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金庸的《明报》：最后一份民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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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早
阿里欲收购 《明报》 的传闻大概是2015年底传媒圈最热话题,网友调侃马云是因为爱看金庸小说才萌生此意.在内地读者印象中,提起 《明报》 首先想到金庸,《明报》 为金庸一手创办,他的《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 《天龙八部》 《笑傲江湖》 等名作都是在 《明报》 连载发表,成就了《明报》 巨大的发行量,内地读者也多是因为武侠小说才知道 《明报》 这张报纸.
但是,《明报》 不是一张小说报,而是持续了民国文人办报传统的报纸,这与金庸的早年经历密不可分.
金庸进入报界,是在民国三十五年 （1946） 的岁末,担任 《东南日报》 的外勤记者.其时,民国报人的典范、《大公报》 创始人之一张季鸾已经病逝5年.1947年的年中,金庸也进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报》,报馆负责人是王芸生.
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为 《大公报》香港版效力,顶头上司是另一位 《大公报》 的创始人胡政之.然而金庸到港未及一月,胡政之便被迫离港回沪就医.金庸从此留港,直到1957年冬天离开 《大公报》,开始了创立 《明报》 的独立报人生涯.
这10年,恰恰是 《大公报》 转型的10年.天津的 《大公报》 改名为 《进步日报》,上海与重庆的《大公报》 则风雨飘摇,并被明令指派“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政新闻”.王芸生在此期间写下长篇回忆录 《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的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 《大公报》 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王芝琛 《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后来金庸曾这样评价 《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 （但销数不是很多） 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 《大公报》 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接续民国报业传统
我们可以推想,虽然 《明报》 （本来起名为 《野马》） 一开始只是想办成一份没有新闻的小说小型报,但一旦出于市场敏感（据说是听从报贩建议）,金庸与沈宝新决定将 《明报》 从四开改成对开,变成“有新闻的日报”,负责编辑部的金庸,当然会将他最为熟稔的 《大公报》 理念与架构,照搬到 《明报》 来.
民国时代的 《大公报》,就理念来说,是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的“文人论政”.更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则是《大公报》 自我确立的“报格”.“四不”是由“文人论政”这一理念决定的,因为文人办报,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接受财团资助,只靠销量与广告维持,所以有实行“四不”的可能性.
中国报业,自晚清以来,就难以摆脱对官对商的依赖,1916年,李大钊曾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为了实现独立自主的舆论理想,李大钊加入同人刊物 《新青年》,但 《新青年》 却在1917年底因为“不能广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书社“中止”的威胁,如果不是碰上五四运动大潮,这份销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样岌岌可危.
第一份没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维持的报纸,当属邵飘萍的 《京报》.
《京报》 的成功,正是依靠邵飘萍个人言论的力量,如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大声疾呼“必使政府听民意”,更重要的是,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力量”,自己担任北京大学新闻学讲师,并创办 《京报副刊》 《莽原》 等23个副刊,有效地建立了文人集团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联系.正是遵循邵飘萍的榜样,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创办新记 《大公报》,让“文人办报”“文人论政”成为现实.
不过,张季鸾抗战时在 《抗战与报人》 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报纸正从清末民初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文人办报”逐渐“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过渡到“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他认为,“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
金庸身在 《大公报》 十余年,耳濡目染,对民国报业发展的历程不可能一无所知.事实上,看《明报》 创办之后的方针与道路,与上述民国报业的路径大致相符.
金庸自己出身左派 《大公报》,但在 《明报》创始之初,便在社评中反复强调“立场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评：“本报自称不左不右,绝对中立.（香港报纸）真正中立者惟 《明报》 一家.”后来又更明白地说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评）.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并解释道 《明报》 “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1963年1月17日）.
终于还是“文人办报”
《明报》 初创,并非有什么宏图大志,金庸与沈宝新都很现实地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如开设股评版、马经版,大登明星八卦与凶杀新闻,而且每逢销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艳照艳闻这一法宝 （沈宝新唯一坚持的报格,是 《明报》 不接受广告）.
