就含有明显的隐喻,即媒介的演化与进步与技术有关系,但技术进步只是媒介演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皮埃尔·布尔迪厄所称的社会整体“场域”,对媒介社会演化形成了强大的无形规制和双向选择力量.如诞生在英国的电视文字系统的发明,这种技术旨在利用有线电视的空闲线路空间来播放化的文字与图形,但在其商业化过程中,却由于《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传统媒体担心丧失竞争优势而拒绝提供内容,从而使其丧失了媒介市场地位,类似的案例在媒介发展史上还有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最大效应的发挥乃是当社会中的人们仿佛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或者它的存在像水、空气、阳光一样“自然”时再来看待媒介的社会影响.实际上,“当技术变得稀松平常的时候——真正地或者象征性地成为寻常之物,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却达到了顶峰”.这也是媒介技术“嵌入”社会生活,从而使媒介与社会交往成为我们看待社会的自然而然的新方式、新思维、新视野,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如何决定媒介以及媒介如何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并在此视角下,看待人经由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媒介作为中介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对此,胡翼青已明确指出：“只有重新理解传播及其技术是如何嵌入人的生活,重新界定人的存在及人与社会、物的关系,讨论传播与人存在的意义,才能有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传播理论”.因此,媒介的演化过程不仅仅是单一技术因素的结果,而更多的是社会集体的选择,这背后充满了各种场域的激烈角逐和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二、媒介与社会间的迷思
对于媒介迷思,即在每一种新媒介诞生时都会出现社会对之抱以美好的憧憬和希望,认为其一定能够成为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步的积极动量.但太多的历史事实表明,媒介从一开始出现时的任意发展到后来逐步转变成为被政府或社会机构所征用或利用,成为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自由经济导向和塑造主流文化的社会建构力量,从而不断地使社会“失望”,从而形成技术迷思.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可在《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利与赛博空间》中指出了赛博空间三种迷思表现,即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这三种迷思实质上是对政治扁平化、距离消失、时间同一性美好想象的思辨和批判.笔者在借鉴文森特·莫斯可迷思理论的基础上将之拓展到文化领域,并重点从政治迷思和文化迷思两个角度对媒介演化进行分析.
1．政治迷思.在媒介发展和演变史上,从手抄媒体到印刷媒体,一直伴随着激烈的双向斗争,即民众自由利用媒体与教会、君主、政党和政府等统治部分禁止或限制媒体自由流通和接触,这个过程同时也是西方社会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极权主义媒介规范理论的核心是对报刊和出版的严格管制.在资产阶级的萌芽和力量逐渐增强的推动下,成为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因此也就形成了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逐渐向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的过渡.此时,报纸和杂志发行量的增加,阅读公众的大量产生,公众可以就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积极讨论,从而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公共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报刊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事业,因此在放松管制的前提下资本进入报业,媒体兼并浪潮汹涌澎湃,成为资本主义重要的盈利空间.广播、电视媒体诞生时,社会也对其传播的特点秉持极大的乐观主义心态.但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媒体资源被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少数垄断集团手中,这也导致了人民群众要求媒体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进而形成了参与媒介理论.该理论要求大众媒介向一般民众开放,允许民众个人和群体的自主参与.但实际上,由于地位的不对等,民众个人的参与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停留在社会表层.在互联网诞生时,由于其“平等参与”“非中心化”的特质,骤然间又使社会大众对互联网能够打破工业社会的科层制,带动社会的扁平化进程,从而实现“政治的终结”.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互联网进入了平台资源的高度集中化,如美国的互联网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被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互联网集团所把持,它们以平台优势掌握了大量的用户信息型数据、交易型数据和关系型数据,并呈现出比传统媒体时代更强烈的马太效应.这些信息时代的独角兽企业已经逐渐演化为西方互联网领域的基础设施,因而社会中个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均是在它们提供的平台上进行信息消费与信息互动.而这种具有政治公平意义上的媒介参与,本质上成为网络平台的免费的元传播数据生产者和互联网平台企业深度商业开发的基础原料提供者.这种网络传播时代的迷思,是比传统媒体时代的二次售卖还要隐蔽以及参与者无可奈何、不可逃脱的宿命.如果说传统媒体还处于达拉斯·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的时代,即媒介通过“二次售卖”理论将受众注意力作为商品去出售从而变现其媒体内容价值.而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整体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数字化迁徙,受众貌似变成积极主动的生产者（UGC）,但这种生产仅是资本鼓励下的“利他性”生产,而这种“政治的终结”的理想在互联网数字时代则体现在重新的政治结构化,从而走向终结神话的对立面.
