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河南灯光村和它照亮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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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灯光师郭壮飞都身处一个明亮的世界.
比起现实世界,灯光下那些精心搭建的世界如梦如幻：雪白的墙壁和桌椅、泛着银光的地球仪、米的窗帘或是大幅的油画.进入这个世界之前,所有人都要戴上鞋套.这些画面最终会呈现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拨动着亿万观众的神经.
郭壮飞是这个新世界的造光者.他熟练地安排助理把几座三四米高的灯立在摄影棚一角,刺眼的白色光线透过高大的黑色幕布,柔软地落在另一头的美丽新世界.几个人举起白色的泡沫板和黑色的遮光布,用光线把那个世界团团围住.
在片场,郭壮飞流利地在普通话和河南话之间来回转换.灯光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河南老乡,他们来自同一个县,同一个镇,甚至同一个村.在中国其他影视剧或广告的拍摄现场,成千上万个他的同乡,都曾经或正在把手中的光变幻出各种形态,投向一个个面庞.
业内一个无从证实的估计数字是,中国有七成左右的灯光师来自河南省鄢陵县,并主要集中在县城以南17公里外的张桥镇张北村.在影视行业,这个中原地区再普通不过的村庄被称为“灯光村”,源源不断地对外输送着光.
一
郭壮飞今年26岁,进入灯光行业已将近10年.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张艺谋和陈凯歌导演电影的字幕上,也曾出现在好莱坞顶级灯光师的名字旁.大多数时候,这个名字都跟影视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紧密相连,而很少有机会跟自己最初的身份——农民——联系在一起.
其实,老家在张桥镇的郭壮飞算不上真正的农民.张桥镇人多地少,种地不挣钱,他的父母很早就买了辆货车,常年在外拉货.他被送到张北村的外婆家照看.上个世纪90年代的张北村,已经遍地都是灯光师傅了.
郭壮飞至今还记得那些人回村时的风光劲儿.他们穿着鲜艳的冲锋衣走在村里的土路上,兜里装着瑞士或进口打火机,给孩子带回成箱的钙奶饮料,给老人带回热带的芒果和椰子,给女人带回薰衣草味的香水.还有很多都是村里人从没吃过、见过、玩过的东西.
那时,他羡慕那些家里最早买了插卡游戏机的同学,每天下了课都要去玩一种叫“超级玛丽”的游戏.家里的老人有时会指着电视里的字幕嚷：“这就是村里那谁嘛！”伴着“那谁”名字的画面,有时是飞檐走壁的李连杰,有时是咋咋呼呼的“小燕子”.
省亲者里最风光的要数邢建伟了.年轻时的他一头长发,白T恤,牛仔裤,脖子上系着一条印花的方巾.方巾不光时髦,还很实用,武打片的剧组经常会放一些烟雾营造气氛,需要及时捂住口鼻.今年46岁的他算是张桥村第一个从事灯光行业的人.
这个如今体量庞大的行业始于一次偶然.据张北村村支书曹群岭介绍,村里人均耕地不足1亩,上世纪90年代初,不少人开始出去打工.不到20岁的邢建伟初中没念完,就背上被褥跟几个老乡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整列火车满满当当,许多人在桌子上、座椅下,甚至行李架上熬过了十几个小时.
下了火车,他就坐着公交到了如今北四环附近一家小饭馆,洗碗、端菜.饭馆是铁皮盖的,晚上睡觉,三四个伙计把几张桌子一并,往上一躺,冬天的风吹得房门咔咔响.那时四环路还没修,放眼一片荒凉,首都看起来并不比老家繁华,但他每个月能挣到150元钱.
过了几个月,有个在部队工作的老乡给他介绍了个群众演员的活儿.“钱多,一天20多元,管吃不管住.”这个刚离开农村不久的年轻人,开始在各种武打戏中扮演小兵或者太监,一切动作都听“群头”的号令,“就是来回跑,说打就往前冲,说死就躺下装死.”
