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多边联结带：甘孜藏区治理地位反思基于中间圈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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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心—边缘”结构中,甘孜藏区是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多重边缘.借助“中心圈”解说,可以发现,正是因为甘孜藏区是多重边缘地区,才形塑了其“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凸显出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具体说来,甘孜藏区是交通孔道,联结川滇青藏；它作为政治枢纽,内固川省,外拊藏疆；它亦是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它更是多民族与多元文化交汇地.
关键词：甘孜藏区；治理；多重边缘；多边联结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的引领型市场体制研究”（18BSH053）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8）11－0138－08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凸显了藏区治理的重要性.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有必要更为深入地寻求区域治理的规律性.
藏区独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致其治理应不同于整个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地区.诚如有学者所认为,一段时间里,作为藏区的一部分,卫藏地区相对平静,而安多藏区和甘孜藏区反而显得有些不平静,这表明甘孜藏区等藏边地区的治理极具挑战性.①历史上的王朝或民国政府治理甘孜藏区的政策与策略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只是甘孜藏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我们去反思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如何认识像甘孜藏区这样的多重边缘地区治理的规律.张静等论述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如基层政权的不断延伸等.②按照张静的论述,可以推断,历史上甘孜藏区的政治制度结构及其治理都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方向未必一致,路径上也会有所差异.可以说,改革后,在甘孜藏区,党和国家既尊重民族自治,也建构着现代民族国家治理制度,不断实践和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遗憾的是,就实践来看,甘孜藏区等边缘地带,未必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学术界也相对忽视甘孜藏区治理的重要性,疏于探索其特有的治理规律.笔者认为,像甘孜藏区这样的“多重边缘地区”③形塑的“多边联结带”,在今天的国家治理中地位重要,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基于此,本文试图基于“中间圈”解说来分析甘孜藏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心—边缘”和“多边联结带”的学理解说
张康之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化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呈现“中心—边缘”结构,不仅在国际社会有这样的结构,民族国家内部也有这种结构.④历史上长期的政治实践充斥着“中心”和“边缘”不同的治理方式.学术界对“中心—边缘”结构的研究不断深入,在藏学研究中也有了“藏边社会”的研究,并提出了“中间圈”解说⑤.“中间圈”解说,目的在于反对国族视野下的“中心—边缘”二元叙事模式,恢复传统区域世界的“文化复合性格”和“权威中间性面貌”.⑥此外,学术界对处于两个中心之间的地区提出了其他的解释,如纪若诚（C.PatGiersch）的“中间地带”说⑦、Relyea的“星系”说等.Relyea的“星系”说认为,“星系政体”是一个描述“中心—边缘”关系的同心圆体系,在藏文化的世界里,“这个‘中心行星’是的首府——拉萨,以及由他直接管辖的周边区域.在这个区域之外,分布了一圈由他任命的王公、总管所统治的行政单元”.在这个体系中,甘孜藏区属于圈层,在这一圈层,的影响力非常有限.Relyea描绘了一幅“星系图”,图中出现了两个“中心行星”,分别是北京和拉萨,而甘孜藏区处于两个中心的轨道上.Relyea认为,这样一种结构既“反映了和清朝皇帝对权威的竞争”,也彰显出“高原东缘的诸多政体非常明显的相对独立性”.⑧王娟认为,甘孜藏区作为东、西两个政治、文明中心的边缘,既与双方产生联系,又保持相当的独立性.这与关于甘孜藏区作为两个边缘的交汇之地理、政治和心理地位的分析是一致的.⑨
本文借鉴“中间圈”解说来考察甘孜藏区治理的重要性,旨在表明这样的中间圈地带恰恰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国家和政府应着重作为之地.
1.“中心—边缘”的政治以及学术解说
历史上,在王朝以及民众的认知中,甘孜藏区在地理层面处于边缘,更在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格局中处于边缘.
政治思维的“中心—边缘”说传承于儒家政治思想,其核心就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别、上下有别.历代王朝及民国时期的治理,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中“核心—边缘”、“—地方”、“内亲—外疏”的基本特征.有学者认为,在儒家经典中,少数民族作为政治的“远人”,不是民族政治的参与主体,而是政治客体和统治对象,更遑论有平等的地位与权利.⑩
政治经济学派理论和后殖义学术思潮的交替影响促使了学术界“中心—边缘”说的兴起.在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研究时,美国人类学者常常采取比附的方式,视我国西南边疆为“边缘区域”或“欠发达区域”.?輥?輯?訛受政治经济学派的影响,学者们将这些少数民族预置于地理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格局的边缘地位.
