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雪狂解缙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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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雪到血
从天空落下的不一定都是雪.比冷更冷的,也不一定是冬天.冬天过去了,春天不一定立刻到来.
雪,落着,落在中国的大地上.这雪已经落了整整一个冬季.世间万物都已被雪覆盖——多么奇妙：没有比雪更轻更柔、更易消融的事物,然而再高大、坚硬的物体,再广阔无边的大地,都不免被这轻柔的雪花所覆盖.我睡在雪里头,不知道睡了多久.周围空无一人,野旷天低树,乌鸦贴着冰河,溯流而飞.
被一壶美酒灌倒后,我被纪纲带到了野外.这个锦衣卫指挥使好久没有对我这么客气了,他甚至拍着我的肩膀,与我称兄道弟——鉴于我已经好久没有沾过酒了,我没有将他的脏手,从我肩上拿开.他是什么东西！配与我称兄道弟？我在内阁供职的时候,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一眼,当年这厮为了求我一副字,请托过不少人,但我从未给他写过.
我扑倒在雪里,便什么也不记得了.如果不是一阵浓浓的酒意,不,确切地说,是一条红红的带子从我的身体里爬出来,一直爬到了冰河边,我不会醒来.也许我压根儿不打算醒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这话说得一点没错.但我还是醒了.我看见我倒在雪地里,鲜血流到了冰河——也许流了大半夜,血已经凝固发黑了.我的身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刀柄上烙印着锦衣卫的徽记.
我知道我被干掉了.现在我看到我的尸首抛在荒郊野外,无人收拾,不禁放声恸哭.
不可避免,我被下到了监狱.也许从我登科那一天起,就应该意识到终有那么一天.只是那时,我被及第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从不曾对心中掠过的这丝阴影做丁点儿停留.我的后辈,万历年间状元焦竑说,“解缙之才,有类东方朔,然远见卓识,朔不及也”.他说我的才华在东方朔之上,我虽嘴上不承认,心里还是很受用的.我五岁能作诗,某日祖父抱我在膝盖上,问道：“小儿何所爱？”我应声作四绝句：“小儿何所爱,夜梦笔生花.花根在何处,丹府是我家.”全场顿时雷倒.他们猛烈地夸我神童、奇才.我十九岁举进士,入翰林,为皇上起草诏书,动辄上万字,从不打草稿——一挥而就,笔走龙蛇,挥洒如雨,才名煊赫,倾动海内.
我被称为吉州的读书种子,但现在却被埋在北国的雪里,等待腐败、溃烂,直至不知所终.我真是一颗不幸的种子,我情愿一直以来是个布衣,可以埋首乡土.什么才子、神童,可真不是什么好事,树大招风,才人遭妒.你们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落到我这样的下场.纪纲那浑球真不是什么好东西,阴险毒辣,察言观色,在揣摩圣上的意图方面可是个高手.永乐十三年——那时,我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三年了,某天,这小子向皇上递交犯人名单,曾经极度宠幸我的主子朱棣,用慵懒然而犀利的目光,草草地在这几页纸上扫了一下,便放在案几上,鬼使神差,在听纪纲啰啰嗦嗦地汇报时,仿佛出于无聊,他又从案上拿起名单——“解缙”——我的名字在被他多看了一眼后,跳了出来.
他半是揶揄半是嘲讽地说：“缙犹在耶？”
只这多看的一眼,便带来我的杀身之祸.
永乐皇帝——那时,他还只是燕王,当年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要去篡位,要去夺权.临行前,道衍和尚（姚广孝）——朱棣的谋士,突然跪下,向燕王密语,说有一事相托.
燕王问：“什么事？”
道衍说：“江南有个才子叫方孝孺,学问操守第一.你攻下南京,他一定不会投降,但请你千万不要杀他.如果杀了,那么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
道衍神色凄恻、隐晦,同时不安.这张蜡黄而沟壑纵横的老脸,仿佛被一片黑云投下一抹阴影——一丝不祥的预感从他心里闪过.方孝孺何等忠烈之人,至死不肯降服,以至于被朱棣破纪录地“诛十族”都不为所动,最后慷慨就义.
作为建文旧臣之一,我当年没有选择方孝孺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叩马迎驸”.我的人生污点始于此.一个以才学和道德为职业的人,总是会在人生的关口遇到两难的选择.譬如方孝孺,朱棣将建文帝赶,自己当皇帝,对于这样的不义,方孝孺选择以死抗拒,宁死不为朱棣所用；不仅如此,他还披麻戴孝,在宫殿哭号；更有甚者,他当面在朱棣面前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他真是忠烈！我有时想,我们书生的命运——在有皇权以来,如何争取自由,如何争取人格——在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是,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这样的机会从来没有出现过.
也许有部分幸运者,遇到了所谓明君,宅心仁厚,敢于纳谏,宽怀大量,书生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皇帝面前直起他们的膝盖——不知有谁思量过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归于刘家、李家、赵家,只有一个人可以安然地坐在龙椅上,而天下人则要齐刷刷地跪拜下去,接受来自最高权力的叱责或抚慰.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成为与生俱来的真理.
因而历史上那些方孝孺辈,其结局故惨烈,其人生亦悲壮.
