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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逻辑和知识共享：技术重构人和知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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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春晖

【摘要】数字知识传播是伴随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的新命题.知识传播研究不能把数字媒介仅仅看作是时间层面上媒介的演进或者新传播技术的增加,而应看到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的传播关系.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整个知识生态的变革,迥异于以印刷技术为基础的纸媒时代.在数字知识传播中,知识共享是其显著特征.知识共享侧重的是交往而非传达,在共享当中知识获得再生产,并实现创新与增长.知识的数字化传播遵循着网络逻辑,打破了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线性模式.主客对立的二元关系、传播的中心—边缘体系遭到消解,以往的知识生产者、知识传播者、知识接受者并置在空间中,成为网络中的节点.

【关键词】数字媒介；知识传播；网络逻辑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知沟理论”（Knowledge Gap Theory）的提出试图解释并解决知识传播中教育不平等的问题.该假说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总是能够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多地接触到大众媒介的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越多,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会越大.随着新媒介的发展,N·卡茨曼的“信息沟”理论进一步完善,同样关注的是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分化问题.“知沟理论”是以美国主流传播学派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理论中的代表理论之一,其立足点是传播者的权威性以及传播资源的垄断性,而在数字媒介时代这种传受双方的不均衡性正在逐渐遭到消解.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正在引领我们进入马克·波斯特所谓的以因特网为代表的双向互动时代——“第二媒介时代”.因此,在媒介技术变革的引领下,知识传播理论研究就需要走出经验学派的困境,寻求新的视角.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在《知识的考掘》中追问：知识是如何可能的？他认为“语言是人类追求知识、表征事物秩序的一大关键”[1].福柯把话语作为认识知识传播的一个尺度,他把语言看作媒介,通过话语看到知识生产背后的规则问题.那么,在数字媒介时代,我们反思知识传播的尺度是什么？在数字媒介技术产生以前,拥有知识的人就拥有权力,我们分析知识传播的重点是拥有什么知识和谁拥有知识.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知识传播的媒介,从而使知识获得解放.知识传播已经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依靠报纸、广播、电视来传递信息的“权力媒介观”.一定程度上讲,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知识本身就成为一种媒介参与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往中,也就是说,知识往往是在交往中被理解和认同的.果壳网、知乎网、分答等新的知识传播方式都强调的是大众的参与、分享以及互动.可以说,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带来的是一场伟大的人类交往革命.在这场人类交往革命中,我们应该释放传播的概念,知识传播同样如此.技术最终的落脚点在人,传播的归宿终究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反思知识传播的尺度即是传播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在知识生产领域,相比以印刷技术为代表的纸媒时代,数字知识传播遵循一种怎样的传播逻辑？形构了怎样的传播关系？”基于此,进一步来探究数字媒介时代媒介、知识、人与世界的关系.

一、知识传播与传播媒介

“知识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知识的生产(发现和创造)、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应用”[2].知识传播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具有历史性.福柯认为,我们想探究某种知识并将其表达出来的时候有赖于语言作为媒介.从古始,知识最早就存在于语言当中,并通过面对面的口语传播不断地获得增长.苏格拉底时期的广场,古希腊交流中的城邦都是人们获取信息的场所,知识就在人们到广场上对话和到城邦中交流的过程中获得传播与增长.类似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说书人,口头传播是当时知识的主要传播形态.但这种口头的形式使知识的传播往往受到时空的限制,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与印刷技术的发展,书籍成为知识存储与传播的主要方式.书籍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知识分子立志于著书立说.但书籍囿于知识分子与精英阶层,知识传播仍旧是窄播,是权力阶层的资产.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是以知识自由的面貌出现的,报纸刚兴起的时候曾被认为起到的同样是乡村社会的街谈巷议功能.大众媒介不断更新知识的获取与增长方式,但大众媒介线性的传播模式仍旧是权力的媒介新闻,新闻自由走向其反面.那么,知识传播如何才能获得解放？其与传播媒介具有怎样的关系？

1991年,德布雷的书问世时,西方的传播语境正是电视的黄金时代.在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1991年第一版前言中,译者对将“mediation”译为“媒介化”进行注释.认为“这里的媒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为,在以拉丁文传统为背景的西方文化中,这个词是常常用来分析和阐释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过程的关键词,不仅仅是人与工具性的媒体的关系”.[3]德布雷认为“21世纪会是文化技术媒介化的世纪,那时候月亮越来越不重要,而指向月亮的手指则越来越重要”[4].所以,德布雷要找到人在时空当中的位置,他认为媒介学的功能就是要建立技术领域和神话领域的关系,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东西和能够持续存在的东西之间建立联系.随着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出现,改变的不仅仅是媒介的形式,还有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中介,而不是我们使用的工具.正如麦克卢汉所讲,媒介作为人的延伸,改变的是人的感知比例和感知模式.

