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矮纸千行写克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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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桥
如果周克芹能活到现在,今年十月二十八日,正好是他的八十生辰,可惜二十六年前,他带着殊荣、留下遗憾走了.那段时间,纪念他的文字很多,没给我留下过深的印象,反而是一篇写于周年忌日的吊文,吸引我读了几遍.吊文开篇就说：克芹一去,倏忽经年.从“无”来,回“无”去,生命原如花开花谢,悲伤大可不必.作者这样看问题,是因为与周克芹比邻而居,知人知心,对他的中年早逝,别有感喟,情到深处时,至哀不悲.
我和周克芹是老乡,得知他走的消息那天,本想写点文字,苦于理不顺思路.等心情平静,回想个人之间的往来,毕竟人微言轻,纪念文章还轮不到自己来写.二十六年后,若再来评作品,世有定论；述生平,要靠专著；谈观感,过誉有违本心,求全又不近人情.提笔难下,愧对故人.
我和老周一水之隔,他工作过的简阳文化馆和四川省作协,也是我后来的单位.圈子这样小,凑在一起的机会应该很多,说来奇怪,从1963年读《四川文学》,知道家乡有个周克芹,到1990年他辞世,其间将近三十年,我俩的见面仅仅十余次.相交这样少,有多少东西可以回忆？然而友谊之难忘,除去童年伙伴,要数青年结交.我处人际关系,表面比较随和,内心自有标准,一般不会用文字公开发表意见,对老周却有些话总想说一说.我用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来写,既非过期的悼辞,亦非评论文章的归结或摘 要.矮纸千行,话有百说百解,自信不会掉入应景窠臼.
我初次拜会老周,大约是1978年冬的一天下午.那时他刚进入公众视线,作为人才安置到文化馆当群众文化干部,住在接近公园大门一侧的办公室.窗前黄叶飘零,池水清冷,室内门板作床,画案作书桌,三餐去园内招待所食堂,错过时间就去街边店.他生活得简单、简朴,以至简陋,起居在属于我们共同的天地里,只是一方之士,名声还传得不远.
此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不修边幅的作家,还以为人出了名都会改变装束,举止夸张.眼前的老周,与我的想象差别很大：一身老式干部制服,外披军用长棉衣,身材高大,略显佝偻,脸型瘦削,语音低缓,面带笑意,前额的皱纹和微微下垂的嘴角,透出风霜,像个有文化的乡干部.提到“文学”二字,他立即进入状态,言之津津,表情生动,让我见识了一个乡土作家的本色.
通过交谈,我对老周有了初步了解.他出生的地点是简阳石桥镇外的一间磨房；在镇上念过几年书,辍学后参加过土改运动,做过农活；十六岁进省城一家食糖联营门市当店员,十七岁考入成都农技校.读书期间撞上“大鸣大放”,1958年毕业时,被结论为“政治不及格,不予分配工作”,遣返回乡一干二十年.我立身草根阶层,明白“这二十年”的分量.待在农村,当然也能生存和发展,但是同为一撇一捺,人与人大不一样.“政治不及格”,等于脸刻“黄金印”；遣返回乡,无异于枷号放逐,关进牛棚.天风频吹,运动不息,凡事皆可成罪,迫使这类人发烂霉变.人生的严酷,还在当事者觉察不出一点一滴的霉变过程.人抵挡得住一时的风雨,抵挡不了长期的折磨,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理想.
老周从未放弃理想.尽管大方向是受时代推移,顺潮流而行止,多坎坷,少坦途,但是他精神充实,个性饱满,风雨对于他,反而起到磨砺和助长的作用.他安处困寂之境,甘走崎岖之路,当过民办教师、农中教师、保管员和会计.他见缝插针的则是读书和写作.尘土衣冠,江湖心量,脚下是黄土,屋外有青山,一条溪水,几片白云,让他感念不尽.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乃至毕生心事,尽在此地,对这方山水,滋生出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这也是中国自有文学始,就在作家血管里流动的基因.对于文学,老周有自己朴素的理解和奋斗目标.他要写的故事近在身边,要写的人物站在眼前,他的所思所想,与左邻右舍声息相通.写作是兴之所至、习惯使然,是生活体验的综合再现.他偏处乡野,没机会接触那些似是而非、“左”得出奇的理论.写作没有干扰,没有外来压力,也未长时间中断,因此才会日积月累,水到渠成.艰难困苦造就了老周.
我离开时,老周讲他正在写出版社约定的一个“中篇”（后来发展成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如果顺手,明年可望正式出版.他拿出一册《石家兄妹》签名相赠,并说明是“”后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第一套文学书,工农兵作家各占一册.这套书的工人作家火笛和军队作家邹仲平,此后我也有幸认识.邹仲平后来转业担任《四川文学》副主编,1982年秋把我引进这家杂志社的大门实习,十二年后,命运使我脱离故土,寄食省作协,用读书说文的方式打发时光.