我想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雪纷纷落着,而这纷扬的情景却愈益显现出一种静穆,一种死亡的气息.这纷扬的大雪,来自上天——不是他悲悯的眼泪,也不是他烂漫飞扬的情思,而是带有某种结局和宿命的暗示.一种包藏.一种无辜的残忍毁灭.也许这个时候,我应该心平气和地来欣赏这雪景.东晋时,右将军王羲之之子王凝之,有个才学美貌并重的妻子谢道韫,考虑到她的父亲是名士谢安谢太傅,你就不应该对这王谢之家表示嫉妒,而应该是称羡.谢道韫还是个小娃的时候,父亲带着孩子们看雪花.父亲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兄长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其机智和慧心足见矣.也许此刻,我应该抱着欣赏春天柳絮的心态,来欣赏这雪景.
而我终究不能.
我目见自己被杀死在雪地里.而我的死因,却在当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直到清朝时我的死因才陆续被一些学者考证出来,因而我对乾嘉学派的敬意是有的.在当时,一些学者,比如陈建,在《皇明资治通纪》永乐十三年正月条里只记下这样一句：“前交趾参议解缙死于锦衣卫狱,徙其家于边.”雷礼在《国朝列卿纪》里只写“下诏狱卒”.连焦竑《国朝献征录》所收无名氏《学士解公缙传》,对我的死也只轻描淡写地有一句“死狱中,年四十七”.对于我是怎么死的,似乎都唯恐避之不及.
我想我的死因,不外乎以下三种：
一、我是被锦衣卫纪纲干掉的.我身上带着长缨的刀子依然像一杆耻辱的经幡一样,招摇在雪地里.确实,他有权力这么做,作为锦衣卫总管,他可以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踩死我.只要他愿意.况且,平素里我对他非常看不起,用语言激怒、辱骂过他.他早已怀恨在心.因而他乘机与我喝酒,然后推脱说我是嗜酒死于雪地里,也是可能的.
二、我是被皇帝朱棣给除掉的.虽然,我曾一度得到他的宠幸,他应该不会忘记,在他发动“靖难之役”兵逼南京时,我顺应潮流,和夏元吉、杨荣、金幼孜等人开城迎接他.当年他对我的信任使我铭记在心,我和杨士奇、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人进入文渊阁,参与机务,成为明朝第一批内阁大学士.越是接近权力高峰,越是危险的.我的优长皇帝自然看得清楚,通常情况下,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甚至视而不见.但是我忤逆圣上的时候,却不可避免地被他紧紧揪住,对于一个内心阴暗、毒辣的君王来说,他无法克服这局限.我就像睡在一只随时会翻身扑咬我的猛虎身边.最后,我还是被它给咬死了.
三、我是被我自己给杀死了.关于这一点,勿需我多言,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这正是我遭难的缘由.如果我不说,我或许可免一死,但这不合乎我的本性,也不合乎一个朝中重臣的本分.对于不合理、不应该的,我必须说出来,所谓“进言者无所畏”.因而,我或许死于自己的嘴,也未可知.
雪的另一种形式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那种对既往知识的全部占有,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还有技艺,全部囊括在内,以与大明王朝的广阔疆域相媲美,朱棣对编辑《永乐大典》的企图,不啻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梦想之一.虽然残忍、阴险,但我依然要对我的主子表达另一种敬意：是他,将皇都迁往北京；也是他,命令郑和下西洋,开启了皇朝对外展示天威这个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行动.
从我担任《永乐大典》总纂修那一刻始,我就知道,我的名字足以载入史册,永垂不朽——甚至后人们,都不尽然知道永乐皇帝的名字,但我必定因为这部百科全书,而流芳百世.这是人类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书,它动用了朝野上下2169人编写,全书缮写成22877卷,光目录就有60卷,成书11095册,3亿7千万字.
当我和我的同僚们彻夜不休地在烛火辉煌的屋内忙活的时候,不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而是一种对梦想的渴求在鞭策我们、催促我们,像促织一样,在黑夜里制造了尖锐而喜悦的鸣声.成船成船的连史纸,从江西沿信江运来,仿佛成吨的白雪运入宫中.对于产自我江右的优质纸张,人们很容易用“白雪”来形容它的颜色.而这些从无数坊间精挑细选出来的“白雪”,远非谢道韫眼中的“柳絮”——那是一个小姑娘天真而浅薄的想象.那从南方而来的“雪片”,将从时间和空间上,将中国既有的知识全部覆盖！
文士们夜以继日地在宫中编辑、抄录,墨水的清香足以刺激他们昏昏沉沉的脑袋.我坐在桌子后面,仿佛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在短暂地感觉到一种荒诞感之后——因为,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枉然的,我们的企图有些像做梦——但很快,我便涌起一种深刻的自责,为我荒诞不经的想法而感到荒谬.这样的时刻,总是容易让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洪武二十一年春,我和长兄解纶、妹夫黄金华一道同登进士,成为京城的美谈.那时我将及弱冠,而已然瞩目于朝野.我知道,对于功名的渴求,来自于每个读书人内心最深切的渴望.更让我愉悦的,不是功名利禄的诱惑,而是成功的快感——无论是写出一首好诗,还是写出一副好字——那种轻捷、晕眩、轻飘的感觉,能让人死而无憾.我承认,我是个狂放的有些傲气的人,这多少给我的命运添加了一把不幸的柴火.才子,这是我一生的别名,我因此而荣,也因此而毁.