那时国内影视剧的制作主要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几大制片厂承担,剧组的外地人不多.有人看邢建伟“怪听话的”,就叫他去帮忙搬道具,工钱也涨到了30元一天.灯光组缺人,他又去做了灯光助理.灯光组的层级自下而上分别是小助理、大助理和灯光师,圈里习惯把灯光师称为“老大”.
邢建伟从小助理干起,每天搬灯、拉线,“不惜力”,没多久成了大助理.四五年后,他就当上了“老大”,工资也从一天30元涨到了200多元.
他把家里的草房换成了瓦房,墙壁刷得雪白,还挂上了彩色灯泡.每个提着烟酒上门的人总要先赞叹一番,随后才小心翼翼地向他打听,能否把自己或亲戚也“往出带带”.
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也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近30年来,张桥镇的灯光师从一个变成上万个.以至于在影视产业繁荣的浙江横店,用河南话吆喝一声,就能轻易从临近剧组借到需要的灯光器材.
这些年,邢建伟剪短了头发,烫成小卷堆在头顶,说话时习惯夹着烟,语调不紧不慢.在老家吃饭,几乎从不需要他来付账.
90后的郭壮飞原本不愿意干这行,觉得奔波.他高中没念完就入了伍,在部队学过会计,退役后在石家庄一家物流公司干过半年出纳.后来公司倒了,他还是想找一份相关的工作,觉得“那才是上班”.后来实在找不着,还是入了行,成了鄢陵灯光师中的一员.
二
郭壮飞也是从小助理干起.行业里的人都换了几茬,这条规矩一直没变.
助理干的就是体力活.拍一场戏至少需要几十个灯,能装满一个小货车,助理的工作就是把灯搬上搬下,按“老大”的要求挪动位置.最大的灯有水缸大小,近百斤重,郭壮飞的肩膀经常被磨得脱皮流血,一边受伤了就换另一边接着扛.一天下来经常只睡三四个小时,天不亮就要出门.
41岁的滕广辉是领他入行的师父.滕广辉做助理时,剧组有次在北京租了一栋酒店作为场景,一天租金就要10万元,为了赶进度连续拍了72个小时.他去车上拿胶片,累得连过马路都闭着眼睛,东西掉了都不知道.
郭壮飞的“微信运动”页面里,步数排名靠前的都是他的灯光师老乡,有人走了几万步,可能活动范围都没超过几十平方米的摄影棚.“你看,这些都是.”他的手指不停地滑动屏幕.
“说白了就是民工.”邢建伟说,就连发工资的方式都跟民工类似——片方把钱统一付给灯光师,灯光师跟助理们协商好后就把钱发给他们,“老大就是包工头.”
在很多人看来,这份工作比真正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民工强多了.邢建伟的连襟孙高勇在工地上干过几年,日晒雨淋,最后一分钱也没攒下.后来他也入了行,成了一家电视台一位纪录片导演的固定团队成员,经常出国拍摄.
作为一门手艺,灯光这一行有着明显的进阶路径,还沿袭着传统的师徒制.没有专门的培训,很多布置灯光的技巧都是在现场学会的.师徒之间还存有礼节,邢建伟最早的师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灯光师,有次下大雨,他和另外几位助理没能及时赶到片场,被师父罚站了半小时,早饭都没让吃.那时他们的工钱还是直接去厂里的财务处领.
市场的浪潮动摇了这些规矩.上世纪90年代,许多港台团队进入内地市场,出现了很多合拍片.那时的灯光组分为“港方”和“中方”,前者的助理一天薪酬800元,后者只有40元.邢建伟开始跟着“港方”学打光.电影《太极张三丰》在卢沟桥拍摄时,他就在现场.邢建伟曾经在村里的露天幕布上见过李连杰,但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离这位功夫明星只有几米远.
1996年,师父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邢建伟第一次有机会自己当了老大.老一辈灯光师谢幕的同时,影视行业也在迅速集团化、商业化,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产量逐年下滑.灯光师也正式进入了“河南人时代”.