2．文化迷思.对于文化迷思而言,主要呈现在从以“文化工业”为主的工业时代向互联网时代转化过程中所体现的对文化的困惑.西方哲学自笛卡尔开始确立了理性的主体地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理性已经变成了工具性理性,成为压迫人的工具.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主要体现在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并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文化工业引以为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文化艺术的工业化制造,从而使艺术丧失了其原本具有的“异化”功能,即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的功能.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公共领域的形成需要市民经由媒介而对事件进行理性讨论,从而形成一致的意见.理性意味着批判精神,而“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以往区分于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学公共领域失去了其独有的特性”,从而导致公共领域的逐渐消失.因此,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主要着眼于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大规模复制,使具有批判性和主体性的精英文化变成了广告和消费所引领和塑造的大众文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消费文化还积极拥抱,获得了虚幻的满足,丧失了其主体身份意识.对于工业社会带来的科层制和官僚制,美国一部分先锋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新公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目的是“创建一个另类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在冷战期间,由于受到核威慑的影响,所以由美国政府主持开发了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即阿帕网,用于战争期间通信的需要.这一网络的核心特点“去中心化”与美国反主流文化高度契合,于是大量曾经的反主流人士纷纷加入计算机通信网络以及后来的互联网浪潮中,包括凯文·凯利等当代著名互联网思想家.但不幸的是,这股浪潮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并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而“去中心化”“控制论下的系统的自体平衡”“去历史化的机会平等”的互联网特质与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国家规制”“市场自我调节”“新自由主义不能靠国家庇护而只能靠个人”等理念具有天然的合一性与同构性,从而使互联网发展成为政治转向下的良好文化和技术载体的隐喻.但历史的发展总会产生惊人的悖论,互联网的发展并不是当初反主流文化和新公社运动所设想的那样“美好”,互联网的垄断程度比以往反而更深,层次更广泛,甚至通过后台数据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更全方位的监控,形成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而斯诺登事件就是明证.
3．技术迷思.关于媒介演化中的技术迷思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暗含两层含义：一是技术在媒介演化中的作用,这一层面可以归结为是技术决定了媒介演化还是社会决定了媒介演化,持有技术决定媒介论观点的学者被冠之为技术论定论者,尤其以麦克卢汉最为著名,与此相对的持有社会决定论观点者也颇具影响；二是媒介演化是否一定会带来社会进步,大多数学者认为媒介在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伊尼斯的媒介偏向与文明变迁的关系、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等.笔者针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并对媒介演化中的技术迷思在中国语境中进行反思.
三、对媒介与社会间迷思的反思
媒介的演进依然在不断进行,通过媒介所制造的神话也依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是要回归社会场域,即从技术到媒介的转化一定是技术符合媒介条件,从而提供了转换的可能.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可能,尤其在互联网成为信息时代的社会基础设施而全面“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隐藏的负面因素和反向运动都在出现.在讨论媒介迷思的同时,还需要将媒介迷思放置在中国语境中进行反思.
1．政治需要以及能够终结吗？西方文化的特质就是理性和批判、质疑精神,简言之就是质疑一切真理,不相信权威,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这一精神的典型代表.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西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社会群体不断与君权、教会进行抗争.尤其进入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进步的资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抗争的主体,并在抗争中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市民阶层,后来逐渐产生了以保护私有产权为核心的权力制衡思想,强调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即“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统治者被放在需要斗争的对立面,并逐渐形成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的实质是对政治的不信任.因而,当媒介演化到互联网形态时,互联网这一媒介由于技术上的特性当然成为具有解构政治权力的想象空间.政治是成熟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和组织形式.中国从来不存在与西方社会相类似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或者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因此政治的终结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被赋予神圣力量的重要话题,既然不存在莫斯可所谓的政治的终结,当然就不需要也不能够终结它.当今中国,媒介形态同样演化到互联网阶段,甚至在部分领域引领世界潮流,其中技术的力量当然功不可没,但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力量推动更为重要.自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落后挨打和学习西方的位置上,并从国家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落后的原因,技术落后一直被作为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将技术推到了引领国家复兴的重要位置.到了互联网技术出现时,国家积极引进,并将其引发的新工业革命作为中国各方面事业弯道超车的重要抓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发展政策,并采取了“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并在当代中国出现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四大发明”的国家新名片.因此,对于媒介的演化,站在中国社会语境中来思考就会产生与西方不同的传播理论,即媒介演化互联网形态的政治的主动建构性作用与西方社会的解构政治的意图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是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大背景和出发点.
2．文化迷思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相比互联网迷思中的政治的终结,媒介演化中的文化迷思在中国尤其值得警惕.正如前文所述,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平权化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具体体现为追求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绝对自由,并将其看作个人权利,与之对应的则带来了第二个表现,即反对管制和追求互联网的法外空间.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互联网空间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问题,即由于技术变迁导致的社会群体的传播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迁,从而使社会“主流舆论场”旁落,而在互联网络空间上形成了民间舆论场,甚至出现“民间舆论场”与“主流舆论场”互相对抗的局面.在对抗中,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自由”“去规制”等核心主旨不断“高涨”并被贴上“正义”的标签.改革开放后,由于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因此人们对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反思,社会各个领域的“去政治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传播学界也将冷战后美国学界主导的经验研究作为传播研究的样本而引入和模仿,对于欧洲源流的以反思批判和意识形态分析为内在学术追求的传播研究作为支流而没有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普遍关注.因此,互联网空间中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和文化领导权的重建成为中国语境中文化迷思状态下的当务之急,也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即“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应时之需.
总之,对于媒介演化而言必须要摒弃“技术中心论”,技术是媒介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只有“嵌入”到社会整体中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应用,而不可忽视政治、文化等其他非技术因素的综合影响.技术的进步向来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美好畅想,认定技术进步一定会实现社会进步的神话和迷思,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政治的终结.对于这一话题,一定要从西方社会的独特思想脉络出发来理解和认知,对此文森特·莫斯可已经对其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同理而言,中国的媒介演化和媒介理论要扎根中国大地、植入本土实践、总结自我经验,要深刻体会中国媒介发展的国家意志力,不能丧失媒介领域的政治话语权,同时更不能丧失媒介场域中的国家文化领导权.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6级博士生、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媒介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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