在藏学研究中,学者们在“中心—边缘”思路下,在肯定卫藏作为中心的基础上,建构了“藏边社会”的概念.“藏边社会”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藏边社会”包括西藏自治区的边缘地带、甘青康蒙地带、云南的滇藏地区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广义的“藏边社会”还包括蒙古国、图瓦、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蒙古世界以及清代的驻京制度管理下的寺院体系.“藏边社会”指的主要是受到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影响的区域.包括甘孜藏区在内的狭义的藏边社会,是指毗邻卫藏地区,深受藏族文化与宗教的影响,但又未被完全纳入西藏的大教会的政治体系的区域.?輥?輰?訛本文借用张亚辉的“藏边”概念来阐述甘孜藏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及其特征.?輥?輱?訛
2.甘孜藏区：“藏边”之一
在藏文化区域,以卫藏为中心,甘孜藏区是边缘.这种中心和边缘之分,既体现在地理位置上,更体现在政权和宗教之上.
地理位置上,如若以卫藏（主要是拉萨和日喀则地区）为中心,离卫藏较远的甘青川滇的传统上的汉藏边界地带就是边缘地区.青藏高原上藏民族聚居区,东西相距几千公里,例如甘孜州首府康定离拉萨市1800公里.若以拉萨为中心,康定便是边缘了.
五世以来,以拉萨为中心建构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卫藏地区是政治和宗教文化的中心地区,甘孜藏区、云南藏区、甘南藏区等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边缘地区.政治制度方面,“藏边”与卫藏地区有很大差异,且在政治权力分配中被卫藏地区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在卫藏地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是庄园和寺庙,拥有庄园的贵族家庭是统治卫藏的噶厦政府中的一翼,宗教领袖是则是另一翼.?輥?輲?訛在甘孜藏区,虽然其社会结构同样以土著酋领的辖地和寺庙为基本单元,但是他们却没有向噶厦政府输送官员的资格.换言之,甘孜藏区并不存在被卫藏的政教中心认可的贵族,甘孜藏区的人也没有资格参与拉萨的政教决策.与之相应,他们也没有义务向噶厦政府交纳贡赋.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的行政建制中,宁静山以东的甘孜藏区被定位为“土司辖地”,这里的“土司”是指获得了清王朝正式册封的土著酋领,其合法性来源于东方的中原王朝,而非拉萨的噶厦政府.
一般意义上,历史上的甘孜藏区与卫藏的关系可概述为“政令之外,佛法之内”.无论是在“各有君长,互不相属”的部落社会状态,还是今日,藏传佛教都一直影响着甘孜藏区,并因此在宗教上始终与卫藏地区,乃至更远的阿里地区保持着松散却持久的联系.在藏文化地区图景中,以拉萨为中心的“卫”代表“国之”,以日喀则为中心的“藏”则为“地方之深处”或“主要区域”.在这里,边远与并非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隐含了文化上的等级区分.历史上,在西藏,藏传佛教和拉萨的君王一起,联合了许多直到那个时候仍由家族统治而不成国家的散漫部落.之后,国家与宗教合并,君主被取代.在西藏,各部落非常散漫,地方组织力量薄弱,交通不便,难以协同行动,这造成了难以有新的国家组织来取代宗教.于是,宗教便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维持着其在西藏的优势利益,这种利益和清朝的国家利益及其已安定的边疆社会之利益相符合.?輥?輳?訛
拉萨在藏区百姓的心中具有神圣地位,被誉为“圣城”.拉萨之所以在整个藏族地区成为最具魅力的藏传佛教圣地,有其历史上的因缘关系和现实中的主客观条件.譬如,坐落在拉萨城中心的大昭寺,就是历史上最早产生的最神圣的佛殿.这座圣殿的出现,使拉萨城成为佛教圣地,后来包括三大寺在内的格鲁派大型寺院的相继建立又使拉萨成为藏传佛教的中心.与此同时,布达拉宫的巍然屹立更加提升了拉萨的神圣地位和宗教知名度.因此,拉萨的佛教圣地形象,至今依然在藏族广大百姓心目中不断延续,其神圣性没有丝毫逊色或萎缩的迹象.?輥?輴?訛至今其他藏族地区的农牧民一生之中必拜大昭寺,这些也都隐寓着宗教关系上的“中心—边缘”之别.