依照金庸的本意,《明报》 应该像 《成报》 那样办成“粤港报纸”,所以 《明报》 从语言上,无论社评还是小说,都刻意地使用并非金庸等撰稿人熟悉的粤语.金庸在早期小说如 《书剑恩仇录》 《碧血剑》 中,即掺杂了不少的粤语词汇.《明报》初创,社评里也出现过“系嗰部近代历史读起上嚟最为冇瘾,唔系割地,就系赔款,又或者派大臣登门道歉,嗰时做正中国人,真系衰之极矣”这样风格的词句.
这也是从晚清报纸起就喜欢玩的花样.不过《明报》 的方言特色也坚持不下去.这说明金庸办报,本土化并非他的优势所在.他的优势在于承继大陆的“文人办报”传统,以及由这种传统发展出的“新闻自由”“文人论政”“积极中立”等等特色.
其时的香港,也正处于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即将起飞的当口.经济格局的定型,法治社会的建立,意识形态的冲突,都在这块小小的土地渐次展开.《明报》 的创立,如果刨去它与香港大部分报纸的共同点,它的特色,还是在“文人办报”这一点上.
众所周知,《明报》 向“知识分子报纸”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的“五月人潮”.面对大陆逃港的难民潮流,港英政府与北京方面的共识都是“不予报道”,《明报》 作为标榜中立、但与左派报纸交好的一份报纸,报道难民潮当然会顶着巨大压力.事实上,金庸也是在编辑、记者的强烈要求下,才逐渐放开对难民潮的报道,并呼吁向难民捐款捐物,呼吁港英政府以民生为本.
这次事件,很能看出金庸作为 《明报》主事人,办报理念与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一方面,金庸有商人的特质 （初三就曾编售生平第一本畅销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即所谓“企业家精神”,和气生财是商家信条,尤其面对的是港英政府与左派友报这样的连根连须的庞然大物.而另一方面,金庸身上有民国的报人传统,即张季鸾所谓“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金庸两年后曾在社评中回顾当时的心路历程：“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许多多的罪名.然而,《明报》 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
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陈平原 《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 的这段话：“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加入政论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丰富金庸小说的解读,反过来,小说中的情怀,也不可能与现实政治完全区隔.
有论者总结 《明报》 的报业精神为四项：“高举儒家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崇尚自由”“反战”.揆诸自1959年至1992年的 《明报》,这四项大体成立,但考察具体的新闻个案,则该四项精神未必没有扞格之处.如在 《明报》与左派报业“要裤子还是要核子”的论战中,《明报》“宁要裤子,不要”的立场,当然有儒家“民胞物与”的影响,但在对方看来,却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恶毒”“大发其污蔑祖国的妖论”；再如金庸对自由的崇尚与追求尽人皆知,一曲 《笑傲江湖》 倾倒万千读者,“五月人潮”事件中反对港英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屡屡批评北京,都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率,然而1960年台湾当局拘捕 《自由中国》 发行人雷震,制造震惊中外的“雷震案”,台岛内外自由主义者纷纷声援,胡适只因保持沉默,便招致诸多自由主义者不满,认为有损胡适晚节.金庸身处港岛,并无政治压力,却主动支持台湾当局,认为“如雷震之徒,尽管捉之”（1960年9月6日）.究其因,是金庸认为雷震“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主张由美国人监督中国内政,又主张成立‘中台国’”,他支持台湾当局逮捕法办雷震,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将“”放在了一边.即如 《明报》 在成名之役“五月人潮”报道中,既反抗港英当局与左派报纸的新,也时时要求读者“顾全大局”,反对与港英当局的当面暴力冲突.金庸个人办报理念与政治思想的矛盾之处,让 《明报》 的立场随时势而移易,并非一成不变.
“一人报纸”的利弊与困境
虽然张季鸾提出中国报业当向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化,但从邵飘萍到张季鸾,再到王芸生,民国最典型的报业运作方式仍是“一人报纸”.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 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 《大公报》.”
《明报》“五月人潮”报道的逆袭,虽然有记者与编辑施加压力的成分,但最终大规模报道的决策仍然出自金庸独断.纵然 《明报》 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
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4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报社,指传媒为“社会公器”,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立场.然而金庸回应说：“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工与雇员的关系,没有新闻自由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
金庸更在私下举 《泰晤士报》 《纽约时报》 《时代周刊》 等世界知名报刊为例,强调“全世界不论资本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中,并无哪一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作此解释者,新闻工作人员自抬身价的幻想而已”（《金庸与〈明报〉》）.
