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体育方面本科论文怎么写与基于政策工具的社会体育政策分析有关论文例文

《基于政策工具的社会体育政策分析》

该文是社会体育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社会体育和政策工具和分析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摘要:建立适切的社会体育政策体系是依法推进社会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文章以《全民健身条例》为分析对象,遵循学者Howlett与Ramesh三类型政策工具的理论进路,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搭建分析框架、界定分析单元、编码归类、统计描述、列联表分析等步骤,从政策工具、政策作用方式和作用领域三个维度剖析了社会体育政策中存在的缺失与冲突等问题.旨在为社会体育政策的优化与完善提供政策指引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体育管理；体育事业；体育政策；政策工具；社会体育政策；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8）06-0005-07

社会体育政策是我国党和政府为了推动全民健身与增进全民健康,在特定时期制定的一系列行为准则与规范［1］.作为政府体育施政的重要途径,社会体育政策对推动社会体育事业发展起着制度保障作用.那么当前中国社会体育政策是否需进一步优化？依何种途径优化？为了提升分析的有效性,需选择科学且合理的视角.

分析社会体育政策应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依"结构-功能"两个维度看：一方面,政策工具是组成政策体系的元素［2］,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3］,社会体育政策就是由政府对各种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设计、组织、搭配及运用而形成的,对其分析最终表现为对各种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考察；另一方面,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与政策执行的连接［4］,其对社会体育政策的执行优化程度、目标达成程度及效果实现程度均有重要影响作用.因此着眼政策工具分析社会体育政策相对科学且合理.

20世纪末,许多国家才出现了明确的社会体育政策［5］,与此同时学界分析社会体育政策的热情远远落后于政府参与社会体育的热情［6］,故而相关研究较少.国内学界2010年以后逐渐开始应用政策工具理论探讨社会体育政策［7-14］,尽管这些为数不多的成果丰富了社会体育政策研究视角,而且为政策工具理论应用开辟了新领域,但存在至少三方面的突出问题：第一,政策工具类型划分标准选择欠严谨.相关研究的政策工具分类倾向选择学者Rothwell和Zeeld［15］提出的三分法［8,9,13］与学者Schneider和Ingram［16］提出的五分法［14,17］,而这两种典型分类标准明显有悖于互斥与穷尽原则［18］；第二,单一理性视角.已有研究耽于工具理性（如仅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政策）［9,13］,而疏于结合政治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形成多元理性视角,难免分析过于"理想"［19］；第三,对社会体育政策的典型特征把握有限.社会体育政策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和特点,这种内在的规律和特点是我们制定体育政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已有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如对政策作用领域关注不够）［12］.

本文尝试立足政策工具视角,并结合政策作用方式和政策作用领域,搭建社会体育政策分析框架,并应用此框架分析《全民健身条例》,回答当前中国社会体育政策是否需要优化与依何种途径优化两个问题.

1社会体育政策分析框架构建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由于学界对政策的理解不同,对政策分析的解释也相差甚大［3,20］.但从政策系统分析的角度看,这些分析框架的构成要素无外乎包括四点：政策的主体、客体、环境和工具［20］.本文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主体和工具）,并结合政策作用方式（环境）和作用领域（客体）搭建社会体育政策分析框架.首先,就政策工具维度看,工具视角可使社会体育政策分析能够更好地落实到具体操作和政策执行层面［21］,有助于暴露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优化措施,所以纳入工具维度是分析"具象"的保障.其次,就方式维度看,政策分析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效用叠加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22］.因而纳入制约工具选择的制度即政策方式变量,有助于深刻剖析工具运行的内在逻辑［23］.所以引入方式维度是分析"深入"的前提.再次,就领域维度看,一方面,依新制度主义观点,政策工具选择实质是物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选择［23］,表明物品和服务领域对其供给方式,即工具选择有重要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本研究分析的是社会体育政策,作用领域更能体现社会体育政策的特性.所以嵌入领域维度是分析"落地"的关键.总之,该框架基本满足聚焦问题、多元理性和中观视角的要求.