3.甘孜藏区：“多重边缘”形塑的“多边联结带”
甘孜藏区因其位置的特殊性,对于以拉萨为中心的藏族地区而言,是“藏边”；对于中原地区以及王朝,亦是“边缘”.借鉴学术界的“中间圈”解说,我们可将甘孜藏区具体描述为“多边联结带”.（图1）
甘孜藏区是“地理连接带”,向西是青藏高原,为藏民族聚居地；在甘孜藏区,藏族是主体民族,但有各个民族杂居其中；向东是成都平原,主要是汉民族聚居区.
甘孜藏区是“生态结构联结带”,向东是温润地带,是农业文化区；甘孜藏区由东向西渐入苦寒地带,农牧业相兼.
甘孜藏区是“政治社会结构联结带”,向东是王朝,实施皇权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甘孜藏区自身实行皇权统治下的政教联盟体制,盛行藏传佛教；向西实行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盛行藏传佛教.
总之,甘孜藏区作为“多边联结带”,具有重要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区位.它是连接内地与藏族地区的交通孔道,是政治枢纽、经济传输带、文化联结带、民族交汇地.甘孜藏区地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向第二级过渡的转折带上,位于西藏的东南边缘,既是连接我国西南和西北的枢纽,又是汉藏文化相互交融、经济贸易频繁往来的地带?輥?輵?訛,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甘孜藏区是不同族群间文化、经济、政治交融的重要“接触区域”（contactzone）与“文化走廊”?輥?輶?訛；甘孜藏区是经济文化辐射“枢纽”,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直接影响整个藏族地区.
三、“多边联结带”的多维度体现
如前所述,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的区位特色是甘孜藏区作为“多边联结带”的具体体现.
1.交通孔道：连接川滇青藏
甘孜藏区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的地形呈现西高东低走势,大多数江流、河流的流向也因此呈现自西向东.但在东经95度至105度这片区域间,情况却不一样.该区域内拥有大量的江流自北向南流淌,这造成青藏高原东部以及川西北台地和云贵高原出现了许多河谷,这些河谷贯穿南北,连接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除此之外,该区域内横断山脉也呈南北走向,群山间的山谷也成为东西方向的藏汉民族间沟通与交流的渠道.“内陆边疆”是拉铁摩尔对这片区域的形象描述,“历史上的民族走廊”、“藏彝走廊”或“藏汉走廊”则是我国学者对该区域的称呼.费孝通认为,该区域是“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的一条走廊”.但在任新建看来,“北起甘、青南部,中经四川西北,南至滇西北,都是这一走廊之地带,而且向南延伸至印、缅的北部也应算是这个走廊的地区”?輥?輷?訛.
甘孜藏区正位于此条走廊之中,它是我国三大藏族聚居区之一.甘孜藏区隶属于四川藏区（也时常被称为“康区”）,除甘孜藏区之外,四川藏区还包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宏观地看,甘孜藏区连结西南与西北乃至北方草原,是区域间相互沟通的重要孔道.此外,欧亚草原与甘孜藏区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经由甘孜藏区通达我国西南地区.?輦?輮?訛其中,甘孜藏区最为重要的是连接西藏与内地,是西藏与内地交往的必经之道.诚如格勒所言,“历史上,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甘孜藏区自古便是连接中国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节点.此外,它地处西藏东南边缘,汉族和藏族文化在此相互交流,互相交融,还是汉藏民族经济贸易频繁往来的通途.加上毗邻数省,西连西藏,北接甘青,南达滇西北,联系了各个藏区.从战略意义上讲,稳定了甘孜藏区,便能有效地影响甘、青,进而影响西藏,因此,历代王朝无不锐意经营此区域”?輦?輯?訛.正是由于“甘孜藏区拥有横跨内陆与西藏中部的重要地理位置,中华帝国官员才视其为一个特殊的边境地带.由此,中华帝国官员用‘其重要性诸如皮肤之于毛发,牙齿之于内脏,咽喉之于躯干上身’来形容它”?輦?輰?訛.甘孜藏区无疑处于这条“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它历来绾谷南北,沟通藏汉.从元始,王朝与藏族地区相互交流的道路以及汉族与藏族贸易的主要商业道路都聚集于此.由是,历代政权都视其为“治藏之依托”、“控驭青甘滇之锁匙”,十分重视.此外,藏族人民因常年吃肉的饮食习惯,故在生活中对茶有依赖性,而历代运往藏区的茶叶皆产自四川,这也使该区域成为汉藏茶马贸易的枢纽,也是“以茶制番”政策实施的关键.正是因为甘孜藏区有着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清末时,统治者提出了“治藏必先安康”之说,民国时期更有“化藏必先化康,经康即所以经藏”之论?輦?輱?訛,足见该区域战略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性.?輦?輲?訛正如前所述,康区地处西藏东南,是内地与中国西部的过渡区域,连接我国西北以及西南地区,历史上就是川藏通道,连接南北两个方向,是川藏、滇藏的交通枢纽.
