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你看到的是哪个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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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晓
2016年1月11日,历史正剧专业户张黎导演的48集电视剧《少帅》登陆荧屏.
在又一个张学良出现之前,我们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完成了一个认识张学良的过程—历史课本中的民族英雄、学者眼中或审时度势或大节有亏的军人、大众心中的风流富家子、网友口中萌萌的“国民老公”……
“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做谈资,我最讨厌的是在报纸大肆宣传.我希望大家把我忘掉,让我能自由一点.”当得知有大量的影视作品都以自己为主人公原型时,晚年时的张学良曾有过这样的表达.
只可惜,他的这个愿望在与他隔海相望的这片土地上,从来都只是个愿望.
他一直是历史课本里的民族英雄,但评价的长期如一并不能减弱学界和民间对于“张学良”这三个字的关注和兴趣.无论是令学界争辩声四起的“九一八不抵抗命令”,还是至今仍被各种影视剧、文学作品、情感类鸡汤文当做素材的知名情史,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成为被大众热议的谈资.
民国时期不乏传奇人物,但像张学良这样家世、经历、情史等均多姿多彩者,鲜有其人.“好玩儿”是辽宁大学退休教授胡玉海对张学良的评价.
或许正是由于好玩、率真的性格,戏剧化的人生和丰富的感情经历,才使得张学良从历史书上落入凡间,甚至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成为了一代“网红”.在他的身上,也被加注着民族英雄、胡匪崽子、纨绔子弟等诸多标签.
定论：民族英雄与禁忌之谈
人们通常用两件事评价张学良的一生,一件是“九一八事变”,一件是“西安事变”.
前者一度让他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声名狼藉；后者则让他以“民族英雄”的形象被高调定位、编入教科书——中小学统一的历史教材用两到三页的篇幅详细地记录了这次事变.
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提到张学良“九年前拯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此后又评价其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彼时的张学良,尚未盖棺,便已有定论.
此后的《人民日报》接连出现“张学良”的名字.如1946年12月,西北联军三十八军举行“双十二”纪念会,要求迅速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1947年3月,东北人士再次要求释放张学良.
“”结束后,为进一步塑造张学良伟岸、光辉的形象,198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制作了电影《西安事变》.影片中,张学良被打造成在危机时刻牺牲自己、拯救国家的英雄,而在此后的多部影视作品中,张学良的民族英雄形象也始终如一.
与大陆的高调定位不同,在台湾,“张学良”这个名字一度成为禁忌.上世纪50年代,台湾的教科书里,专门有篇课文讲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历史罪人”；一些历史书中还称杨虎城是“被土匪杀害的”.
张学良本人也在几十年的幽禁生涯中,辗转于台湾各个处所.两岸关系紧张时,国民党政府派了二三十个人“照顾”张学良,相当于情报局的一个团.这些人分为内勤和外勤,24小时轮班看着他.
雷豫新的父亲是当年看守张学良的一位少校.多年后,雷对媒体回忆,父亲从没提过张学良的事,“他在世的时候,如果有叔叔、伯伯们来家里找他聊天,只要聊到张学良和国家的事情,孩子们都要离开”.雷豫新上小学三年级时,见旁边的门开着,想走过去看看里面到底住的是谁,还没走到门口就被父亲叫了回来, “不要过去,那里是个大坏蛋”.直到父亲去世,他才知道里面住的是张学良.
学界争议：不抵抗之辩
很长一段时间,在来自的定论面前,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对于张学良的认知大都处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状况中,直到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再一次成为热门谈资.
1993年,台湾学者郭冠英与记者周玉蔻联合采访了张学良,制作出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全片总长四小时,是张学良的第一部口述史作品.片子被放置七年后,于2000年6月3日张学良的百岁生日后在台湾播出.香港凤凰卫视在尚未播出前得知此事,与制片方交涉,以新台币1 50万——彼时凤凰卫视中文台购片史上最贵的,购得播出权.
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岁月后,张学良终于出现在镜头前.尽管年逾九十,但他反应敏捷,思维清晰,东北腔较年轻时褪去了不少.
纪录片播出后,坊间一片哗然.恢复自由后的张学良一开口便颠覆了传统观点,谈及“九一八事变”,他称不抵抗的命令是自己下的,“与和蒋公无关”.
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相关报道.震惊之余,他将报道转给胡玉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张学良历史的研究者,胡玉海也是首次听到这一说法,但他没觉得太意外,“这是张学良人格特点决定的”.此后,胡玉海在多个场合分析过“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命令和责任.
“在‘九一八事变’前,针对东北,张学良是主张武力抵抗的,”接受记者采访时,胡玉海再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但在和沟通后,后者不同意武力抵抗.1931年7月23日,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7月24日,张学良将这一命令给东北军所有将领发电报通知执行.这相当于军委下令了,你沈阳军区总司令能不执行吗？”
这一外交政策在胡玉海看来,直接导致了“九一八”当天,东北军从精神到物质上都没有做好武力抵抗的准备.而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之所以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则不失为一种高明的做法, “在政治上保全了,在人格上保全了他自己.他说这话时,已经不在了,把责任推到蒋身上,不是太不厚道了吗？”但胡玉海也认为,作为当时东北军的最高首领,丢掉东三省,张学良难辞其咎,“西安事变你可以抓,那九一八你也可以不听的话啊.”
口述历史时,张学良提及挚友郭松龄时说,“郭松龄跟我说他宁折不弯,我说那你跟我不一样,我宁弯不折.”这或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张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反应.
