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建构探究基于对J市早点商》
本文是关于农民工类硕士论文范文和建构和农民工和探究有关本科论文范文。
摘 要：依据"先赋"和"自致"、强和弱两个维度,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支持网可分为"先赋强关系"、"先赋弱关系"、"自致强关系"、"自致弱关系"四种理想类型.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先赋型关系为农民工在新城市中站稳脚跟并提供物质和精神帮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城市中建构出的自致型社会支持对其发展也同样非常重要.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在先赋和自致的关系基础上存在着强、弱关系变化的可能性.由于在经济分层中的底层地位、作为陌生人的"历史"缺失和地域文化的排斥,农民工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建构出自致强关系,他们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支持而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只能栖居于城市边缘.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先赋；自致；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D4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4－0011－08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他们在城市之间务工经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这些农民工离开熟悉的乡土社会,置身于陌生的城市环境中,势必需要一定的社会支持以便他们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本文关注的就是这些农民工如何在城市中逐渐建构起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并且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他们进入城市、谋求发展的每一步社会行动的行动策略以及面临的困境等.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一)关于农民工概念的界定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农民工概念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基本的共识是,他们来自农村地区,属于农业户籍,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活动领域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对于农民工群体类型进一步划分的研究比较少,其中有学者将农民工划分为"在乡在土"、"在乡离土"、"离乡在土"和"离乡离土"四种类型
［1］,也有学者从代际之间的角度将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和老一代两种类型［2］.我们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预期和意愿是影响其在城市中行为逻辑的重要因素,也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据此,我们将农民工分为"过客型"和"驻扎型"两类："过客型"农民工仅仅把城市作为临时工作的场所；而"驻扎型"农民工具有长期定居城市生活的预期目标.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第二种"驻扎型"的农民工,关注他们如何逐步建构起自身的社会支持网以及在其中运用到的行动策略.
（二）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研究
一般来说,学者们都认同对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源自国内外对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研究的学科综合.社会网络的概念由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首先提出,他认为社会网络是一组人或群体形成的一组独特的关系［3］.社会网络研究在20世纪60年展迅猛,到7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独立领域.社会支持网作为社会网络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是指由密切关系信任程度较高的网络成员组成,并能够从中得到来自其他人的各种帮助和支持的社会关系网络.概括而言,社会支持网就是一种能从社会交往成员那里获取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网络［4］.
1973年,格拉诺维特(MarkS.Granovetter)从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界定关系强弱.他认为互动频率高、感情较深、关系亲密、互惠交换多则为强关系,反之即为弱关系；认为弱关系更有可能接触到不同的信息,对于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与资源的获取具有重要作用［5］.边燕杰沿着格拉诺维特的思路在华人世界探索关系在个人求职中的作用,他发现社会网络在这里的作用不是传播和收集职业信息,而是待分配的择业者通过人际关系得到工作分配主管部门和分配决策人的照顾,因此认为在华人世界求职渠道更多的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建立的［6］.
事实上,在社会支持网理论的研究中,并不仅仅是对于强弱关系的研究,也有从"先赋"和"自致"角度进行研究的.例如,在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Blau&Duncan）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首次以被访者在16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以及受教育水平作为先赋性变量,以被访者受教育水平、初职职业地位和目前职业地位作为自致性变量,研究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一般来说,"先赋"是指与生俱来的、个人不能选择的条件,主要包括血缘地缘、教育环境、家庭背景、天赋秉性等内容；"后致"则是指后天形成的,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包括业缘趣缘、工作岗位、荣誉成就等［7］.在国内,也有关于先赋和自致因素对于社会流动影响的研究,如悦中山等通过先赋性关系和自致性关系研究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并进一步指出不仅先赋关系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建构起作用,后致关系在农民工经济文化融入上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8］.
（三）关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研究
对于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学界多在格拉诺维特"弱关系"假设以及边燕杰等提出的"强关系"假设基础上展开.王毅杰、童星在对南京市流动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在流动农民的社会网中,亲戚和朋友（包括老乡）所占比重为96%,另外,农民工对强关系的依赖并不是一种传统农民习惯,而是这一社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9］；曹子玮认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带来的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边界［10］.李汉林分析了农民工群体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具有"强关系"的特点,指出同质群体成员是构成农民工之间强关系纽带的基础；信任,尤其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关系强度的重要前提条件［11］(pp.15-39).总之,从关系角度讨论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建构已经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独特角度.
