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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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如何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促进四化同步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2013年总书记在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农业现代化是目前我国“四化同步”发展的短板,强调了农业现代化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梳理有关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1）国内外农业现代化进程比较及其借鉴.高照军等（2008）分析和总结了美国、日本和西欧三种模式普遍存在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规律,并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提出了建议①.于宁宁（2014）认为中日两国同属于小农经济,气候、土地等环境较为类似,因此分析和总结日本农业的特征和转型的原因、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②；（2）农业现代化指标的构建、农业现代化水平类型划分以及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于正松,李同昇等（2014）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三层指标共12个因素指标分析了陕甘宁1996—2010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研究表明陕甘宁三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同时也使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影响农业现代化格局演变的因素,其中,财政支农力度、农业贷款、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③.龙冬平等（2014）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包含项一级指标和34项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五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④.张荣天（2015）运用熵值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年递增,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⑤.
就现有文献来看,仍有以下几点不足：一是从国家层面上探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的仍然较少；二是使用熵权的TOPSIS方法,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角度分析农业现代化的时空格局演变仍处于缺失状态,大多数文献在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仅仅考虑了农业投入、产出、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忽略了工业化、城镇化以及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这样构建出来的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无法全面反映我国不同区域农业现代化的真实发展水平.本文运用熵权的TOPSIS方法,以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为视角构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规律进行分析,厘清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空间地域分异规律,为各省发展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应决策参考.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对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和具体指标选取都不尽相同.参考已有文献,本文构建的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6项一级指标和34项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6个,分别为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集约化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涉及面较广,单独将其作为一级指标容易导致重复,因此本文并没有将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纳入一级指标,而是将其纳入二级指标.
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熵权TOPSIS方法测度我国31个省市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整体分布特征以及空间格局.其中熵权TOPSIS方法使用matlab编程完成,Moran’I指数等使用Arcgis10.3软件完成.
熵权TOPSIS方法首先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的权重,之后使用TOPSIS法计算某项指标与正理想解的接近程度,作为评价指标优劣的依据.空间自相关是一个区域单元上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属性值与邻近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的相关程度,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本文引入Moran’I指数和Getis-Ord Gi*来测度空间自相关,其中Moran’I指数用于描述全局空间自相关,Getis-Ord Gi*指数用于描述局域空间自相关关系.
对于变量x的N个观测值,区域i的观测值为xi,则Moran’I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是观测的数量,wij是空间权重矩阵.对全局Moran’I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进行显著性检验.当Z值为正并显著,观测值区域空间集聚；当Z值为负并显著,观测值区域负空间相关性.
Getis—Ord Gi*指数可以用于识别热点区和冷点区,其计算公式为：
三、中国31个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1. 总体空间格局特征
为了探讨中国31个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本文在熵权基础上按照TOPSIS法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11—2015年农业现代化综合得分见表2.本文运用arcgis10.3计算了中国2011—2015年农业现代化综合得分的全局自相关系数,即Global Moran’I分别为0.123、0.153、0.233、0.34、0.36,可以看出2011—2015年全局自相关系数的估计值均为正值,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的全局自相关系数整体上也表现出递增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空间集聚态势总体上也在加强.
前文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全局空间自相关进行了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在空间上呈现出了集聚态势,这种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在全局、整体上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发展态势,但无法解释局部空间集聚,因此本文根据表2计算Getis—Ord Gi*指数来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局域空间关联.同时,本文使用最佳自然断裂法将2011—2015年的统计量分为五类,从而生成中国区域农业现代化的热点区域演化格.从整体上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状态,但是和龙冬平等（2014）的研究结果不同,龙冬平等（2014）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从整体上是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东高西低”格局,本文的测度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虽然呈现出集聚状态,但是并不以“胡焕庸线”为界,同时变化也较大.具体而言：（1）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大多处于低水平和较低水平,虽然有少数省市属于中等水平,但是也逐年下降,到2015年基本上都是较低水平与低水平；山西、河南在2011年农业化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但是之后处于低水平,湖南、湖北、河北、黑龙江以及吉林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基本上都处于较低水平；安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则一直处于低水平,江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处于中等水平,但2014年和2015年则下降到较低水平.（2）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变化较大,2011—2015年东部地区大部分城市处于中等水平,有小部分地区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到了2015年则下降得较为明显,大部分地区变为较低水平.北京、上海以及海南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虽然到2015年有所下降,但一直较高；浙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2011年较低,但其他年份都较高；广东、福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2011—2015年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2015年则下降到较低水平.（3）西部地区内部分异较大,四川、云南、重庆、陕西以及贵州等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不高,2011—2014年基本处于较低水平,2015年甚至下降到了低水平,贵州虽然在2011年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其他年份都处于低水平；西藏、新疆、甘肃、青海以及广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则整体较高,都处于中等水平、较高水平,甚至是高水平.