1.1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维度

政策工具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政府过程解构进而按照特定标准识别与分类政策工具［18］,所以在工具维度,我们将重点讨论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识别与分类.学者Howlett与Ramesh根据政府介入公共物品与服务的程度［24］,提出"自愿-混合-强制"政策工具三分法（见图1）.学界一般认为该分法较为符合互斥与穷尽原则,且较为贴近政策经验,所以相对合理［18,25］.本文采用该分法,同时结合社会体育政策的实际情况,修正了混合性与强制性政策工具的组成.通过该维度,旨在重点揭示当前社会体育政策工具选择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三类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特征.第一,自愿性工具的核心是很少或几乎没有政府干预,以自愿为基础,具体包括家庭与社区、自愿性组织和市场等工具［24］；第二,强制性工具是借助政府的权威和强制力,对目标群体的体育活动进行控制和指导,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命令和权威性等工具［24］；第三,混合性工具结合了自愿性和强制性工具的特征,允许政府对非政府行为主体的决策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但最终仍由私人作出决策,包括信息与劝诫、补贴、税收、契约、诱因型工具等［24］.

1.2社会体育政策作用方式维度

工具选择必定是基于特定政策作用方式而进行.学者Lowi提出的政策类型理论"对于分析政策作用方式具有深邃的理论洞察力"［26］,理论中的四类政策运作机理构成了4种政策作用方式.通过该维度,旨在重点揭示当前社会体育政策作用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社会体育政策4种作用方式.该理论以"政策特征决定政治过程"的假设为基础,从公权运用的两个维度（"强制的可能性"和"强制发生影响的途径"）划分出四种政策类型［27-29］；第一,规制政策,该类型政策的强制性是直接而具体,一般作用于个体,会给某些群体带来利益,而给其他群体带来损失,表现为通过授权、惩罚和禁止来控制社会活动［26,30］.如经营高危性体育项目的行政审批等.第二,再分配政策,同样具有很强的强制性,但表现较为间接,作用范围一般相对较广,会出现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和人群间的冲突,往往涉及到对收入的重新分配,强调社会公平［26,30］.如社会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等.第三,分配政策,该类型政策的强制性相对较弱,作用范围相对较窄,只有受益者,受损者往往不易察觉,一般围绕着权利和利益的个别分配而运行［26,30］.如鼓励中小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等.第四,构成性政策,该类型政策的强制性是间接而抽象,作用范围较广,存在权威部门间与层级间的博弈关系,是关于"游戏的规则"［26,30］.如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间责任划分、机构改革等.

1.3社会体育政策作用领域维度

文献梳理发现［31-33］,社会体育政策作用领域可凝练为九个主要方面：健身活动、体育组织、场地设施、健身信息、体育指导、体育资金、监督反馈、综合方面和保障措施.通过该维度,旨在重点揭示当前社会体育政策作用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运用社会体育服务体系的结构视角来审视这九个领域,这些领域在服务体系的层次结构中所处位置各异.第一,核心是健身活动；第二,中层由直接服务于健身活动的体育组织、场地设施、信息咨询、健身指导等组成；第三,外层由保障中层的体育资金、监督反馈、综合方面和保障措施等构成［32］.具体看,健身活动是社会体育的体现和载体,体育场地设施是社会体育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健身信息是提高社会体育服务功能的重要途径,健身指导是提升社会体育活动质量的重要举措,健身资金是确保社会体育正常运转的关键支撑,监督反馈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综合方面是对社会体育全要素与多领域的系统考量,保障措施是社会体育的有力依托.