另外,在讨论农民工社会支持网时引入强弱关系概念,就需要设定一个判断强弱的标准,以往的相关研究在界定强弱维度时,大都根据实际研究问题直接给出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范围.例如,孙晓娥、边燕杰在研究留美科学家的社会网络时指出："强关系指的是关系亲密的师长、同学和同事,而弱关系指的是初步认识、关系远近不一的´相识´"［12］.也有一些研究给出了可操作化的划分,如苟天来等就将"在一起的闲暇时间总量、信息交流的内容以及生产活动中的互助和共管情况"作为关系强弱判断的几个维度［13］.结合以往的研究和本研究,笔者提出一个界定强弱的维度,即农民工闲暇时间的情感交流和工作时间的交往行为,只要是闲暇时间有情感交流的都可以称为强关系,而仅在工作时间发生交往行为的只能算弱关系(参见表1).
之所以这样划分,一方面是因为强弱关系之间存在转换的可能,因此需要找出其中发生转换的机制,另一方面强关系主要基于情感支持,而弱关系更多地带有工具性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家人、亲戚都是强关系,老乡中既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并存在转换可能,而城里形成的顾客都属于弱关系.
以往关于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大都是静态的分析,研究的结论或是"弱关系"假设抑或是"强关系"假设,缺乏对于强弱关系转换的案例分析；同时,仅仅局限于强弱关系一种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建构已显得有些单薄.因此,本文尝试性地将先赋和自致关系维度引入,可以更加深入地剖析农民工在建构社会支持网时的行动策略,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探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逻辑.
本文拟以J市经营大饼早点生意的部分河南籍农民工作为调研对象,关注他们在当地社会支持网的建构问题.其中,老王在J市生活时间较长,我们与之认识已经十多年,关系较为熟识,同时我们认为老王的社会支持网的建构在"驻扎型"农民工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所以将老王作为最主要的深度访谈对象.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我们在对老王情况比较了解的基础上,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前后六次在他的早点摊对其进行深度访谈,还有一次后期的电话访谈作为追加访谈；同时还对老王的同行与老乡共计8人分别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通过这样的调研,我们形成了对"驻扎型"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建构问题的质性感受.
二、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结构与困境
农民工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社会后,其社会支持网是如何建构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结构？农民工在这样的社会支持网中还会遇到什么困境？本文以老王的经历作为个案给大家展示出来.
（一）社会支持网的引领
20世纪90年代初,老王经他老婆的堂兄介绍,来到J市从事制作大饼的早点生意.据老王讲,不少在J市做大饼早点生意的都是他的河南老乡,大家都是相互介绍结伴而来,并分散在J市的各处大街小巷中.
老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生活上经常是靠着在这边的亲戚老乡帮扶,后来慢慢有了一些积累,就把老婆接过来一起做生意.他十分看重在J市的这些亲戚老乡关系,闲暇时间会经常去关系较好的老乡住处串门.虽然这样的闲暇时间对于老王而言十分宝贵,但他仍然选择把这段时间投资在与老乡的交往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聊就淡了".工作时间,大家基本上都在忙自己的早点摊,但对于相互之间一些举手之劳的帮忙,老王也会很乐意.
"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分片,但有时候他们（指老乡）实在忙不过来也会去帮个手；有时候去食品城买东西也会帮他们（指亲戚老乡）带点,钱嘛,给点意思一下就行,都是老邻居了,是相互的.每次家里面有什么事,儿子女儿上大学啊,结婚啊,都会请客,随礼都按照老家的规矩来."
据老王自己介绍,不管是那些以前村子里的左邻右舍和处得好的亲戚,还是曾经跟老王一起去北京上海打过工共患难过的老乡,只要是现在也来到J市做早点,老王都和他们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情感交流和互助往来,这是老王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不愿断了这些关系.也正是有了这些老乡和亲戚包括家人的支持,老王才有了稳固的大后方,从而得以在城市立足并有所发展.
（二）社会支持网的再造
仅仅依靠这些处得好的老乡亲戚,老王在城市中可能也就勉强过个温饱,想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与城里人的交往将是老王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社会支持网的再造上,老王的行动策略是怎样的呢？
老王首先把自己的大饼摊选择在一个靠近菜场的位置,这个菜场周边分布着四个居民小区,因此这里占据着绝对的地利.但光有地理优势是不够的,老王一方面依靠自己的精湛技术让大饼质量和口感都很好,另一方面为人和善,风趣幽默,做生意从不斤斤计较,从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与人缘.关于与城市人的关系,老王有着自己的理解.