当了老大就意味着不用再干体力活了,收入也更高.起初,邢建伟激动得睡不着觉,每天晚上花两三个小时画出每场戏的灯位图.助理都是他的老乡,比起师徒,他们之间更像是哥们儿和雇佣关系.
脱离了集体的灯光师需要找到各自稳定的团队.为了拉近跟助理的关系,邢建伟经常在收工之后请他们吃饭、喝酒,聊老家那条从5米扩宽到几十米的长街,聊街边消失的供销社,还有新开的“红苹果生活广场”.也有人喝多了就开始用粤语模仿香港来的导演：“搞快点！”或者抱怨导演自己吃了汉堡,却不给工作人员按时发放盒饭.
这个行业更像是一个江湖,没有明面上的规则,有的是杂糅了情义和利益的“规矩”.通常来讲,小助理、大助理会长期跟定一个团队,形成稳定的圈子,直到自己成为老大.之前有片方欠了邢建伟20多万元酬劳,他就自掏腰包给助理发了工资,“不能亏欠弟兄们”.
三
在灯光行业,高中毕业算是比较高的学历水平了.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聊着聊着,总会叹口气,要么感叹“当年太穷了”,要么懊悔自己“没文化”.
踏上北上的火车时,邢建伟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孙高勇曾经在片场很少开口说话,怕别人听出自己是外地人.如今,他们在电话里跟人沟通业务,会不自觉地带着京腔,甚至会说几句粤语.
郭壮飞算是灯光师里最早开始学英语的.几年前他参与拍摄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头一次跟外国人合作,光是准备几句打招呼的话,就紧张地练了好久.有一天他看到翻译整理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灯光器材单,就用手机拍下来,每次休息时,旁边的人在打游戏,他就一遍遍地背那七八页纸.有的发音不确定,他就在片场等着听国外灯光师的发音,然后暗暗模仿.
拍摄持续了9个月,在最后几个月,郭壮飞跟外国同行的交流几乎不需要通过翻译来进行.
后来,有的国外灯光师来中国拍戏会直接联系他.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世界顶级灯光师,拍过《魔戒》《金刚》和《霍比特人》.前几年,他又凭借语言优势获得了参与拍摄张艺谋导演的《长城》的机会.这时他的月薪已经能达到9万元.
郭壮飞知道,在很多老乡眼里,“做灯光就是个赚钱的手段”.他曾经也那样以为,而且事实证明,只要踏实肯干,这个目标不难实现.他想起刚入行时,吃完饭跟兄弟们走在横店的街上,有人问他的理想是什么.“我想在30岁之前买一辆宝马车.”他认真地说.
周围人都笑了,“买个国产车就不错了,还宝马.”结果24岁那年,他开着新买的宝马车驶进了村子.
他慢慢开始发现,片场的气氛、情节的推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灯光的艺术.清晨和上午的光不一样,好人和坏人的光也不一样.为了把女演员拍得更柔美,需要在灯上铺好几层纱.要想展现一个人的恶,光线就能让他凶相毕露.
“其实灯光是一门艺术,需要审美.”郭壮飞说,“赚钱容易,做到这一点就难了.”看到年过六旬的国外灯光师跪在地上调光,郭壮飞有些感慨,“这种态度肯定不是只为了挣这份钱”.
但灯光师这个职业并没有在业内得到相应的地位.邢建伟说,他刚入行时还经历过电影制作“技术至上”的时代,到了现在,基本上是“资本主导”了.
薪酬增长很缓慢且不稳定.去年“五一”前后,几百位拍广告的灯光助理联合发布“劳务上调通知书”,宣告小助理的劳务费上调至500元/16个小时,大助理的劳务费上调至1000元/16小时.如果超出单位工作时间,则要另算加班费.发布方式就是把这份公告发在各自的微信朋友圈.