张学良的口述史公之于众后,学界也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他是一个大节有亏的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评价, “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东北军首领,你父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父仇没报,又把自己老家丢了.过去,中国人最看重两个关系,一个是血缘关系,一个是地缘关系.这两个都不要了,那就是大节有亏啊.‘九一八事变’中的责任他自己也讲过,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无法辩解的.”张鸣说,他一度也把张学良看做民族英雄,后来民国史看得多了,想法也随着产生了变化.
张鸣的看法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还有历史老师提出,既然不抵抗命令是张下的,那人教版历史课本的观点就显得缺乏史实支撑.
“学术圈有些人认为应当尊重张学良口述,认为的责任没有那么大,但都是隐隐的一些想法,”胡玉海透露,有关张学良的学术会议都在沈阳举行,论文集也出了一本又一本,但教科书中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并没有变化,会上也没人拿到台面上来说,“千古功臣”的评价一直都在.
可以佐证这一说法的是,张学良去世后,方面在唁电中提到其“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台湾方面对张学良的评价此时也有了变化,称其“毅然宣布易帜,拥护,促成统一”.
坊间焦点：有11个女朋友的“富二代”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热播促成了普通民众对张学良关注点的重要转折——《人民日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称“全剧自始至终以张学良将军宦海沉浮以及他由的座上客变为阶下囚的漫长历史为背景,着重表现了张学良、赵一荻、于凤至三者之间那种既矛盾又和谐,既幸福美满又不无缺憾的微妙离奇的婚姻爱情生活”——从此,张学良极富传奇性、神秘性以及幽禁时期和赵一荻不离不弃的感情,成为了普罗大众更热衷谈论的话题,张学良的名字也逐渐从历史频道,移步到八卦娱乐版面.
其实,这也是晚年张学良本人乐于提及的话题.他曾自诩“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而被他称作“女朋友”的女人,连中国人带外国人,总共11个.
“张学良的感情生活在现代人看来不可理喻,但在那个年代是很正常的,那时候有能力的军人都可以娶好几个老婆,”胡玉海认为,这恰恰是张学良“好玩儿”的方面,“他自己还特别愿意讲这些,觉得这些是无所谓的事.”
倘若放到今天,张学良显然是富二代公子哥的杰出代表——有钱,有权,生性豪爽,说话幽默,长得不算难看.即便在民国,如他所言,绝大多数时间也是别的女人追他.据张学良自己回忆,他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到别人家做客.临走时,女主人偷偷塞给他一个字条,上面写着：“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不要走.”张学良接过字条,改了两个字：“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放我走.”
对发妻于凤至,张学良直言,“你嫁错人了,我是要上战场的人.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这段包办的婚姻,张学良尽管不乐意,但在于凤至生重病时,他还是很仗义地没有另娶.于凤至病愈后,很是感动.自此,任凭张学良在外寻花问柳,她一概不管.
近一个世纪后,在互联网上,有人再次提及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婚姻,并将其写进心灵鸡汤,告诫广大女性同胞,嫁人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找这种拈花惹草的负心汉.而在“知乎”上搜索“张学良”三个字,也能找到不少有关其感情的词条,如“张学良生命中最爱的女子是谁”、“张学良和宋美龄到底什么关系”、“如何看待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爱情”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着眼于张学良的感情生活,或将其描述为才子佳人的绝世爱情,或纨绔子弟的荒唐往事.
无论故事写得多精彩,现实生活中,“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俗套桥段还是出现在张学良身上.于凤至生前,在洛杉矶的玫瑰园墓地为她自己和张学良买了一块墓地,她想实现与这个男人生不同床,死要同穴的愿望.但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2001年张学良去世后,葬于夏威夷北部的檀香山附近,与赵一荻同穴.
网络时代：新一代网红的诞生
“……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201 2年底,在社交网络兴起的时代,因为这段视频的,张学良再一次走红.
这段视频录制于“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接受Moviestone访问,发表宣言重申东三省自古是中国领土,号召抵抗到底.
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和发酵,在政治身份和感情生活之外,关于张学良的更多轶事也源源不断地流出——例如,他的英文.
讲起当年学英文的段子,晚年的张学良开心得像个孩子.他的英文是父亲张作霖找外交署的英文科长教出来的.“我这个先生是广东人,说广东话.nine是‘九’的意思,他跟我说‘狗’（广东方言中, ‘九’的发音为‘gou’）.我听说是狗,我就记住了.后来念到dog,他说是‘犬’.我就想这个犬和狗有什么分别啊,哦,这个nine一定是小狗,dog是大狗.慢慢地后来又有nine dogs,我说哎它俩怎么跑一块堆儿去了.”
而被网友津津乐道并模仿的东北腔,则恰恰是导致张学良和之间生出芥蒂的原因.“误会很大,”张学良举例说,比如问他愿不愿意去办某件事,他反问“我为什么不去”,意思是愿意去,但在听来,却认为这是疑问句,表示“不去”.不明就里的往往被激怒,一生气时就讲奉节话,张学良听不懂,却又不能总问他.
在学者唐德刚看来,张学良的这种纠结有些“可笑”.在和张学良多次谈话后,唐在文章中写道, “他对自己所发动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非常不定的.虽然他在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但是他也认真地说,他如果是蒋,会把他自己毙了；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干出这桩犯上作乱的事,他自己也早就把他毙了.因此他被蒋关了半个世纪,还是无怨无悔.
辽宁老乡、台湾作家齐邦媛提及张学良则带有些许遗憾和惋惜.她在《巨流河》中提到,“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和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而对于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被他人反复琢磨的性格,晚年的张学良倒是流露出了时过境迁后的通透,他戏谑地认为是性格使然,“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
至于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众多评价中,张学良自己最喜欢的,莫过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法会审审判长李烈钧说的——“不愧为张作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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