"我的生意基本上指着你们（城里人）照顾,所以要尽量满足你们的口味.我们外地人在城里都是没有´路子´的,只有老老实实做生意.我知道你们城里人挑剔得很,但只好由着你们的性子来,要是不明白这一点,就是跟钱过不去."
由此可见,老王与城里人之间的关系大都是通过生意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存在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因此需要时间和耐心去经营这种弱关系.只有经营好了这层关系,才会有相应的经济回报.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老王逐渐在早点摊所属的小区群里拥有了一批回头客.凭借这批忠实的顾客,老王的生意逐渐稳定下来,规模和效益也稳步增长.
（三）社会支持网中的困境
尽管有着家人老乡和诸多老客户的支持,老王的生意逐渐稳定下来,但他在社会支持方面的困境一直存在.一是老乡亲戚之间的交往机会较少,支持力度有限.由于工作繁忙,老王和老乡们之间的交流基本维持在一个较低的频率上,而且在深度上也不够.同时彼此之间工具性的帮助支持也明显不足,如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突发事件急需一大笔钱用,亲戚老乡们可以凑些借出来,但只是杯水车薪,即便如此也面临着还钱问题上的尴尬.二是与当地市民的交往圈子极小,且基本限于"点头之交",除了能得到一点生意上的照顾外,其他方面的支持几乎不可能获得.老王在J市认识的人基本就是一些老顾客,彼此之间虽然平时客客气气,但如果遇到真正的麻烦,是不可能去找这些人帮忙的.三是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无法在当地形成可以经常的、较密切互动的交往圈.这是老王感觉最难受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遇到事没个给你掏心窝子讲话的人".老王的亲戚老乡住的地方和做早点的地方都距离其较远,除了平时和老婆交交心,就再没个可以深谈的人了,这使得老王在情感性的支持上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
从老王在城市"驻扎"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方面他在外建构出了一批顾客人群的支持,在内维持着亲戚老乡的支持,但另一方面这些社会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三、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理想类型及二维关系网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并且逐渐建构起社会支持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经历了从乡土熟人社会到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变化,其社会支持网也会随之改变,这会导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再建构可能会兼具先赋（乡土关系）和自致（城市关系）的特征.同时,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在先赋和自致的关系基础上都存在强、弱关系变化的可能性.
（一）先赋强关系
从老王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引领老王进城并能在其城市生活过程中不时给予帮助的,正是同他一起入城的亲戚家人和已经在城市中扎根的老乡,这部分人是老王的社会支持网中的先赋关系.先赋关系的强弱主要基于乡土社会的血缘亲疏和地缘远近而定,其中先赋强关系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最主要途径.无论是在情感、工具还是交往上,先赋强关系都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先赋强关系之所以构成农民工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是因为它基本上承袭了农民工在乡土社会中得到的支持,正是由于这种承袭,使他们可以在城市中构建出一个生活场域.这个生活场域是与城市区隔开的,在这个场域中,他们不会被孤立,可以获得基本的认同,这个场域也是他们在城市中的"安全堡垒".有了这样一个"安全堡垒",他们才有了在城市中进一步发展的底气.因此先赋强关系的承袭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建构社会支持网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但正如韦伯认为的那样,"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们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价值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14］(pp.19-20).随着进入城市之后生活工作场域的错位,闲暇时间情感交流次数的减少,农民工之间的强关系也可能会变弱.但即便如此,先赋强关系依然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最主要最直接的社会支持来源.
(二)先赋弱关系
伴随老王进入城市的也有部分是在原来乡土社会有过一些交往但并不深入的熟人,这部分人群作为同城同业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老王社会支持网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但这些人与老王之间的相互支持,远不如上述的亲戚好友,因此我们将其定义为先赋弱关系.
虽然先赋弱关系在社会支持的力度和作用上都比不上先赋强关系,但在其中也存在着变化的趋势,有着关系升华的可能性.因此,处理好与先赋弱关系的交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工在城市中扩充强关系的数量.虽然在上文中提出了先赋强关系弱化的可能性,但伴随着一些农民工在工作生活中互动、互助行为的增加和地缘认同的唤起、情感的升华,彼此之间可能会突破以往的弱关系而发展成为强关系.因此,对于农民工而言,先赋弱关系在其社会支持网中也非可有可无,从发展的角度理解,这是潜在的强关系资源.