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化
2. 分项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
根据熵权我们可以计算出二级指标的权重.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2011—2015年,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权重一直都是最大的,两者相加基本占到了总权重的50%；而农业产出水平和农业投入水平则在农业现代化中占比最小.根据熵权TOPSIS法,本文计算分析了中国31个省市2011—2015年6个二级指标的变化情况,并使用最佳自然断裂法将2011—2015年的统计量分为五类,从而生成中国区域农业现代化6个二级指标的热点区域演化态势.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给出了2014年中国区域农业现代化6个二级指标的热点区域演化图（图2）.由图2可以发现：
（1）2014年中国农业集约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为北京,其次是上海、西藏和青海,东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较低水平或者低水平状态,中部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农业集约化水平高于大部分东部和中部地区,处于中等水平.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农业集约化水平也较低,但是陕西、宁夏的农业集约化水平则处于中等水平.
（2）2014年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最高的地区为江苏和上海,东部地区除了天津外其他区域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都较高,浙江、福建、广东等都属于中等水平.中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大体上分为两个档次,内蒙古、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都处于较低水平,而湖北、湖南、江西、黑龙江则处于中等水平.西部地区除了新疆、西藏、青海、贵州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外,甘肃、宁夏、四川、重庆等地区则处于中等甚至是较高水平.
（3）2014年中国农业产出水平较高的地区大部分为东部地区,浙江和上海的农业产出水平最高,北京、山东、福建、广东等地的农业产出处于较高水平,中部地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的农业产出处于中等水平,而湖南的农业产出水平则处于较高水平,其他中部地区则处于较低和低水平.西部地区除了西藏、四川、重庆的农业产出水平处于中等外,其他西部地区都处于较低水平和低水平.
二级指标的热点区域演化
（4）2014年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东部地区大多处于中等和较高水平,中部地区则大多处于较低水平和低水平,西部地区除了青海外都处于较低水平和低水平.
（5）2014年中国农业投入水平东部地区除了北京和上海外都不高,中部地区的农业投入水平也不高,西部地区西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的农业投入水平较高,其他则也不高.
（6）2014年中国农民生活水平西部地区整体上要好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甘肃、宁夏、陕西以及云南的农民生活处于高水平,而大多数中部和东部地区处于中等水平.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空间集聚态势总体上在加强；（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集聚状态,但是并不是以“胡焕庸线”为界,同时变化也较大：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大多处于低水平和较低水平.东部地区变化较大,2011—2015年大部分东部地区处于中等水平,小部分地区处于较高水平,但是2015年则下降较为明显.西部地区内部分异较大,四川、云南、重庆、陕西以及贵州等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不高,西藏、新疆、甘肃、青海以及广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则整体较高；（3）2011—2015年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权重一直都最大,而农业产出水平和农业投入水平则在农业现代化中占比最小；（4）2014年和2015年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东部、中西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较低水平或者低水平状态,但是北京、上海、陕西、宁夏则处于中等水平,甚至是较好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2014年东部大部分地区较高,中部地区差异性较大,西部地区的甘肃、宁夏、四川、重庆等则处于中等甚至是较高水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确实存在空间分异,同时,由于农业集约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占有重要作用,因此各地要因地制宜,以产业提档升级为抓手,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发展,从而补齐“四化同步”发展的短板.
农业现代化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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