怎么说呢,才人总是一开始便崭露头角.如果说人们从小将我当作神童来看待,多少出于一种文过饰非的褒奖,和对于一个官宦理学之家的尊敬的话.当我和兄长、妹夫在省试中分列第一、第二、第三名的时候,不仅对我的家族,更主要对我,人们便不惜用世上最美妙的词句,往我身上贴——如“资禀清粹、气度高远”“子真天下第一人也”之类.我承认我很喜欢成功的感觉,但远非出于对仕途的贪恋.我并不爱做官,我的浪漫、自负、心直口快、嫉恶如仇的性情,为官场的大忌.晚于我之后的才子李梦阳,曾经与我有着相似的感受,他眼中的官场人,都是一副吞吞吐吐、老于世故的样子,性格从来不鲜明,说话从来都曲里拐弯.这简直成为绝大部分官员的共通形象.也许当初他们作为一个年轻进士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官场这块看起来很美但带刺的草地,让他们学会了轻手轻脚、小心翼翼、三缄其口.
太祖对我非常宠幸,他曾经对我说,你我如同父子,你可以对朕知无不言.我信以为真,连上《大庖西封事》和《太平十策》,对刑罚、赋税、学术、社会风气等针砭时弊、慷慨陈词.太祖嘴上虽然称善,但是三年后却打发我回江西吉水老家去了,让我好好读书.他给出的理由是：大器者晚成,十年后再重用我.
我承认,在乡间闭门读书的几年磨炼了我.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寂寞和冷遇,对我来说不是坏事.我不仅不记恨太祖,反而感激他.新出炉的剑固然崭新、锋利,但也容易折断,非得经过岁月的打磨才能成为一把好剑.太祖以收敛我的锋芒的方式保护了我.那几年是我的幸福时光,我可以不用为了应付科考,纯粹出于兴趣,对性命道德、诸子百家,乃至于佛老方技之书,自由涉猎,读到痛快处还手舞足蹈,无人视为狂悖.乡里贤者常与我诗酒唱酬、促膝砥砺,这样的日子是官场生活所不能比拟的.
我在乡间几年,朝廷发生了大变故.先是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薨；接着洪武三十一年太祖殡天,长皇孙朱允炆即位.闻太祖崩讯,父亲命我和兄长赴京临丧.我想我的名声并不全然是我的保护色,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其反面.譬如这次,我怀着哀痛之心来到京城,却被妒忌我的人弹劾,说我归学未满十年,属于“赴临非诏旨”,甚而说我母丧未葬、父亲年已九十,却跑到京城临丧,属于非礼.结果把我贬为甘肃河州卫吏.我的命运,可说是一落千丈,“一尊时碎黄花下,万事不醒江波流”,“十年后重用”的承诺不仅化为泡影,还背上了“违背遗诏”的罪名.
西北甘肃,冰天雪地之国,远非故乡四季如春.当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冰雪皑皑的路上,我的心里落满了雪花.雪花飞舞,我的眼前白茫茫一片,仿佛无尽的苦役.恍惚间,我被推醒了,我的桌案上堆满了高叠数尺的稿子,同为太子少傅的姚广孝正笑眯眯地对我说：“春雨兄,睡得可好？”
哦,我在往事中走远了,以至于走到梦境里去了.
我听见公鸡的打鸣声,穿过晨曦的暗影、杏树的枝杈,以及宫殿的琉璃瓦顶,也穿过宿卫手中冰冷的长矛,嘴里呵出的雾气,护城河边湿漉漉的码头以及船工瞥见货物时倦怠的眼神,烟花巷里突然变得丑陋不堪的灯笼、窗棂和匾额而来.那鸣声听起来像孩子的哭声,也像孤魂野鬼的叫声,显得突兀、尖刻和怪异.我的勤勉的下属,有的还在奋笔抄写,但字迹显然有些模糊不清；有的握着书卷假装思考,但眼皮无可奈何地闭上了；有的不顾一切地趴在桌上,手臂压倒了搁在笔架上的狼毫,将眼前刚刚誊清的册页涂抹上了几朵乌黑的梅花.
圣上朱棣,这个篡位起家的皇帝,不乏大手笔.当我闻知朱棣要编写《永乐大典》,不,当时叫作《文献集成》,《永乐大典》是修撰完成后文士们拍马屁想出的一个响亮的书名,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用手按住胸口怦怦乱跳的心脏,发现里面沉睡着一个好大喜功的梦想家,原来我们每个中国人潜意识里都沉睡着一个这样的猛兽.我连呼万岁,首先表态：皇上的圣旨属于旷世伟略、万代佳构.我听见山呼万岁的声音在大殿里持久地、震耳欲聋地响彻着.