（三）自致弱关系
先赋关系的承递固然可以帮助老王在城市中较快地完成乡村到城市的过渡,但由于职业的原因,老王需要与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当地居民打交道.随着互动频率的增加,老王与当地居民之间产生了弱关系,这种弱关系有两个特征：一是具有明显的时空局限,即在工作场域和工作时间内存在,超出这个阈限就失效；二是相对于先赋弱关系,这种在入城之后才建立的关系具有"自致"的特点.
通常来说,自致弱关系的建构并非水到渠成,往往都是农民工有意为之.因为自致弱关系的建构是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再建构的主要目标,而完成再建构才标志着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支持网系统的形成.不过,自致弱关系的建构是相当困难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从生意上的往来变成一种关系,需要交往的艺术和时间的考验,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很多农民工不得不在保证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对城里人进行讨好、取悦和攀附；二是一旦建构起这种自致弱关系,还要会经营它,这里所说的经营仅仅是指维持这样一种关系而非寻求突破,因为这样的自致弱关系只具有工具性而不具有情感性,因此任何想要"僭越"的想法和行为都可能导致这种关系的破裂.
自致弱关系的建构是农民工在城市中事业稳定的重要保证.虽然自致弱关系在关系强度和稳定程度上都没法与先赋强关系相比,但其作用绝对不可小视,可以说一个不会为人处事的农民工是没有办法在城市中"驻扎"下去的.但自致弱关系有着明显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的趋向往往是走向消弭或破裂,而并非是提升和突破.总之,离开了自致弱关系的再建构与经营,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支持网系统就是不完整的,他们至少需要这样一种与"内群体"的联结纽带.
（四）自致强关系
对于老王而言,最大的无奈就是他自己说的"自己始终是个外地人".也就是说,很多老王这样的农民工不能够建立起自致的强关系进而真正实现社会融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对于有着明确的留城意愿的农民工,他们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自身的态度固然重要,但更多地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原住民,也就是他们苦心经营的那些自致弱关系.农民工希望通过自己的经营,随着互动频率、互惠交换的增加,可以使得双方的关系向情感的方向发展,甚至形成一种强关系.但我们认为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现实的.由自致弱关系向自致强关系的转换,对于农民工而言,转换成本及跨度都过大；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这种转换并不会带给自身过多利益.从认同层面讲,城市居民浅层次认同基础上建立的只能是低水平不稳定的弱关系.进一步说,制度化的歧视,加上城市社会"妖魔化"贬损已经成了一种普遍意义上城市对待外来农民工的态度,让农民工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城市.外乡人的身份,如同一道鸿沟,使他们建构自致强关系的愿望成为泡影.
（五）农民工社会支持的二维关系网
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并不是一幅静止的画面,其间存在着正在变化或者潜在变化的趋势.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达这张动态的社会支持网,我们拟通过图表的形式给予说明（参见图1）.
二维关系网的建构,使得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得以立体地呈现出来,而且可以反映出关系的现存状态及关系之间的转换可能.此外,通过二维关系网也可以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逻辑,无论是从宏观上对城乡二元体制的审视,还是微观上对农民工生存境遇的关注,都将朝向一个更加清晰化、有效化的方向.
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阻力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二维关系网,我们可以理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建构所面临的困境：无法建立自致强关系,说明他们无法真正被城市原居民完全接纳,无法真正实现城市融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呢？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当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最后,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他们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15］.换言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可以分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文化层面,这三个层面是逐级递增的关系,而完全的城市融入就意味着达到心理文化层面的融入.对于农民工而言,这三个方面的融入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阻力.
（一）经济分层的底层地位
韦伯曾经提出社会学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他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三大领域的不平等.他认为阶层是一批在经济状态和文化方面相似或相同的人群,划分阶层的标准就是"市场购买力",阶层差别主要是货币量的差别［16］(pp.333-337).而本文提出的经济分层和韦伯社会分层提出的财富的差异基本是一致的.
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但从实际上看他们的经济收入并不高,加上城市相较农村更高的生活成本,导致农民工始终处于城市经济分层的底层地位.这一点事实上从老王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一旦在城市中遇到突发紧急事件,对于农民工而言经济实力往往直接决定了是否可以及时有效地处理好事件.而在城市中生活,由于存在风险的不确定性,往往更容易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城市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强关系迅速"摆平",农民工的强关系在这个时候却不如金钱来得有用.