德布雷的思考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启示,让我们能够摆脱权力的媒体观而接受中介式的媒介观.伴随传播技术的演进,不断改变的是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知识传播从侧重于通过工具性的媒体进行传递变为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媒介参与到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中.数字媒介为这一点提供了更多的佐证.当互联网兴起,智能手机等占据我们的数字化生活时,德布雷的媒介学逻辑正在现实中产生巨大的能量.数字传播媒介的多级传播特质开创了“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数字媒介更强调一种即时即地性和交互性.那么,当知识成为媒介参与到我们交往与经验世界的方式中,以移动互联网为支撑的数字知识传播带来了怎样的一种传播关系？

二、数字知识传播与知识共享

从自由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到谷歌数据图书馆以及以亚马逊为代表的网络书店,再到如今颇具小众品位的知乎、豆瓣、果壳网等,知识传播在数字媒介时代显然已经迥异于以印刷技术为代表的纸质媒体时代.数字知识传播是数字媒介时代的产物,数字知识传播即知识的数字化传播,是伴随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数字技术发展而兴起的新命题.数字技术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增加,而是包括传播方式、交往方式、组织方式、思维方式等在内的一场新的革命.也就是说,在数字媒介时代,知识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网络的到来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第二媒介时代,网状的传播系统正在挑战中心—边缘的传播系统.正如波斯特所预见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介入带来一种全新的系统,该系统“将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5].数字化给整个知识传播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影响着人、知识、世界的关系.数字时代的特点是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在这样的一种传播环境下,以往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都实现了全新的形构.如果我们观察几大知识平台就会发现这一特点.知乎是一个真实的网络问答社区,它的口号是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与见解.知乎网站于2010年注册,2013年向公众开放注册,开放后仅一年的时间注册用户就从40万攀升至400万.它的首页包含有热门内容、提问、回答、分享等栏目.在“发现”一栏中,还包含专栏、Live、书店、收藏夹、圆桌等几大内容.以知乎圆桌为例,知乎团队认为线下嘉宾讨论环节往往能够激发主持人与嘉宾的真知灼见,所以知乎希望打破地域的限制,通过知乎圆桌的方式,让这种线下的讨论能够在线上更好地发生,进而使知识能够自由流动并促进知识的创新.同样是以互动问答为主的知识传播网站,姬十三于2010年创立果壳网.果壳网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泛科技社区,它的口号是科技有意思.果壳网致力于不断探索获取知识,帮助大家摆脱寻求知识的束缚.在果壳网中,“如果用户对某一个问题感兴趣,可以点击‘同问’按钮,‘同问’达30次以上,就有机会得到果壳网团队给出的‘权威’答案”[6].也就是说,包含知乎在内的这种互联网的知识传播平台其实打破了之前面对面的口语传播以及后来的文字传播的局限性.更进一步来讲,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知识传播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苏格拉底时期的广场,是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大的论坛,但它同时也打破了必须面对面的时空限制.也就是说,数字媒介复活知识自由,打破了知识垄断,从而使大众都参与到知识的生产当中.此外,像维基百科、新浪爱问、豆瓣等知识传播平台都是如此,知识在交往中不断地增长并获得创新.

从根本上来讲,数字技术改变的是整个知识生态,包括知识生产、传播、消费和管理规则的改变.数字媒介打破了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的线性模式,所有的环节都在一个大的网络中进行.大家彼此共享知识,知识成为人们交往的媒介.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共享就是数字知识传播的显著特征,它侧重的是交往而非传达.在共享当中知识获得再生产,并实现知识的增长与创新.那么,在数字知识传播系统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是：这种传播遵循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

三、数字知识传播的网络逻辑

福柯在《知识的考掘》中追问知识生产的历史,他拿历史开刀,针对的是传统史学,但实际要解决现实问题.福柯认为语言建构现实,而话语牵涉到规则,知识正是按照规则构成的一种话语实践.历史是知识里最基础的部分,他认为历史都是按照规则把它编织而成的.但福柯并不是要丰富历史,他是要从根上把现有的知识的可靠性来颠覆掉.他对传统史学研究展开批判,认为史学研究应该是各种史并置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的是断裂与缝隙,它们在空间中是并置的而不是有一个中心化的存在.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就像现在的网络一样.此外,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阐述道：“后现代知识并非为权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够使我们形形色色的事物获致更细微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韧的承受力和更宽容的异质标准.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7]“知识原先的等级结构被打破,逐渐被新的网络结构所代替”[8].可以说,后现代理论寻求的是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在这种知识体系中主客对立的二元关系、传播的中心—边缘体系逐渐遭到消解.如今,互联网的出现以及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关系越来越明朗化,空间逐渐组织了时间.