当我授命接过总纂修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虽然自负,我相信我的能力超出当朝任何一个文人,我的知识的体量和思维敏捷的程度无人能及.但是,面对人类浩瀚的知识,如同在雪地里用水盆装雪一样,属于枉然.我深知,知识的生成、传播和转化,有着它自身的规律,人的主观和强制性的干预会适得其反.何况,世界之大,除我中华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我们看不见的、远在地平线以远的蛮夷之族,他们有着无穷尽的怪异的文字、野兽般的语言,和使人容易魔怔的奇技淫巧.好在,这些东西都不入我们的法眼,因而,我要做的,就是率领两千多号人,对我华夏的文明进行整合、编辑,以利于子孙万代共享.我想我也是梦想家.如同我们对皇帝的崇拜来自于天性,我对专制暴君的仇恨一点不比别人少,但是,我们虚伪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皇帝.我们内心深处的阴暗、专横、暴戾,并不比真正的皇帝少.这恐怕也是我们的文化使然.
我们组建了纂修机构.无疑,皇帝是总顾问,下面成立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以及分门别类的纂修小组.作为首席监修,我和太子少傅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领衔监修,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圣上将南京文渊阁的所有藏书供我们翻阅、参用.
这项浩瀚的工程,消耗了我一生大半的精力.自此以后我的眼睛无可奈何地坏了——虽然没有到瞎的程度,但离瞎也不远了.我的头发全白.这些都是恪尽职守的明证.虽然我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便知道我注定会被载入史册.但我也知道,我是“人因书传”.无论如何,这部巨著不是我个人的独立著作,只是对前人知识的归纳、整合而已.我更看中自己的作品留世.令我欣慰的是,我做到了.我为我不只是一个编辑家被后人记住而自豪.
据说,这部当时唯一的《永乐大典》完工后,被圣上放在文渊阁,此后命运多舛,这是我预料到的,但是它离奇的后事还是超乎了我的想象.世宗酷爱这部书,他只恨这项伟大的工程被他的先祖捷足先登了,否则他也会组织人马来实施——曾经,他想过要另起炉灶,编写一部超过《永乐大典》的大百科全书,规模是这部书的两部——据看过这部书的大学士严嵩等人推断,这部书有不少硬伤,纰漏之处不计其数.嘉靖皇帝听后,不仅不为他伟大先祖的佳构受到非议而感到愤怒,反而异常高兴,由此萌发了修纂一部超过《大典》的全书的想法,为此激动得几个星期吃不下饭.可惜的是,由于他身体多病,精力主要放在炼丹、打醮之类的道家方术上——他从来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再加上王朝发展到他那时,臣子和文人一日不如一日,已不能和太祖开基时君强臣也强的局面相比,因而由谁来担纲成为一个大问题,虽然我知道,严嵩是垂涎于这个职位的.更主要的还是,世宗生性多疑,权欲又太重,虽然他常年不临朝,但是对于朝中风吹草动都敏感不已,因而要组织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来纂修一部浩大的工程,无异于给严嵩辈青史留名的机会,这是他嫉妒的心断然不能接受的,因而他自己这一关就过不了.
但是对于梦想的追逐,却像缭绕的苍蝇一样挥之不去.有一天,那已经过了很久,他突然命令大臣组织人马,将这部大书重抄一份.给这本独一无二的书备个份,不能不说是这个昏聩的皇帝做的一件清醒的事.可惜的是,直到他死,这部书都没有抄完.这两部书,正、副本在北京、南京各一套.然而到了志大才雄的清朝乾隆手中时,只剩下不到八千册.有人说,正本已经被嘉靖皇帝殉葬了,留给乾隆的八千册,是未抄完的那部.果真如此,依据后人发明的遥感探测技术,嘉靖皇帝的坟墓永陵,已经积满了水.也就是说,这部书已经毁于黑暗的泥穴中.这同雪花的命运相似——从水到水,终究毁灭于无形.
而那未抄完的八千册,同样遭遇许多不测：清乾隆年间的八千册,真正到皇帝手上的,已散失了千余册,为此乾隆不无痛心地说“菁华已裁,糟粕可捐”.咸丰间,蛮夷的八国联军打入京城,对我中华进行烧杀洗劫,这些毁灭文明的举止足以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遭唾弃！洋鬼子们从翰林院盗走了大量《大典》.光绪年间,翰林院再遭劫难,义和团拳民毁坏《大典》数百册,加上那个以洋务运动为口号的文廷式监守自盗,又盗走上百册,最后,《大典》从翰林院移交到京师大学堂时,只剩下可怜的六十四册.
如果当初知道这部书的命运会是如此,就是杀头,我也不接这个活(只是没有当初,我也没有预料后世的本事).想到此,我不禁放声痛哭,比看到自己被锦衣卫杀死在雪地里,哭得更加伤心、更加难看.
积雪凝寒：对王右军的致敬
东晋升平四年之后的某个冬日,奇寒无比,为五十年所未见.王羲之给老友——益州刺史周抚,写去一份暖意融融的信：“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这便是我案上的《积雪凝寒帖》.六行,六十四字.家父解开善于笔札,于王右军书法尤为宝爱.然而,在历史上以书家名世的,却不是他,而是我.这篇《积雪凝寒帖》,便是家父指令我学书的法帖之一.那时,我尚年幼,从七八岁开始学书,这篇名帖我临摹不下千万遍.至今透过发黄的纸张,尚能感觉到东晋升平年间居于山阴的王右军对于那份奇寒的感受,似乎透露出别一种况味.他与周抚上次见面,还是在二十六年前,那时他任江州刺史,周抚为豫章太守,此后王羲之任会稽内史,与周抚一别经年.我相信,此后他们再未相见了,直到右军死,他们都未曾再谋面.