此外,经济分层的底层地位不仅仅因为农民工收入的低微,还通过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和他们所受的教育得到进一步固化.农民工从事的大都是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对劳动强度要求较高的体力劳动,这些职业普遍受到城市主流群体的歧视,从业者基本上也不会享有市民待遇.农民工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程度较低,在城市中,较高的教育程度往往意味着较好的经济和心理状态,即更多收入、更强的控制力以及更好的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但农民工在这一块是明显匮乏的.
因此,农民工由于教育、职业和收入导致的财富不足与城市人群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分层,而这样的分层直接造成了城市人群对农民工的歧视,也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二）作为陌生人的"历史"缺失
西美尔（GeorgSimmel）在《陌生人》一文中提出了"陌生人"的概念,他认为大都市的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疏离来源于"陌生人"的特质；"陌生人"的特质就是历史的缺失,因为不了解一个人的过去而对他产生的疏离［17］(p.100).西美尔进一步提出城市生活的本质是一种共时态的生存状态,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来源于历时态的相处.我们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恰恰是因为他们也是城市中的"陌生人".
农民工在来到城市之前在城市中的一切都是空白的,因此城市人对他们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农民工的过去而对他们产生的怀疑和不确定心理,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共同生活的经历而产生的冷漠和疏离.这种怀疑和疏离可能会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时间的增加而有所淡化,但无论是基于利益分配上的考虑还是一种群体的优越感,这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城市人群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排斥.
此外,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空白也导致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单一和脆弱,遇到事情找不到人商量和解决,用老王的话说就是"遇到困难也只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制度上缺乏必要的救助帮扶机制固然是一个方面,但在城市中关系资源的单一和不完全直接导致了与城市人相比,农民工更加难以抵御城市生活的高风险.而在城市融入的社会方面,能否与城市人形成交流并积极参与到城市生活中去是衡量城市融入的一个表现,显然农民工由于自身"历史"的缺失,在难以抵御自身生活风险的同时,又如何以"陌生人"的身份进入城市社会生活中去呢？
（三）地域文化的排斥
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Elias）提出了"外局群体"和"内局群体"的概念,"所谓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
［18］(p.334).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城市人属于"内局群体",农民工则属于"外局群体",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就是由"外局群体"向"内局群体"转变的过程,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完成从文化上的被动接受到主动表达.这固然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积极融入城市的意愿,但更主要的在于城市人的认同和接纳.
对于农民工而言,文化的差异主要来自城乡,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老王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拥有了两套房产和一个店面,可以说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城里人还说老王是农村来的,因为他连衣服都不舍得买,喝的是料酒,抽的是几块钱的.城市融入从深层次上讲不是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收入,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和城里人一样适应城市的高消费.农民工在城市虽然获取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他们的生活消费方式仍然是乡土式的,因此城市人很难将他们和自己划为一类,一旦区隔产生就会形成排斥.
长期的城市生活经历或多或少会在农民工身上形成一种城市性,有学者就农民工的休闲方式来研究农民工的城市性问题,结果发现农民工的主要休闲方式是听广播/看电视、看报纸以及逛商场,这三种方式都是低成本的,而除了逛商场,其他两种都是城市性不突出的休闲方式.研究还发现有些城市性休闲方式农民工是基本没有参与的,包括去休闲中心等场所、歌厅舞厅酒吧和去影院看电影［19］(pp.119-121).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城市性并不明显,他们渴望在文化上主动,但他们的生活条件远远不足以支撑他们选择具有明显城市性特征的休闲方式,因此在文化上农民工还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文化之外的.他们还是"外局群体".
一般认为,通婚是完成群体间融合的有效方式,但通过对上述三个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的分析看,城乡通婚的可能性并不大：农民工在经济分层上所处的地位导致他们没有竞争优势,而且"历史"的缺失很难让城市人对他们的家庭情况以及为人处事放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城乡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将会是夫妻二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更加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缺失.
结语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务工、经商,他们在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完成从农民工向市民的过渡.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我们认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是基于社会分层、群体区隔以及文化排斥方面的诸多问题.虽然不少农民工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网的初次移植和再建构在城市中获得谋生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只产生必要的保障,而不指向一种长期的发展甚至更深层次的融入.事实上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仍然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地位,从这一意义上讲,农民工建构起自身的社会支持网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群体的淘汰率.那么,仅仅是栖居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该何去何从,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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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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