综上,政策工具、政策作用方式和政策作用领域是社会体育政策分析的三个重要维度,构成了社会体育政策分析框架（见图2）.首先,工具维度是分析框架的中枢,基于工具识别与分类的分析,体现了对政策如何执行的关注；其次,方式维度是分析框架的侧翼,基于"方式-工具"面的分析,体现了对政策为何这样执行的关注；最后,作用领域是分析框架的另一侧翼,基于"领域-工具"面的分析,体现了对政策作用对象是什么的关注.通过这三个维度可以相对完备与深入的分析社会体育政策困境及成因,所以基于工具的社会体育政策分析框架具有一定合理性.

2基于政策工具的社会体育政策分析

本文之所以选择《全民健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社会体育政策分析框架的应用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条例》在社会体育政策中具有典型性.《条例》的通篇规定几乎涵盖了社会体育政策作用的全部领域,以全面而丰富的制度规范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社会体育政策体系,能够满足研究的信息要求；第二,《条例》在社会体育政策中具有代表性.《条例》在社会体育政策中发挥着方向引领作用,各地各部门的社会体育政策均以《条例》为准则进行制定或修订（如体育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全民健身计划等）,所以《条例》符合窥斑见豹的样本选择要求；第三,《条例》在社会体育工作中具有重要性.《条例》是2009年8月国务院以560号令的形式予以公布,历经2013年、2016年两次修订,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专门的全民健身行政法规［34］.对推动社会体育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条例》增强了理论研究的现实关怀.所以文章选用《条例》做分析对象.

2.1对《条例》内容编码

定义分析单元与编码.本研究以《条例》内容的小节作为分析单元［35］,根据"政策工具"的编码规则（见表1）,对分析单元进行编码.编码采用三段式,即"节编号-主句序列号-子句序列号"进行操作.首先,"节编号"指的是《条例》中对应的节序号；其次,"主句序列号"指的是以"."或"："作为分隔单位对节进行的编号；最后,"子句序列号"指的是以"编码规则"为依据在主句基础上的编号.通过上述三段式编码,便形成编码表（见表2）.由于篇幅有限仅呈现《条例》部分文本内容的编码情况.在本研究中,由两位经过培训的编码员独立进行了两轮编码.第一轮编码结果的一致百分比是0.831；第二轮是0.875."一般认为,计算结果达到0.8以上,便符合信度检验标准（Holsti,1969）"［36］,所以编码信度符合要求.最终编码共计107个.

2.2对《条例》工具维度分析

政策工具选择的倾向特征.根据工具类目对上述编码进行分类统计,得到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分布情况.依统计结果：（1）总体看（见表3）,《条例》中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的选择频数差异明显.强制性工具占工具选择总数的53.27%,居首位；其次是混合性工具为29.91%；自愿性工具仅占1682%.表明社会体育政策倾向于选择强制性工具.（2）具体看（见图3）,在强制性工具中,规制选择占了68.42%,然后依次是直接提供、命令和权威性；在混合性工具中,选择信息与规劝的比重最大,高达7500%,补贴、税收和用户收费、诱因型工具等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在自愿性工具中,市场选择居首位（44.44%）,其次是自愿性组织,排最后的是家庭与社区.表明在社会体育政策中,规制、信息与规劝和市场是三类工具中的常用工具.

社会体育政策工具选择倾向的成因探讨.本文通过总体与具体两个层面探讨当前政策工具选择倾向.（1）依总体层面,尽管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较多,本研究拟从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管控能力三个变量去解释［37］.一方面,工具选择在强制性方面倾向显著可能与政府管控能力强,社会异质性低的治理环境有关［24］.这是由于政府对于社会行为者的管制能力较强,且面对的社会行为者的类型比较单一、数量不多,所以易导致强制性工具占主导的局面；另一方面,政策倾向选择强制性工具可能与政府管控能力强,社会能力弱的治理模式有关［4］.这是因为社会能力不强,公私合作的形式不利于公共管理目标的达成.但由于政府本身具有强大的能力,社会团体可配合强制性工具的运用.（2）依具体层面,工具选择倾向的实质反映了社会体育政策的价值导向.本文从价值视角解释工具选择倾向.尽管总体看,社会体[JP+1]育政策倾向有效和公平的绩效标准,[JY]但在具体层,工[JP]〖LL〗

具选择的价值导向有一定差异.首先,在强制性工具中,规制选择比例高,可能与该工具绩效特征在有效和公平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有关［38］；其次,在混合性工具中,信息与规劝选择比例高,可能与该工具绩效特征在合法性方面占一定优势有关［38］；第三,在自愿性工具中,市场选择比例高,可能与其效率较强的绩效特征有关［38］.