晚年,王羲之在山阴虽然写下千古流传的天下第一名书《兰亭序》,但生活上并非称意.前任会稽内史王述,与右军素来不和,而此公现在转任扬州刺史,成为右军的上司.书上说,“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王述非常看重右军对自己的感受,而右军对他的极度厌恶,可见一斑.刘义庆在《世说新语》里,对王述的个性,也有过极其生动的刻画：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抛开王右军与王述之间个人恩怨,我觉得王述这个人还挺有趣,至少比那些假正经的官僚和假道学的文人们可爱得多.但王右军给周抚写信说凝冻天气五十年未有,恐怕也是对当时政治气候的一种喟叹吧.我想,我对王羲之的取法,不仅仅来自于书法本身,对其身世、时代的理解,恐怕下的功夫更深.这也正是我解缙能以书法家名世的原因之一.王右军一贯清真、高洁,而仇敌王述做了他的上司后,对他的压迫和刁难不胜枚举,以至于永和十一年,右军率领儿孙们来到父母墓前立誓：永远不再出仕！此后他便辞官,“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右军辞官,引起的震动可谓不小.鉴于琅琊王氏,作为门阀士族,历来以事君行道为己任,儒家积极用世主张为立身之本,辞官,在王氏家族中没有先例.但王羲之对身处的政治环境之体会,如同“积雪凝寒”,冷彻肺腑.他在“誓愿”中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
对于古之辞世者,王右军有深刻认识,他说隐者生活何其艰辛,要么佯狂装疯,要么藏污纳垢,而自己能够坐而获逸,了却心愿,实是天赐！我想,这也是天佑羲之,使其善终,而我却并不那么幸运.但我对右军并不妒忌,相反,觉得他辞官退隐,实在出于一种极高的智慧.而如我这样汲汲于功名的人,虽然也是以“才子”“名士”风动海内,但却死得很惨.
唯有雪是无辜的.仿佛从东晋一直落到大明,静若处子,每一片雪都像是造物的第一片雪.
“比者悠悠,如何可言？”那是右军对漫长山居岁月的感受,对友情的咏叹和反刍,可印证他心境的悠缓和沉静,从他写给周抚的一系列信札中——后人将其命名为《十七帖》,便可知.而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紧张、不安、时不我待的情绪,这反映在我的草书中.与右军的草书,比如《十七帖》之雍容、舒缓、不激不厉不同,我的草书给人的面目是风卷残云、笔走龙蛇、满地狼藉.因而后世对我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褒我者说.解缙书法,“笔法精丽,深得晋人风致”.他们看出我对王羲之的学习,深入了精髓.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便教我书法.我的母亲高妙莹,也是我最初的老师,她“善小楷,严正森密”,手把手教会我握笔、描红,我的童子功来自于她.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是我初入右军堂奥的阶石.在我对右军小楷、行书有了大的把握后,我深入到他的草书《十七帖》,日摹上千字.右军书法,风神奕奕,我曾说,右军之书“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鱼鬣鸟翅,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纵横曲折,无不如意,毫发之间,直无遗憾”.然而,我是以背叛王羲之的方式继承他,并向他致意.如果我亦步亦趋地学他,照猫画虎,如灯取影,我觉得是对艺术最大的亵渎！我想,与其多一位拾人之牙慧之徒,不如多一位富有个性的书家.因而我从“二王”走向“颠张狂素”,不是偶然的.东晋那种充满幻灭感、三教合流的时代氛围一去不复返了,所谓放浪形骸、清淡玄远的“魏晋风度”,与今天的隔膜可谓深矣.经过赵宋王朝理学家的努力,士人们越来越循规蹈矩,须臾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我朝太祖以来,社会政治风气愈加严酷,文人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只有夹着尾巴做人.宋代文人,尚有议论国是、与君共治的勇气,而我朝文人,则对国是尽量回避,所发议论多切于己身.颓靡之风久矣.因而,我的放达、直言,显得不合时宜,最终带来了杀身之祸！
我从右军走向张旭、怀素,是因为性情使然.我的气质更贴合后者.所谓侧锋取妍、正锋取劲——我自认,我草书的特点是：行笔迅疾,圆滑纯熟,果断大胆,曲折多变.如果你能真正从法度来看,我的面貌相去王羲之甚远的书法,其实与右军殊途同归——就如阴柔阳刚本为气之两面,白昼与黑夜分属日之两极一样.我从相反的方向打进,最后接近王右军.你们不要以为我真是王右军的叛徒,我须臾未离开书圣开辟出的书之大道.
相比书写,我每天用大量时间读帖.有好几年,我将《积雪凝寒帖》放在床头,成为每日入睡前的功课,有几次,我因外出,晚上无法目见这法帖而彻夜不眠.这六十四个字,我烂熟于心.我想我从中读出了六百四十个字,六千四百个字.更多的意味,更多的哀乐,在这文字之外,如同看到大洋上的雪峰,寒冷的意味并不在洋面之上.读山,读水,读风云,读日月,这是每个士人必修的课程,一个士大夫的养成并非全靠读书而来.当我读帖读到入神处,不觉身上微微发烫,汗流浃背,仿佛对面的雪融化,流淌到我身上来了.