文化馆是老周走出茅屋、坐上行车的中转站,第二年春天,他调到四川省文联当专业作家（当时省作协还在文联旗下,几年后才单立门户）.按上面的安排,老周暂留简阳农村挂职体验生活.1981年底,我调到文化馆,有条件就近和他交往.我们年龄接近,经历相似,爱好相同,说话还算投机,至今印象深的有几次.
老周的文学梦起于少年.我曾应邀带他转过一回简城南街的两条深巷,说是看院落,其实是重温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简城,大拆大建的序幕还没拉开,街面不宽,房屋低矮,不像现在这样密集.民居以院落为主,格局为临街一条窄巷,石板路,风火墙,一进数院,前后贯通.院坝里偶尔可见豆棚瓜架、古井花台,显得古旧而安宁.院落后面是坍圮的城墙,残土已分割成小块菜地.转着转着,老周讲起了少年经历.他念书的石桥镇距离简城八华里,两地的民居同一格局.每天对着爬满青藤的院落,行走在七弯八拐的深巷,听翠竹吟风,看芭蕉滴露,不知不觉就会生出奇想.
老周忙于写作,兴趣不宽,有时为了调剂,才喝茶闲聊,话题仍然围绕文学,为一本书、一个细节,勉强坐上一两小时.我记不起他说过什么名言谠论,却记得有一次大家提起搓,他表示极端厌恶,认为年轻人沉溺此道,与古代的“刑废”没有区别.见我默不作声,他以目相示,脱口引了句圣贤语录：“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我从不摸,于是借小说家言开玩笑：“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老周连连拱手,好像对这类“掉文”很感兴趣.
有一天,我带儿子在公园散步,无意间碰上老周.他头发蓬乱,眼里布满血丝,看上去异常疲倦,说是赶写“中篇”,昨晚通夜未睡,出来松动一下筋骨.见我牵着儿子,他流露出欣羡之情,自责很少带儿女,没享受过这种“幸福”.老周陪着我们父子俩,边走边讲他和孩子的故事,讲得琐琐碎碎,歉疚而动容.事后我想,像他这种突然喜欢倾诉的人,原有某种心结,急切希望解开,平时顾不上,迟早会找机会一吐为快.在讲究实际的人看来,这可能不说明问题,但我认为极富意味.这番谈话,让我看到了一个乡土作家更近乎原生态的一面.老周有许多至情至性,有许多执著深微.
还有一天,老周急急忙忙到我家,一进门就长长地舒了口气,告诉我“中篇”终于写完,这两天锁在箱子里,钥匙交人保管,怕忍不住翻出来再改,要赶紧休整.他瘦了一圈,有气无力地瘫软在靠椅上,眼前情景,让我心里冒出“值不值”的疑问.人寿几何,来日无多,艺术的殿堂里却树立着殉道楷模.他们永恒的精神光芒,已突破因果的推论而独立,吸引文苑学子为理想献身.可是今天回头看,老周头上的光环,未必安慰生者.人已了而事未竟,这缺陷该怎样弥补？
1979年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开始由《沱江文艺》季刊连载,年底由复刊的《红岩》杂志全文推出；1980年5月百花文艺社出版单行本,6月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播；1981年,小说相继被搬上银幕和舞台.“许茂”既是老周心血的结晶,更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浩劫,经济崩溃,文化凋零,拨乱反正后百业待兴.伴随着思想解放,一批呼唤改革的作品井喷而出,产生轰动效应.在这股浪潮中,“许茂”如金鸡报晓,为新时期文学开一先声,见重于当时,影响及于后世.
“许茂”的走红,除了恰逢社会极需转型的天时地利,还应归功于小说自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许茂”的故事,贯穿着时代形象和时代感觉,有合情合理的场面氛围做衬托,文风清新明净,结构流畅紧凑.艺术上,它是生活真实与诗意开掘的组合；内容上,它是乡村变革与风云世相的留影.它是一部成熟的作品,所以才会在历经劫难的文坛上,显得分外醒目.
那个年代,作家作品是人们的一个主要兴奋点.作品走红,各方关注,作家如果因此膨胀,失去分寸,夸夸其谈,很容易循迹准声,自我作古.同样处在聚光灯下的老周,却是另一种表现.他被媒体哄抬着供人仰望,也供人寻隙挑剔、指点评说.他给我的印象是退缩回避,感慨多于苦笑.这段时间,我去过一次老周的临时住地.他家在红塔区公所一幢简易楼房的底层,二楼楼梯间是书房,一床一桌,狭小拥塞,床下丢着未开封的邮件,看外形全是书和杂志.老周讲的主要还是文学,无昂扬凌厉之态,无高深莫测之语.他没有一朝成名,忘乎所以.他的中篇和短篇作品,仍然包含着充沛的.