在美国,权益并不需要这种“江湖规矩”来维护.成立于1893年的“美加影艺从业者工会（IASTE）”成员范围涵盖了剧组里大部分工种,保护其成员在被雇用时不受歧视、有足够的休息、工作临时被取消也应该得到补偿,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同时也规定雇主应如期支付加班费、养老和医疗保险,并进行新技术的培训,等等.
截至2015年,IASTE在美国和加拿大有380多个地方工会,成员数量达到12.5万.除此之外,剧组的大部分蓝领工种,比如司机等的权益,都归“电影和剧场卡车工人工会（TEAMSTER）”保护.
比起增长缓慢的薪酬,影视行业的投资涨得飞快.邢建伟刚入行时,几千万元的投资已经是“巨制”,到了郭壮飞这一代,一部不算大制作的电视剧都要上亿元.“以前一部片子所有的投资还不如现在一个主演拿的片酬高.”邢建伟说.与此同时,拍摄周期却越来越短,原本计划4个月的拍摄时间能压缩一半,“许多技术细节根本来不及研究”.
前些年,许多灯光师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就投资开办影视器材租赁公司,据邢建伟了解,仅在北京,开这类公司的老乡就有50多个.设备的更新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日趋激烈的竞争下,租赁公司越来越难做.
还有一些灯光师在尝试往摄影师方向转型.有的灯光师常年坐在监视器前,腰椎出了问题,“摄影还能多动动”.邢建伟说,在剧组内部,摄影师是比灯光师层级更高的职位,而想转做导演,通常只有摄影师、美术指导和武术指导这三种职位,“要么你是本科,靠学历上去”.
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功”的郭壮飞,不想投资公司,也不想转型做摄影师,只想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如果鄢陵的灯光师不努力创新,迟早会被淘汰.”他看到国外已经在用升降机控制灯光,而国内剧组为了节省成本,还在用绳子固定,“但这样会产生更高的人工费用”,郭壮飞说,“技术并不难,难的是转变理念.”
四
当这些灯光师把光带到不同地方时,他们的家乡,那个户籍人口3000多人的村庄,灯光正在暗淡下去：跟多数村庄一样,这个村的常住人口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很多房屋空置着,灯光只有在过年时才亮起.村支书曹群岭说,村民的80%进入了影视行业.
曹群岭说,村里的露天电影几年前已停止放映,现在村民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是跳广场舞.电视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
自从父亲去世后,邢建伟就很少回村了.这几年,为了让老人和孩子住得更舒服,灯光师们纷纷把老家的房子翻新了一遍,盖起了两三层小楼.可他家还是20多年前盖的瓦房,有的窗户玻璃都碎了,屋里积了一层尘.邢建伟也不去打扫,“反正也不回去住了”.
他已在县城买了好几套房子,其中一套是别墅,光装修就花了90多万元.常年在外工作,这些房子对他来说暂时用处不大.早些年,他甚至经常几年不回家.
为了方便老人,孙高勇闲下来还是会回村里住.家里的天花板上有红、绿、蓝三种颜色的灯光,两张木质长沙发从不坐人,上面堆满了纸箱、脸盆和刚出锅的馒头.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方桌,四周围了一圈椅子,都很低矮,平时大家就叉着双腿坐在桌边吃饭、喝酒、嗑瓜子,“得劲儿”.
第一代河南灯光师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很少看电视.即便电视就在方桌的正前方,也很少有人抬头看上一眼.尤其是他们自己参与拍摄的影视剧,“没意思”.留在村里的人也不再指着字幕喊老乡的名字了,对他们来说,这早已是跟玉米和高粱一样平常的事情.
闪着光的屏幕曾是村里的主角.邢建伟记得,小时候村里上百户人家只有两台电视,每天晚上那两户的院子里全是人,有人踩着砖头,有人骑在树上,眼睛全都盯着那块两块巴掌大小的黑白荧屏,看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谁家有喜事,还会请人在街边的树上扯起一块幕布,放场露天电影,让大家热闹热闹.放一次要花上百元,在当时算是特别体面了.