那真正懂我的人,是能够看出我书法的妙处的.他们用“翰墨奔放,意向谨严”来形容.这体现在我的代表作《自书诗卷》《游七星岩诗》等作品中.后人认为我这些草书代表了我书法的高度,认为其“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痿,方笔不滞”,又有评者说,“落笔数千百言,倚马可待”.我的草书真正体现了书写的速度感,若漫天飞雪,弥漫萧飒,奕奕有风致.我因书法在文才之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索求者充斥巷道.如果你们认为我有自夸的嫌疑,不妨引用当世文人王直的话予以印证：
当时公卿大夫以至甲胄之士,市井之人,莫不仰慕.每休暇之日,持纸素来求者,足相踵于其门,先生随宜应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故散在人间尤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古皆然.从羲之献之父子,到张旭怀素,再到赵松雪,莫不如此.我对书写工具的要求也很高,非陆颖笔不可——陆颖本农家,而善缚笔,其子也能缚笔,朴茂可喜.他们农隙时读书,农忙时耕作,有古者风,今天已不多见了.不像那些求利的笔商,身上无一丝文气.
比较《自书诗卷》和《游七星岩诗》,虽都是草书,都能代表我书法的高度,但是二者风格上的微妙差别,还是很能看出我的心境.先说《自书诗卷》.永乐五年,我因反对朱棣出兵交趾,便贬两广,此卷书于永乐八年,我回京述职之时.书写的是南迁两广时作的七首诗：《广西感旧》《过三合驿》《交趾市桥》《谢友人惠黄柑》《过梧州作》《过藤县》《归乡偶作》.此卷正是用陆颖笔所作,行笔迅速,劲健爽利,虽有细弱游丝但丝毫不怯弱,竖画拉长,悬针出锋.初为行书,渐作行草,最后狂草,节奏越来越快,仿佛倾盆大雨,从天而至,又如山崩海啸,不可遏止.通篇七十五行,一行多则七八字,少则一字,无一字相同.字小者寸余,字大者七八寸.纵情恣肆,神气完足.可谓“适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作可见我心情的愉悦和放松——因我终于熬完了苦差事,回京奏事,南蛮之乡的瘴气（连同体内的晦气）一扫而光,等待朱棣对我的褒奖.然而事与愿违,我满心的期待不仅落空,反而因为此而遭致下狱之祸,真是世事叵测,难以预知啊！此事后表.
再说《游七星岩诗》.此卷写于永乐五年,正是我贬于两广之年,我心中的怨气、委屈、不安,都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体现.此卷属于小草书,书自作诗四首,虽依然连绵起伏,书写雍容,但不似前者如“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怀素语）,而是规矩有法度,书写时的不安、犹疑、愤懑见于毫端.从极度宠幸的爱卿,到我因出言直谏阻止发兵交趾——当然,不止于此,永乐对我的宠信日渐稀薄,以至于听信谗言——礼部郎中李志刚说我对贬职两广心怀不满,最后朱棣索性将我打发交趾参议,去化州监督军饷.《游七星岩诗》不像《自书试卷》那么舒张、放达——虽其隐含着命运的转折,但不自知,这正是悲剧的戏剧化表现,后者写得紧密——字距行距都很紧,我内心的紧张跃然纸上.与我的狂放不羁不同,这幅作品倒是显得谨严,甚至太谨严了！
贬我者说,“如镇宅符”“纵荡无法”.果真如此,那么“我从结发工书癖,二十年来厌陈迹”便成为了一种笑话.事实并非如此.而贬我者,正是将王羲之作为参照.比如,他们认为《积雪凝寒帖》,用笔方圆皆备,方处锋棱可截铁,圆处婉转若飘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所谓“表里莹润,骨肉和畅,有法有致”.而我的书法如,左右盘旋,上下牵连,满纸缠绕,仿如“一纸秋蛇春蚓”,不可卒读.我的个性过于纵情狂放,这是我遭致非议的原因之一.如杨慎说我草书“如镇宅之符”,王世贞虽没用这么恶毒的词,但也评价不高,“狂草名一时,然纵荡无法,又多恶笔”.我已说过,我的性情更接近“颠张狂素”.右军无疑是高峰,可以断言的是,历史上就无人能够超越,我之前数百上千年无人能及,我之后几千上万年,也只能望其项背.我的性格浓烈狂放,而右军清真玄远,二者相差不知几十万里.因而拿右军来参照我,有些不公平.而拿张旭、怀素来作比较,似乎更合乎情理些.我曾作《草书歌》：
君不见张旭号张颠,饮酒饮三盏,醺来草圣传；又不见李白号谪仙,饮酒饮一斗,吟诗一百篇.我本江南一狂客,非白亦非颠,饮酒饮一石,吟诗吟一千.不信邀我到酒池边,朝饮复暮饮,挥毫落纸满云烟.
