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略论王安石变法中神宗和王安石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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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是封建君臣之典范,二人同心协力,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大业.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两人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这主要是二人性格、思想的差距和祖宗之法的束缚导致的.
关键词：宋神宗；王安石；王安石变法
作者简介：杨格尔（1999.1-）,女,武汉大学二年级人文科学试验班学生,汉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研究方向：人文科学.
[ 中图分类号] ：K23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8)-05-173-02
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封建君臣关系的模范而被广为传颂.但是,从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到熙宁九年第二次罢相,这八年时间里两人的关系显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本文试图就熙宁变法中两人关系的转变加以阐明,并略析其变化原因.
一、变法初期：“上与安石如一人”
史书记载,宋神宗从小即胸怀大志,“动止皆有常度.而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内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用扇.”长大后更是“励精图治,将大有所为.”面对国家积弊至深的现状,他迫切地希望用改革扭转国家形势.神宗初即位时就针对富国强兵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尝试,然而显然他缺乏具体的改革设想和思路,改革进程较为缓慢,而这在王安石的出现后有了极大的改变.王安石一直以来都力求改革,在仁、英两朝却始终不得一展抱负的机会,直到同样主张改革的神宗即位,才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经韩维、韩绛等众多元老重臣的引荐,神宗很快便启用王安石,“擢辅政,虚己以听之,”开始了改革大业.可以说,神宗是王安石的伯乐,在两人的关系中,一开始即是神宗处于主导地位,如果没有他的赏识和重用,王安石即使“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却无法落实到现实实践中.其后在变法过程中,神宗也给予王安石极大的信任,他将安石视为“师臣”,将其擢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根据王安石的推荐破格提拔了一大批人才,而黜降了一大批反对改革的重臣,对于改革措施“一切委听”.即使有分歧也多听从王安石的意见.对于这种君臣其乐融融的局面,时人甚至感慨：“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虽然神宗给予了王安石很大程度的信任与权力,但这种信任与权力却是他随时可以收回的.神宗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对相权的掌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即位之初即迫使韩琦发出“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之语看出.他同样没有给王安石威胁君权的机会,在提拔王安石及其所荐改革派的同时,也重用了反变法派的富弼等人,甚至欲将反变法派首领司马光提为枢密副使,对改革派形成了很大牵制.
二、变法中期：矛盾渐显
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王安石的权力越来越大,出现了“诸房检正官每有定夺文字,未申上闻,并只独就宰臣王安石一处商量、禀复,即便经作文字申上,其冯京等只是据己做成申上者文字,签押施行……权柄专归于一门也”的现象.宋神宗随着经验的加深也越来越无法忍受王安石对君权的干涉,更加要求政由己出,独掌大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凸显.
在用人上,神宗虽然对王安石说过“若令异论相搅,既不可”之言,但在实际运行中却是坚定地秉承了“异论相搅”的原则.吕公著、范纯仁等人攻击新法,王安石要求将其贬黜,皆被神宗拒绝,在变法受到反对派的极大阻碍时,还重用了文彦博、冯京等人.而属于变法派的章惇、郭逢原、李曼等人则被神宗以各种理由先后贬黜.神宗有意地削弱了变法派力量,防止王安石形成朋党,也就不可能组建一个坚实团结的变法集团,王安石自己亦感慨：“人才诚是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缘尽力则犯众,众怨则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守惰之可自安.”
在变法措施上,神宗不断加强自身主导权.熙宁六年（1073）冬至七年春,久旱不雨.翰林学士韩维在宋神宗向他问及此事时,攻击青苗法并请求神宗下罪己诏.经韩维再三请求后神宗下诏,诏书中写道：“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考求其当,以辅政理.”这无疑是对王安石新政非常严厉的批评.宋神宗站在保守派立场上对王安石进行批评,不仅是因为他“畏天变”,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精神相抵触,更是神宗试图削弱王安石权威、加强自身主导权的体现.在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政的施行中,神宗也多次不顾王安石反对政策加以更改.
君相矛盾不断加深的结果是,王安石在多次请求后终于于熙宁七年四月罢相.请求罢相的原因据王安石讲乃是 “臣前所以求罢,皆以陛下因事有疑心,义不敢不求罢.”而神宗“有疑心”是君权与相权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变法后期：事多不从
熙宁八年（1075）二月,宋神宗恢复王安石相位.当王安石怀着希冀重新回到开封时,宋神宗却已非之前的态度.王安石所上奏之事“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而对于当时王安石最在意的进军西夏之事,神宗则一直避而不谈,直到熙宁九年（1076）六月,发生了被邓广铭先生概括为“熙河探报”的事情后,神宗不欲继续用兵西夏的意图彻底显露,王安石最终感到自己宏伟战略设想完全破灭.再加上发生了吕惠卿状诉与儿子王雱病卒的事情,王安石彻底心灰意冷,向朝廷递上辞呈,第二次罢相.
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君权已经完全压倒了相权,宋神宗已经不再需要“师臣”,他此时需要的是听其令行其事的臣子.王安石已经不再符合他的需求,所以有了第二次罢相.
四、变化的原因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不仅不是一直和谐,反而呈现出了一个不断“降温”的过程.北宋人马永卿所记述的刘安世的《元城语录》中有一段评述王安石与神宗关系的话：“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丰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将顺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与熙宁初比也.”其实“正君臣之分”从熙宁年间即已开始,其程度逐渐加深,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时达到了顶峰.
从表面上来看,二人的性格与思想境界的差别是致使二人关系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王安石对抗反对派的精神纲领的“三不足”精神从根本上并不为神宗所接受.随着神宗在位时间和经验的增长,王安石刚直耿介的性格也越来越不能为他所容.王安石屡次上交辞呈的行为是一种迫使神宗妥协的手段,然而这种手段却损害了神宗的权威.在神宗改革仍需要王安石时,他尚且可以容许这种手段,一旦时机成熟,使王安石罢相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而究其根本,在于两人无法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锐意求治与祖宗之法之间的矛盾.神宗试图打破“三冗”的局面,就要改革祖宗之法,然而作为一个宋朝的皇帝,他不敢也不可能打破祖宗之法的局面.这就使两人在主张、改革纲领上发生了分歧.而在改革过程中,神宗既然不得不倚重王安石并将之作为改革利器,相权渐增并与君权发生矛盾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事了.二人的矛盾无法解决,因循祖宗之法与务求改革的矛盾无法解决,改革也自然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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