那个时候,张北村还不叫“灯光村”,没人能想到自己的名字有一天也会出现在屏幕上.电影散了,人人都回到还没通电的屋里,倒头就睡,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下地干活.村里第一次通上电,就是在村委会门前挂了个灯泡,一到晚上,灯泡底下就坐满了人,聊天、喝茶,或者啥也不干.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村子,去到更明亮的世界.甚至他们自己就是造光的人,却很少有人真正在意荧屏上的内容了.
回到村子,这些制造光线的人们必须习惯夜晚的黑暗.刚过完年,几乎每家门前都挂着红灯笼,可为了省电基本不开.只有一条大路上有路灯,微弱的光线很难连成片,上街玩耍的小孩每人都提着一把手电筒.邢建伟把奥迪的车灯打开,能照亮十几米外的农田,再往远看,就是黑沉沉的旷野.
甚至是十几公里外的县城,到了夜晚也光线微弱.楼盘顶端竖立的巨大房地产商广告是县城最耀眼的光源.从事灯光的人大多已经在鄢陵县城买了房子,在外漂泊半生,大城市房价高、落户难,老家依旧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归宿.10年来,鄢陵的房价从每平方米1000多元涨到了4000多元,有人认为就是灯光师们“抬起来的”.相比之下,周边的同级县城房价要便宜许多.
色彩最艳、种类最多的光源来自KTV的门头,还有夜市上的一排排吊灯.邢建伟一回家,几乎每天都要跟人聚在一起喝酒,喝到满脸通红,东倒西歪.
鄢陵有两家电影院,其中一家在繁华地带的“鼓楼广场”,这是县城唯一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影院有5个厅,3月中旬共有7部电影上映,据影院工作人员介绍,平时上座率不足三分之一.获得第90届奥斯卡7项提名、正在国内上映的《三块广告牌》并未出现在片单上.
“可能是关注度不够吧.”在这个拥有上万名影视灯光师的县城,一位影院工作人员说,“我们这种小地方,就算上映了也不会有人来看的.”
为了小孩上学,郭壮飞在许昌买了房子,装修时特地亲自设计了所有的灯光,“全是暖光,没有冷光”.他在客厅的墙上印了一幅世界地图,用明亮的射灯打在上面.在卧室安装了好几套灯光系统,有的指向卫生间,有的只在婴儿睡着之后打开.他的女儿刚满一岁,孩子第一次会爬、第一次喊“爸爸”,他都因为在外工作错过了.
等女儿大一点,他想让她学音乐、学画画,“那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他经常想,如果能再拥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他还是想考一个好大学,哪怕赚的钱没有现在多.他很感谢前辈们提供的灯光师这条“捷径”,却也担心这会让更多年轻人放弃读书,“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有退路”.
邢建伟也不希望孩子再走自己的老路,想让他们好好学习.这个行业里还有人说,孩子要是想干灯光师,就“打断他的腿”.
长期以来,郭壮飞都觉得自己“没什么正经的爱好”,他从小对影视剧没什么兴趣,也不抽烟喝酒.有时他跟来自香港或者国外的同行一起聊天,总觉得自己插不上话.
“他们会聊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以前他买衣服总喜欢买“好的、贵的”,有一次跟几个香港朋友去三里屯逛街,发现他们挑的款式都“很简单,但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跟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精神世界有很大关系.”
最近几年,他开始读书、追美剧,学着去欣赏一部电影,而不是仅仅去看其中打光的技巧.
他计划带家人去一个小岛,“哪怕躺上一个礼拜也好”.熟识的同乡对他这个想法感到惊讶——他们忙着到处造光,还从没有一个人把钱花在出国旅行上.
迄今为止,郭壮飞觉得自己最快乐的时刻,是在去年秋天,他跟妻子开车行驶在美国加州的沿海公路上.这位灯光师见过数不清的光源,却沉醉于最普通的一种：夕阳洒向海面,那是大自然的光.
灯光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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