综上,工具维度反映出：一方面,"大政府"与"小社会"的传统社会体育政策理念向"强政府"与"强社会"的现代社会体育政策理念转变仍有一段差距；另一方面,社会体育政策政绩效评价由单一标准主导向多元标准融合转变还未完全形成.

2.3对《条例》方式维度分析

社会体育政策作用方式的倾向特征.在工具维度的基础上,引入政策作用方式维度,构成一个二维的"方式-工具"分析面.《条例》二维统计结果显示（见图4）：（1）总体看,工具在四类方式中的分布频数排序,首位是分配政策（43.93%）,其次是再分配政策（24.30%）,再次是规制政策（19.63%）,最后是构成性政策（12.15%）.表明政策作用方式主要以分配政策为主导,再分配政策为补充,而其它两类政策选择相对较少.（2）具体看,首先,分配政策中,虽三类工具均有涉及,但混合性工具选择居多（51.1%）；其次,规制政策中,强制性工具选择居多（95.2%）,而其它两类工具选择欠缺；再次,构成性政策中,工具选择特征与规制政策中工具选择相同；最后,再分配政策中,三类政策工具分布相对均匀.表明无论何种政策作用方式,强制性工具始终占有较大的选择比重,而混合性工具不足,自愿性工具明显匮乏.

社会体育政策方式倾向的成因探讨.一方面,首先,依学者托马斯·R·戴伊（Thomas R.Dye）的"政策是竞争状态下的理性选择"观点［39］,分配政策的特点是"收益集中而成本分散",相比其它类型政策,不存在明显减损一方利益的情况,属非零和博弈政策,执行阻力相对较小,政府一般倾向应用此类政策［27］.或许这是对社会体育治理中分配政策占主导的较合理解释.其次,"再分配政策体现的是对社会公平的强调"［30］,而社会公平是夯实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所以该类政策同样是政府选择的重点.再次,规制政策较少,或许与2007年以来我国政府施政理念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不断转变有关［40］.最后,构成性政策一般涉及社会体育系统的改革或社会体育管理机构的内部事务,此类政策缺乏,或许与社会体育系统日趋成熟和稳定,改革力度趋缓有关.另一方面,工具在政策方式中的分布特征可从权力运行角度作以理解.学者Lowi认为四种政策类型实质是政府四种权力运行方式［27-29］.首先,分配政策的"强制性很弱"［27-29］,一般需要配套其它类型政策一起执行.在该政策作用方式中,以弱强制性的混合性工具居多且还有其它类型工具参与的现象或许与此有关；其次,"规制政策代表的是直接而具体的强制"［27-29］,自然基于该政策方式的工具选择以强制性工具最多,其它两类工具偏少；再次,构成性政策是"政府权力间接而抽象的运用"［27-29］,其强制性仅次于规制政策,故而基于该政策方式的工具仍以强制性工具最多；最后,正如上文所述,再分配政策"体现的是对社会公平的强调"［27-29］,而推进社会公平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政府权威作保障,而且还需要其它社会途径的综合应用.在该政策作用方式中,工具数量较多且类型丰富或许与此相关.