1984年秋,老周举家迁省文联宿舍.
老周到省城,出自上级领导的厚爱和栽培.沙汀等前辈见多了“移植”的负面作用,对“上调”持保留态度.古人曾说,对于花木“其土欲故”（柳宗元）.根据我后来的体会,这的确是见道之言.老周是地造之才,是土地和乡村之子,接近泥土,空气清新,心灵纯洁,想象才会充分发挥.葫芦坝是他的生根沃土,这里的春种秋收、农家忧乐,这里的山月江柳、竹林松冈,激发过他的才华,被尽情纵意地写进了作品.有什么必要到十里红尘的都市,再用“挂职体验”、“蹲点采访”迂回而寻？文人扎堆,同样是一个三六九小社会,也论资格、讲卑尊、排名次、分座驾级别.会要开,话要说,各种演讲、研讨、笔会要到场亮相,忙着传授心得、讲经说法.读书写作不一定比乡下自由,某些心境,难得再有,迈出的步子,也很难返回了.
形势发展很快.西方的文艺思潮激流涌入,新一代作者跑步登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登文坛的不少作家,已被视为“落伍者”冷在一边.文学上了快车道,盛名之下,各方的希望有增无减,背着“扛旗问鼎”的重任,估计老周活得不轻松.须知文坛如舞台,哪能长演连台本.幕落幕启,各是各的角色,各演各的剧目,各领,新鲜应时.
“许茂”问世,绝非偶然现象.一要出书的气候,二要写书的人才,缺一不可.总的说来,气候——作家——作品,有一种必然联系,并非能够按时按量按产供销关系诞生或制作.人脱胎于历史的印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歌手.一代人说一代人的话,一代人写一代人的书.当“时代”成为历史,作品随之“定格”.每个阶段的杰作,都是一个波峰,同时又可能是峰谷.先行者开路,后继者接力,一波推一波.这条规律,在现当代中国文学进程中尤其明显.时间是存在的冠军,而作家不过是“存在”的参与者.因为时间有它的优选法,现在的排名,能不能对号入座,不好一概而论.时过境迁,用大浪淘沙的结果印证既往,会发现作品的命运,往往与飘浮难定的人生相似.喧嚣鼓噪者,可能声沉响绝,埋沙的折戟,或许重放光彩.概括起来,这四种情况较为常见：与时俱进,另涌新浪；艰于举步,原地徘徊；好运到头,逐渐退隐；安享成果,坐当老大.即使是文学史上著作等身的作家,代表作也不过一两部,多数还是前期所为.
至于老周本人,并未止步不前.他几乎是终日矻矻,不遑它顾,夜以继日,魂牵梦萦.他的后期小说,题材和手法都有变化,对表现形式的探索越来越执著,精雕细磨,郑重严密,却也拘谨了.言为心声,难道有什么顾虑？据说老周生前有部几易其稿的《饥饿平原》,为何改而不定？我揣测还是盛名之累,惟恐不能尽如人意,瞻前顾后,处处妥贴,把作品成败与荣辱毁誉的关系拉得过紧.老周已矣,这部书稿下落不明.
1990年8月5日凌晨,老周病逝省城,享年不足五十四岁.那一年的2月,他刚出任《现代作家》主编；3月,被任命为省作协党组副书记；6月底,担任省作协常务副主席.6月8日,他率杂志社全体人员回简阳,听取读者对办好刊物的意见.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病容明显,还须强打精神,全力以赴.由专业作家到作协党政领导,诚然是靠作品的力量众望所归,合不合适,又当别论.老周体魄不够强健,天性好静,默守古风,不耐烦嚣.当时“市场”已全方位介入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对作家的左右,不亚于政治.文学要想改变受市场支配的地位,回归名流之业,已经很艰难.老周拙于炒作,不擅长接待推销,对商品经济的运作过程相当陌生,处理具体事务,其能力远逊于运笔.不管他想如何超脱,有时还是容易感情用事,适时应变的才干究竟有限.世间万物,各有方位,雁排长空,鹤唳九皋,虎啸深山,驼走大漠.一个人最能在哪方面一展长才,大致有个界定.老周原路而行,会不会更好呢？
2000年7月,老周辞世十周年之际,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周克芹文集》.封面上的老周侧身回视,欲语无言,是一个儒雅的中年文人形象.这张照片,把他的个性、风采和信念留住了.
老周等一批作家所代表的文学精神,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市场这个东西一旦形成气候,占据中心位置的已是另一类作品.
二十六年前,老周辞世,世无其人,但有其文；百年之后,也许其文不再风行,但世有其名.中国新时期文学史接纳了他,中国现代文学馆陈列着他的作品,家乡的文化广场给他竖了纪念像.文化广场位西向东,朝霞夕晖让老周永葆热度；广场与葫芦坝隔水相望,一代代的父老乡亲,都能够欣赏到老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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