金庸创办 《明报》 之初,心仪是某种“家庭式”的报社架构,“大家最好像一家人般住在一起,所有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工厂和住宅都在一起”.这或许是他初来香港时 《大公报》 类似的管理模式影响所致.金庸与沈宝新又鼓励员工在报社内部,一人开两三个人的活儿,拿一个半人的薪水.员工长期没有规制的福利与保险,但有急事可以找金庸和沈宝新借钱,以致很多员工称沈宝新为“老豆 （老爹）”.金庸与沈宝新分工明确,一人管编辑部,一人管经理部,很多人都说这对搭档是张季鸾、胡政之的翻版,也即继承了“文人办报”和“同人报”的报业传统.
然而,《明报》 越做越大,有集团化的趋势.金庸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自己殚精竭虑不说,确乎难以为继.金庸对此事早有知觉,曾有言曰：“《明报》 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成功是效率高,要办什么马上可以办到；失败是我离开了,事情就办不成了.”
从金庸1989年卸任社长,只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到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再到当年年底把 《明报》 卖给于品海,金庸一直希望 《明报》 能摆脱“一人报纸”的困境.他反复强调：“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我要使 《明报》 公众化,让许许多多人来参与,否则我一旦死了,《明报》 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自1992年起,《明报》 已很难称为“金庸的 《明报》”,但金庸心心念念的“制度化”“公众化”却未见真正地实现.《明报》 的销量与影响力均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前30年那样,在华语舆论场掀起风潮.虽然与舆论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但 《明报》 脱离金庸的控制之后,不仅没走上“最好的中文报纸”之路,反而丧失了鲜明的“一人报纸”特色,沦为各方面都相对平庸的大众报纸.
民国报业“文人办报”“一人报纸”的特色,适合当时舆论界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比较容易让有识有才之士,完全发挥自己的独特资源,赢得巨大的影响力.而在资本竞雄的21世纪,报业的形貌与运作都有着质的变化,信息的碎片化倾向,新媒体的崛起,“读者”向“用户”的转变,都让金庸式的凭一支健笔白手起家,成为再难复现的神话.
放在世纪为尺度的中国报业谱系内考察,金庸的 《明报》,诚可以称为“最后一份民国报纸”.自此之后,没有一份报纸会跟一名文人再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也没有一份报纸能够30年保持主事者的个人特色而不变.一段历史的终结,让人唏嘘感慨又无可奈何.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3期）
记得90年代初期,我随家人去外省作协的亲戚家作客,乘坐出租车当然告知司机目的地乃某某省“作协”,不想出租车司机竟反问我们是哪家“做鞋”的厂.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故事同样发生在陈虹老师文章 《童年啊,童年——中国作协往事》中.1949年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 （当时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历经近70年风雨,历任领导和会员里有太多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又发生过太多的恩恩怨怨.陈虹为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先生长女,她以一个年少无知孩童的角度,记录了当年“作协”大院中的故事,轻松中甚至有些捧腹,但却值得思考.
这是近年来记录历史的一种趋势和手法,即在面对厚重而严肃的史事及人物时,以“花边脚料”、好玩的故事或是不那么“紧张”的文字来展现；但文字毕竟不是影视,真要像银幕上那样“戏说”开来,是对后人的不负责任.所以如本期的选刊文章——《去趟民国Ⅱ》,虽然从形式上使读者好奇,但读书读史不是百度,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功利,既然从庞杂的史海中搜罗出来以飨读者,那就绝对都是真材实料！
还有些人和事本来就以“顽性”展现自己,比如本期文章 《“猴票她爹”黄永玉》中的黄永玉老人.就连我这样不沾酒的人都十分喜爱黄老设计的那个如破陶罐般的酒瓶,当然还有曾在央视黄金时间播放的广告,其中的广告语颇让人记忆犹新.陈相飞先生的 《八卦三国论雌雄》中,臧否三国枭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嬉笑怒骂,曲径通幽,我想这也是最真实的历史罢！
欧阳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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