甘孜藏区还是历朝历代的兵家必争之地.王川认为,自古以来甘孜藏区就是“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麝香之路”的必经之地,各种“道”与“路”在此交汇,故可借哈·麦金德关于欧洲是“历史地理枢纽”的认知来定位甘孜藏区.他论述到,“这一特殊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的‘历史地理枢纽’,自然使得甘孜藏区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直接碰撞和交汇的角色,自古便在中国版图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輦?輴?訛.
2.政治枢纽：内固西南,外拊藏疆
从政治与社会历史来看,西南地区是中原力量与西藏力量彼此角逐的区域,甘孜藏区更是如此.我们从相对宏观的范围,即四川藏区来论述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
四川藏区以及整个“藏彝走廊”都处于农耕文明与牧业文明的过渡地带,可被概括为边腹地带,四川藏区又是沟通东西南北的民族通道,文化多元；政治上由于靠近内地,向心力较强；经济上也较卫藏地区开放.作为重要的边腹地带,四川藏区发挥着促进民族团结,安定祖国边疆的重要作用.有清以降,王朝就认识到四川藏区的重要性,当政者看到,当西藏面临危机时,四川藏区就不得安宁.清代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谏言：“川省与藏卫唇齿相依,不能稍分畛域”.因此,西藏和川藏问题,“实与海防相为表里”,“颇有更重于海江者”.?輦?輵?訛1903年,赵尔丰在“平康三策”中如此强调其重要性：“川藏万里,近接英邻,山岭重沓,宝藏尤富.首宜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藏疆,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即奉天、吉林、黑龙江）之例,设置西三省（川、藏、康）总督,借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之外附.”我们可借用赵氏所指,将四川藏区的政治作用总结为“内固川省,外拊藏疆”.
但是在赵氏实行“改土归流”之前,藏区还处于农奴制社会,有些区域甚至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相对封闭.有学者认为,“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加强了川、藏间的沟通与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川边阻隔、“西藏孤悬”和“英兵入藏,川不问战”的局面,使川省和内地成为西藏边防前线的后盾.通过川边,内地的军饷物资得以进入西藏.
在笔者看来,“内固川省”还未完全概括出四川藏区治理的重要政治作用,应可扩展为“内固西南”.四川藏区位于扬子江上游,东面毗邻四川,西南接壤西藏,南部紧挨云南,背部临近青海,西南则接近英印.该区域内地势险峻,横断山脉阻断了金沙江、澜沧江等并将江河围绕.故有观点认为,四川藏区屏蔽川、青,兼援滇、藏,具有控扼西南半壁安危的战略价值?輦?輷?訛,是“川滇屏蔽,藏卫根基”,且连接缅甸与英印,国防战略地位重要,故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輧?輮?訛“西南国防,最关重要,厥为西藏”?輧?輯?訛.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上的一个门户,其自身的安危与周边省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藏区在地理、经济、宗教、风俗习惯以及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与西藏有着相近之处,两地紧密相连,共同构筑起我国西南国防最前线.