综上,方式维度反映出：一方面,社会体育政策仍坚持公平导向与稳定本位的治理方式,但机构改革趋缓的迹象值得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政策权力应用在方式层面趋向间接影响,但在工具层面趋向直接影响,也就是说,政府主要以行政手段在形塑社会体育治理方式.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通过三维度框架对社会体育政策分析,可得出三方面结论：（一）政策工具类型,强制性工具过溢,混合性工具不足和自愿性工具欠缺；此外,规制、信息与规劝和市场分别是三类工具中的常选工具.（二）政策作用方式,主要以分配政策为主导,再分配政策为补充,而规制政策相对不足、构成性政策相对偏少；此外,在不同政策作用方式中,强制性工具选择比重偏大,而混合性工具不足,自愿性工具明显匮乏.（三）政策作用领域,主要集中于健身活动、保障措施和场地设施三个领域,而其它领域重视相对不足；此外,政策领域中的工具组合存在显著的强制与单一倾向.

3.2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我国社会体育政策优化路径应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工具维度,一方面,政府应树立多主体协同治理理念,不断加强治理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与市场的培育力度,为政策工具选择创造良好的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应树立基于多元理性的工具评价观,推动工具选择朝科学化与合理化方向发展.第二,方式维度,一方面,社会体育政策应继续坚持公平导向与稳定本位的治理方式,适时适度推进机构改革,不断创新多种政策方式优势互补的新思路；另一方面,继续探索不同政策方式下工具选择的新规律,提升工具与政策作用方式间的互适性.第三,领域维度,一方面,政策领域除了强调主次与轻重外,还应继续补齐政策作用领域的短板,进一步提升政策筹统社会体育多领域均衡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精准把握不同政策领域的特有规律,坚持工具选择中的优化组合原则,不断增强工具与政策领域间的契合度.

[BT1]参考文献：[HT5"]

［1］韩永君.国外体育政策研究演进的可视化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41(2):7-14.

［2］赵筱媛,苏竣.基于政策工具的公共科技政策分析框架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7(1):52-56.

［3］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84-92.

［4］陈恒钧,黄婉玲.台湾半导体产业政策之研究：政策工具研究途径［J］.中国行政,2004(75):1-28.

［5］ MCCREE R.Sport policy a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in the caribbean［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09,11(4):461-476.

［6］ HOULIHAN B.Sport policy convergence：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2012,12(2):111-135.

［7］韩永君.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绩效特征研究--基于31个省级《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内容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0):18-24.

［8］郝大伟,崔建军,刘春华,等.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中国体育产业政策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9):55-60.

［9］刘春华,李祥飞,张再生.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中国体育政策分析［J］.体育科学,2012(12):3-9.[ZK)]

［10］ [ZK(#]时维金,万宇,沈建华,等.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2):83-89.

［11］叶金育.体育产业发展中的财税政策工具:选择、组合与应用［J］.体育科学,2016(6):73-83.

［12］赵立霞.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文本量化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131-135.

［13］湛冰,王凯珍.政策工具视角下美国老年体育政策文本特征分析［J］.体育科学,2017(2):28-36.

［14］张文鹏,王健.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政策的演进:基于政策文本的研究［J］.体育科学,2015(2):14-23.

［15］ ROTHWELL R ZW.Reindusdalization and technology［M］.Logman Group Limited,1985.

［16］ SCHNEIDER A,INGRAM H.Social construction of target populations-implications for politics and policy［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7(2):334-347.

［17］张文鹏.英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治理体系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1):71-77.

［18］陈振明.政府工具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02.

［19］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5-59.

［20］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7-89.

［21］黄红华.政策工具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社会科学,2010(4):13-19.

［22］彼得斯,冯尼斯潘,顾建光译.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9.

［23］张璋.理性与制度：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90-113.

［24］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庞诗,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41-289.

［25］朱春奎.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理论基础与中国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25-142.

［26］魏姝.政策类型理论的批判及其中国经验研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2):27-33.

［27］ LOWI TJ.4 systems of policy,politics,and choice［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2,32(4):298-310.

［28］ LOWI TJ.American-business and public-policy-the politics of foreign-trade-bauer,ra,pool,id,dexter,la［J］.WORLD POLITICS,1964,16(4):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