你们是不是看出我的诗有太白遗风？而王世贞在跋《祝兆京静园亭卷》中,影射我“过则牛鬼蛇神”,显然并非我的知己.我深知,我的书法并非都是精品,相当一部分是为应对求索者,率意书写,难免参差不齐,对此我是清醒的.你们知道,我的书风,与我的工作也不无关系.作为内阁近臣,常要起草朝廷奏疏、记录圣谕,形成了我书写迅疾的风格,用后来人的话说,这是“速记”,而照顾到一点一划之精细、清晰,几无可能.在匆匆无暇、难以清晰地照顾到所有点画时,我往往借助笔画的缠绕来弥补毛笔书写客观上的限制,难免不少“游丝字”,而这类作品,所受的非议最大.另外,我弱冠即成名,之后声誉日隆,市井间好事者托名的伪作亦不少.蔡羽、詹景凤、施闰章等后人对此多有辨识.我朝世风日下,为牟利而泛滥,已然成为风气,可谓人心大坏矣！
我想我无须对那些的“伪作”负责,至于后世一些对我书法的贬抑的说法,则任由其说去.但我必须指出,我的书法在后世之所以有这种评价,也和我的政治处境相关,当我被当作政治犯下狱进而被处决后,因文网森严,藏我书者怕受牵连,因而毁匿者不少,也减少了我书法的流传.——我必须将这个因素告知读者,以正视听.
棋局：雪裹刀
相对于书法这一极私人化的技术而言,为官,则是高度公众化和风险化的活儿.我们的先哲确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非走上仕途不足以“达”,兼济天下,只有通过为官才可以实现.我想,这正是一代代学子冒着哪怕掉头的危险,也要奔赴仕途的原因吧.不可避免,我们这些官员,不仅承担着公共治理的责任,也担负着教化民众的角色,某种程度上还是道德典范的化身.我们的身份,如同一只单身多头的怪兽.父母、牧师、贤者——我们像川剧脸的艺人,哪一个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或者,三者都不是？又或者,哪一个都只是五官中的某一种？
我并不因此而感到尴尬、不适,相反,我,以及我们,非常适应这个角色.在神■缺席的天空,我的身影偶尔模糊地出现在公众的头顶.当然,我非常后怕地看到,很多年以后,出现在公众头顶上那个巨大的“神像”,却不是来自于神本身.无疑,皇帝也是我们的神.某种程度上,权力正是信仰的一部分.在没有信仰的公众里,它甚至是信仰的核心部分.
信仰,如同雪花,开在若有若无之间.而权力,却是锋利无比的刀刃,无处不在.
有时,我在乡间看到游神的队伍从阡陌上走过,红男绿女,鼓瑟吹笙,僧尼善众,彼此混淆,就感到深深的迷惑.那乡土之上的神,被塑造得模样滑稽,经幡绫帐掩映其间,显得神秘而笨拙.相比匹夫匹妇们祈求“五谷丰登”“呈祥纳吉”——我们这些读书人,却怀着“弘道”的决心——但,哪一个更真实？
何为“道”？又如何“弘”？当我意识到：弘道却有杀头的危险,是继续向前,还是退缩？比如,在“立太子”事件上,我是站在“道”的立场上去谏言的,却带来了个人的灾难.
成祖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他们的生母都是徐皇后（即我朝开国元勋徐达之女）,没有嫡庶之分,按“立嫡以长”的原则,朱高炽应是皇储的不二人选.但朱棣喜欢的却是次子朱高煦——因与其相像,都骁勇好战,跟随他南征北战屡有功绩.朱棣曾许诺次子,将来立他为皇太子.
当皇帝私下里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很坦率地支持长子朱高炽,认为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我进一步对皇帝说,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是好圣孙——我没有历史的预见性,我只是从“道”的原则,说出应说的话.历史正是如此.永乐皇帝驾崩后,继位的朱高炽（仁宗皇帝）,之后的朱瞻基（宣宗皇帝）,合力缔造了我朝一个太平盛世——被史家称誉的“仁宣之治”.
当永乐皇帝私下征询我的意见时,我知道我的回答必须十万分的谨慎,这是一道难解的政治题,而答案只有一个.皇帝对长子和次子的态度,满朝皆知.我知道永乐皇帝,不是唐太宗,绝不会虚心纳谏.但我决心要做魏征.无他——君子“弘道”而已.
因而,我对皇帝说了上面这番话.果然,朱棣听我说完后,满脸阴沉,一言不发地走开了.皇帝一心想立次子为皇储,但又找不出“坏规矩”的理由.无奈,于永乐二年,册封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三子朱高燧为赵王.但皇帝却对皇太子比较冷漠,对汉王却日益恩宠,在朝野造成两个“皇储”的假象,即,一个名义上的,一个事实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汉王朱高煦,用别人的话说是“狙诈多智,以武材自负”；而皇太子则心地良善,加上体弱多病,处境不妙.鉴于此,我对皇帝规谏,劝他对次子的礼仪待遇不能超过太子,这样会开启争端.
朱棣震怒.他没有像上次那样把怒火压在心里,他终于爆发.他也许早就想揪我的辫子了——他怒斥我是离间他们骨肉关系.加上当时朝廷正在议论发兵征讨交趾,我的意见与众人相左——反对出兵.于是,我从皇上信任的爱卿,开始被晾在一边.汉王朱高煦进一步对我发动攻势,诬陷我泄露宫禁秘密,又说我廷试阅卷不公,我终于被朱棣贬为交趾参议.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去往交趾.与我年轻时首度受挫、被贬甘肃不同——那时,我骄傲的心经受不了挫折,而现在,我已足够成熟,我的心中装得下整个天地.去往交趾那个湿热难耐、蚊虻成群的瘴疠之地,对我来说,不是世界末日.
