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历史场域中的乡绅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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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虹
在当代文坛上,少鸿属于稳扎稳打的作家,也是一位颇具特点的作家.他的特点是不浮躁、不跟风,不玩新鲜花样,他的创作道路,也显示了他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守.综观其创作,就会发现,他的题材深深植根于乡村沃土.如果说七年前出版的《大地芬芳》关注的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深情,是关乎人的物质生存的话,那么《百年不孤》关注的则是人的精神归属和人类优良文化的传承——这一审美视点的转换,正应和了时代的旋律,扣住了时代的脉搏：当人们获得了物质的满足之后,就有了精神的追求.
《百年不孤》有着历史叙事的宏大架构,又有乡村叙事的田园风情,还有乡绅叙事的传统文化蕴含,小说为读者铺展了近现代中国百来年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选取湘北一个偏僻小镇——双龙镇作为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绘制了一帧帧潇湘民间风情的巨幅画卷,塑造了岑励畲、岑国仁两代乡绅形象,表现出对中华文化之根的苦苦追寻.
“乡绅”是古中国行政管理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在漫长的“皇权止于县政”的历史时期,乡绅既是县政管理与个体家庭之间的桥梁纽带,也是乡村一切事务的管理者、乡村道德伦理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乡村教育和乡村公益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乡村自治力量；同时在漫长的乡绅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乡绅文化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中的一个表现内容.
其实,乡绅形象早在明清文学中就有出现,但由于其事迹口传为主,因而人物形象难免呈现单一的色调.对待乡绅群体的这种单一视角于后来文学中的乡绅形象有着深刻的影响.
无论是鲁迅、柔石等启蒙作家笔下的封建社会残渣余孽,还是茅盾、沙汀等左翼革命文学中的农村反动势力,亦或沈从文笔下那股维系传统的中坚力量,显然少了认知历史的理性深度,因而无法摆脱文学传统中乡绅形象的单一性色彩.但无论如何,他们为后来者提供了认识中国“乡绅”及“乡绅文化”各个侧面——这才有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白嘉轩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一个乡绅形象,他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既是一位敦厚的长者,又是一个冷血的封建食人者.在他的身上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深刻地暴露出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和愚昧,由于积极、消极的两种意识在身上融合、碰撞,导致其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完全悖反”.这一形象具有复杂而深厚的文化内涵. 比较前人笔下的“乡绅”形象,陈忠实《白鹿原》中对白嘉轩的刻画明显多了理性地观照,尤其揭示了白嘉轩悲剧的根源：人物自我意识的矛盾及其价值观与外在环境的不融,导致人物无法寻求准确的定位而被束缚在矛盾对立中,最终走向悲剧.
相比陈忠实的《白鹿原》,少鸿的《百年不孤》则意境更加宏阔,表现更为肌理,人物形象更完整、更丰满、更真实,更具生命力. 小说塑造了岑励畲和岑国仁两代乡绅形象,其实是三代,因为背后还有一位吾之公,这位吾之公不仅永远活在岑励畲、岑国仁的血液中,还永远活在双龙镇村民的口碑中.他的文化教养、他的公正、他对公益事业的热心深深地激励着岑励畲,又在岑国仁这里发扬光大.
小说通过岑励畲、岑国仁父子开仓放粮赈济难民、设立育婴堂防止溺女婴等情节表现了人物乐善好施的品格；选取岑励畲为李家两儿子分家以及岑国仁为龙舟赛做中人等情节一方面突出人物的办事公道,又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岑励畲、岑国仁父子在乡民心目中的威望.岑励畲与岑国仁有别于其他作家笔下的乡绅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开明的、开放的,他们识大体、顾大局,顺势而为.无论是暗中资助游击队,还是对待儿女婚姻,无论是政府募捐还是强占祖屋,无论是长工贵祥自立门户还是公分田产,这对父子都表现出了其他“乡绅”从没有过的开明态度.岑励畲在吾之公的影响之下逐步完善自己的人格,对他被押上台遭受批斗时有人打了他一扫帚的事情,他一直耿耿于怀,不断反省自己哪里做错了？哪里得罪人了？他逢人便打听,决意要弄清楚,哪怕遭人误会,他不能容许自己做人有不周之处,甚至到了死不瞑目的地步,当他得知这一扫帚是误打之后他安详地睡去了,并且不再醒来.岑励畲这种对人格完美的追求正是中国“乡绅”可贵文化的内质.
如果说岑励畲的性格一出场就已经定型,只是通过历史变迁来完善的话,那么岑国仁则是在岁月中不断磨砺、不断成长,这种动态的塑造人物的方法不仅使形象更加饱满,而且更加生动.他一方面承担着本土发展、接替父亲位置的使命,在长辈那里继承了淳良、温厚、达观和仁义,一方面在心里羡慕弟弟们自由广阔的人生舞台,一方面又在时展中不断地丢掉一些消极的东西,吸取新鲜的营养,跟上时代的脚步,融入新的时代.
小说把岑励畲和岑国仁两代乡绅放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揭示了时展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深刻影响,展现了传统的“乡绅”文化在近现代风云变幻中走向衰落的过程.
关于“乡绅”及“乡绅文化”话题,前些年争论得比较激烈,可是有一点却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乡绅”和“乡绅文化”真实地存在过,且在历史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荒芜、文化凋敝的今日农村重建新的乡村文化体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现代生活潮流对中国传统中优良的乡村文化猛烈地撞击之下,少鸿凭着对历史、对现实的敏感,选取这一题材,正暗合了《“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设想,文化之流是不可断裂的,“新乡贤”文化必须从传统的“乡绅文化”中吸取养分,又不能全盘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百年不孤》的主题可谓应和了时代的脉搏.
《百年不孤》的书名让人自然联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撇开《百年孤独》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不谈.因为马尔克斯一向拒绝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说,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是拉美现实的特征.同样的,《百年孤独》也是一部百年家族史,一部百年变迁的地方兴衰史.但是,《百年孤独》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然后又集合成一部完整的家族与民族的孤独史.虽然孤独的缘由不尽相同,但孤独却贯穿他们的一生.《百年不孤》反其意而用之,正如扉页上赫然写着的：“德不孤,必有邻”.这句话出自《论语》,被作家放在这里,成为解读这个故事的钥匙,文有“文眼”,诗有“诗眼”,孔子的这句话亦可视为这本书的“书眼”,透过这扇窗口,读者可以领略百年间的风云开阖,可以欣赏到湘北乡村的迤通风情,可以上溯源流,寻到民族文化之根.美国著名后殖民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认为,“文化”不仅指人类的一种精神实践,并且指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说到底,二十世纪不同民族之间的许多政治、经济、军事的冲突,其实质大半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在这样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一个各种文化思潮相激相荡、激烈碰撞的时代,这种深植于民族土壤的文化之根有利于我们找回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并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百年不孤》中“乡绅”形象的文化蕴涵.
责任编辑：赵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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