大众媒介的知识生产是靠时间来组织的,如报纸,有条不紊地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生产,新闻的报道丝毫未受到新闻生产不可测的影响.芒福德认为钟表是现代工业时代最关键、最核心的机器.“钟表把时间元素从人类活动和人类事件中拆分出来,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独立世界的概念,这就是具有数学精确度的、有自身秩序的新型科学世界”[9].所以,大众媒介是用时间来控制以传递信息展示世界,以时间来规训着空间.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成为我们接受知识、理解现实的一个固定的视点,这个固定视点规定着我们的听和看.而互动式的数字媒介则化解了大众媒介这一知识传播的固定视点.“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或者换句话说,通过‘超文本’（Hypertext）和‘后设语言’（Meta-Language）的形构,历史上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试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通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与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10].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认为,新电子传播系统的出现一方面削弱了传统上外在于该系统的发送者的象征权力,另一方面彻底转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空间与时间.“不同于大部分古典社会理论时间支配了空间的假定,我提出的假设是,在网络社会里,是空间组织了时间”[11].

所以,数字媒介制造了时空的多样性,形成一种新的沟通系统,带来互动式的社会——网络社会.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强调的是以网络为主的新型媒介的逻辑已经渗透到社会自身的逻辑之中,“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12].数字知识传播遵循的就是网络逻辑,以往的知识生产者、知识传播者、知识接受者并置在空间中,成为网络中的节点.这种新的知识体系使大众能够真正参与进来,是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知识在交往中得到不断的理解与认同.

四、结语

知识传播是一个古老的命题.自从知识传播成为国际竞争重要的领域以来,知识的创新与传播理应成为国家新媒体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兴起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整个知识生态系统的变革.因此,数字知识传播研究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与探讨.

数字知识传播研究不能从媒介的演进以及权力的媒体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分析网络媒介相比较电视等传统媒体增加了哪些技术,给知识传播带来了哪些改变.这只是一种历时的状态,而我们应该去分析数字技术给知识传播所带来的新场景与新的传播关系.芝加哥学派较多地思考人的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思考知识、媒介、人、社会关系的思想登陆点.齐美尔在《现代文化中的货币》中认为货币是一种媒介,这种媒介是一种中介化的存在.“我们作为社会的动物每时每刻都由同其他人的相互关系组合在一起”[13],“这种因果的相互关系把每一种社会的要素都编织到每一个其他的要素的存在和行为之中去,并使社会的外在的网络结构得以实现”[14].他认为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的相互影响之中.这种相互影响包括我意识到你也是存在的,于是我们是一个统一体,存在于普遍的关系当中.而这种关系需要媒介的介入,因此他从交往的形式看传播与现代社会.所以说,齐美尔眼中的社会其实是关系社会.齐美尔把货币作为一种媒介,认为“它铺设了一条崭新的路线,这条路线贯穿着可以达到联合的各种生活和内容”[15].货币成为中介,成为一个理想的联合手段,而手段成为目的.如果从齐美尔关于现代文化中的货币来看,货币介入人的生活并作为一种比例关系改变了人的生活.那么数字媒介呢？数字媒介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货币？正如海德格尔所讲“现代技术不是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本身参与到自然、现实和世界的构造中”[16].技术的落脚点终究在人本身.

因此,数字知识传播更应该关注知识、媒介、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数字知识传播中,知识共享是其显著特征.知识在交往中被理解和认同,或者可以说知识本身成为媒介参与到人类交往的伟大革命中.从侧重知识传递的知识传播到强调知识共享的数字知识传播,数字媒介时代的知识传播打破了原有的等级结构.知识不再是权威拥有的资产,生产知识并将其传递下去,成为网络形态中的一种共享.也就是说,数字知识传播遵循的是网络逻辑,主客对立与中心—边缘的线性传播关系被打破,传播者与受传者都成为节点式的存在,并置在网络空间中.数字媒介时代是一个传播关系被颠覆的时代.数字化正在带来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不论是对于知识传播研究还是知识传播实践来讲,都要为这场革命做好充分转型的准备.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知识的考掘[M].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29.

[2]张艺.知识与知识传播[J].现代哲学,2001（3）.

[3]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36.

[4]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30.

[5]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

[6]张大伟.果壳网：如何在Ｗeb2.0时代界定数字出版的边界[J].编辑学,2016（3）.

[7]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31.

[8]黄一玲.解读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理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1（2）.

[9]刘易斯·芒福德.刘易斯·芒福德著作精粹[M]//宋峻岭,宋一然,译.唐纳德·L.米勒,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427.

[10]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06.

[11]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