一路向西南.风景与北方多有不同.离开京城,我的视线顿时开阔许多,内阁外表看似光鲜,实则疲惫、压抑的生活,于我暂告一段落.丹霞地貌和棕榈、芭蕉植物直扑眼前,贩夫走卒、迁客流民、商贾道士、村夫野老,一路上各色人等,他们的表情和举止,勾起我心间浓烈的哀愁.造物如此多情,雕塑这万种风情的世界,让人心生悲悯,也满怀贪恋.这天造地设的世界,哪怕破旧与凶险,哪怕愚昧与不堪,都显得那么生气勃勃,都像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让人满心欢欣.而那远在天边的帝王宫殿,那金铺玉砌、紫霞萦绕的大殿,却看起来像是纸上的画图,了无生机,毫无情趣.
这一路行走,一路观察,我没有理由不写诗.与其说,我的诗是用笔写出来的,莫如说是从我胸中流淌出来的：
虬髯白舄绣衣郎,骢马南巡古越裳.
城郭新开秦郡县,山河元是汉金汤.
千家竹屋临沙觜,万斛江船下石头.
伏枕梦回霄汉远,珮声犹在凤凰楼.
——《送刘绣衣按交》
苍梧城北系龙洲,水接南天日夕流.
冰井鳄池春草合,火山蛟室夜光浮.
天连铜柱蛮烟黑,地接朱崖海气黄.
莫说炎荒冰雪少,须令六月见飞霜.
——《苍梧即事》
然而古越交趾毕竟不是我真正的归宿.我想我的才气和志向还在庙堂.因而永乐八年,当我南迁的使命完成后,便怀揣激动、不安和欣喜的心情踏上回京之路.我并不知道,当我开始被贬交趾时,我已踏上一条不归路.不是皇帝,而是命运,将我按在漩涡之中,不得翻身.因而后面发生的一切,看起来虽像巧合,实则指向一个必然——死亡.我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指向这唯一的结局——为我抱不平的后来者说,明朝第一任内阁大学士七人中,解缙才气最高,又最忠诚,然而却是唯一被杀头的,其他六人都得善终,实在可惜.
我感谢他们对我的抬举,但并不自我哀怜.你们说我才子也好,诤臣也好,君臣遇合,自古为难,我并不为我的结局感到痛心.哪怕日后被逮入狱,我依然在监狱里,写下忠心耿耿的诗歌：“孤臣泪尽忠心在,一似扶桑晓日红.”你们也许觉得这诗歌,看起来是那么的面熟.是的,它和我的庐陵老乡——南宋末年状元宰相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许就是我们庐陵人的命运.忠烈,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没法剔除.那块土地的颜色是红的,和我们身体里流淌的血液相仿.
仿佛按照命运的指使,我被动地在一盘事先设定好的棋局里挪动着麻木的双腿.
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带给皇帝的自鸣钟和其他高度精密的机器,让我看到人心的机巧可以细密如此,便知道世风的淳厚已一去不返了.
当郑和从南洋带回一整箱宝石、香料、,这些仿佛还带着热带阳光的奢侈品,带给皇帝的不是震惊（以及对那遥远的蛮夷之国的兴趣）,而是一种妒忌、羡慕,并夹杂着一丝因陌生而恐惧的表情,便知道在世界这盘更大的棋局里,帝国的旌旗开始黯淡了.
我心情复杂地回到京城,仿佛面对一座虚空的城市.当我准备面向皇帝述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亲率军队北征了.于是,我迈动仿佛装着机械、自行运动的双脚,来到皇储的,向临时“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我曾经是他的老师——汇报工作.
这一切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却隐含着凶险——那就是,我的敌人,将我的一举一动都盯得紧紧的,我稍有闪失便会命丧黄泉.
然而,哪怕再给我一个脑子,我也不会想到,我向皇太子汇报工作会是怎样一步险棋.
汉王朱高煦——我忽视了他的智商,也低估了他的阴险——至此,我豁然明白,与其说我是被皇帝朱棣杀死的,不如说是被汉王朱高煦杀死的.他向朱棣挑拨,说我窥伺皇上外出之机私自觐见太子,不等皇上返回径自离京,全无人臣之礼.朱棣气疯了,抓起金盏狠狠砸向地毯,下令将我关进锦衣卫镇抚司诏狱.
大雪落下来,盖在一具叫“命运”的棋盘上.当我抓起毛笔在洁白的绢素上写字时,乌黑的墨汁仿如黑夜一般侵吞了白纸——白昼渐渐涂黑,光线在黑夜的涂鸦中像融化的的雪线,消融于太阳的毒汁.而纷纷扬扬的大雪,湮没了我在黑暗的牢狱中记忆的来路,也湮没我无法通往明天的去路.愤怒和欢欣,都已远我而去.此刻,我获得了平静.黑夜又一次来临.我在诏狱里,已分不清白昼和黑夜.我是凭着太阳收敛的轻微的脚步来辨别的.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乐趣.而这份乐趣,与世间的其他乐趣,并无本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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