19世纪80年始,西方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我国的边疆地区,使其危机与日俱增.从东北到新疆、蒙古再到西藏,整个边疆省份都处于分裂的危机之中,于是晚清政府开始加强对边疆改建行省的进程,希冀以此增强政权对边疆的掌控,并防御外来敌对势力的入侵.四川藏区“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藏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非特与川滇辅车相依而已”?輧?輱?訛,重要地位凸显,于是它的建设理所当然被全国关注.可以说,从到地方,从朝廷到乡野,从官员到平民,整个社会都提升了对四川藏区的关注程度.时任代理川滇边务大臣的傅嵩炑所提出的建省理由是“遍地与西藏毗连,西藏与强邻逼处,‘以康建省,俾定名义而占领土’；‘边地改社行省,编练重兵’,可以‘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輧?輲?訛.傅嵩炑之说,呈现了四川藏区治理的重要性及人们关注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20世纪40年代中期,时任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的沈宗濂提出,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交涉与协商应以整顿内部开始,而四川藏区就是整顿内部的最关键环节,这是因为四川藏区在地理位置及历史关系上深刻地影响着西藏.因此,沈氏认为要整治西藏,就应先彻底整治四川藏区.抗战爆发后,四川藏区战略地位愈益重要,其位于四川大后方,而四川又是全国的大后方.?輧?輳?訛诚如国民政府所认为：我国抗战之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
3.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
正如大多数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甘孜藏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官定贡道以及茶马贸易的发展,活跃了该地区的商业氛围,使得甘孜藏区成为“茶马古道”的核心地带.汉藏间跨越千年的商贸活动,形成了以康定、昌都、中甸、玉树等为中心点的多民族汇聚的城镇,在这些城镇之中,不同民族间经济与文化彼此融合.
甘孜藏区与卫藏地区虽然都位于青藏高原,但卫藏地区被西面、南面以及北面的高山围隔,与邻近的海拔高差最大约达5000米.卫藏地区交通无法直达内地,到内地须穿过甘孜藏区.因交通相对便利,故甘孜藏区与卫藏地区相比,与内地交往更早,也成为卫藏地区与内地沟通的桥梁.
据《史记》记载,早在西汉时期蜀郡的商人们就经常以蜀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旄牛夷、邛、笮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也在交换物之中.这条交换的道路经临邛（今邛崃）、严道（今荥经）,逾邛崃山的大相岭,至旄牛县（今汉源）,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公一带）.
吐蕃控制时期,唐王朝曾通过征收赋税、索取贡物等方式,使甘孜藏区的盐、马匹等大量物资流向吐蕃,这种以贡赋为主的区际交流成为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
宋代时,四川藏区就是“茶马互市”之要津.宋真宗时期（998—1022年）已在四川的益州（今成都）、黎州（今汉源）、戎州（今宜宾）、茂州（今茂县）、雅州（今雅安）、永康军（今都江堰）等地设买马场,专门办理沿边少数民族战马事宜.?輨?輮?訛今雅安名山县及其周边地区为唐宋以来最负盛名的马茶生产地.有史载,宋王朝因“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便在名山县、百丈县等处专设茶厂.至北宋神宗熙宁至孝宗淳熙时期,名山、百丈每年外运的茶叶达200万斤?輨?輯?訛,可见宋朝时“茶马互市”之繁荣.
明代政权将以前纯粹只为经济交换、互补的茶马贸易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办垄断“茶马互市”,并实行制度化管理,使其俨然成为一种治理手段.?輨?輰?訛极为严格的“茶法”,使藏族地区深深地感受到了缺茶的压力.?輨?輱?訛与此同时,在明朝,汉族政治势力差不多完全自宁夏、甘肃及西藏北部的边区退去.明王朝和西藏,特别是拉萨的交通,完全依赖于经由甘孜藏区的通道.?輨?輲?訛
清代时,甘孜藏区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进一步推动了茶马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今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在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原由碉门经岩州的小路,改为天全—门坎山—马鞍山—泸定桥—康定一线,不再经岩州.康定从此成为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茶马古道的第一重镇.
民国时期,由于甘孜藏区地处由四川进入西藏的大道之上,战事一起,商路断绝,故有“西康商业全赖北路之道孚、炉霍、甘孜、瞻化（今新龙）各县贸易为中心力量……为大金变乱,商务凋零,损失巨甚”?輨?輳?訛一说,可见甘孜藏区在汉藏商业中的重要性.
甘孜藏区在抗战时期是物资运输通道.发源于甘孜藏区的邦达仓、桑都仓代表资产阶级新兴上升势力,不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供应运输援华物资,而且直接影响西藏近代政治、经济、历史的发展进程.
纵观历史,甘孜藏区是历代政府实施“以茶制番”策略的关键所在,也是“茶马互市”的要津.?輨?輵?訛然而也有学者,如冯有志提出,“过去谈到藏汉贸易,都说‘茶马互市’,但这是明代以前的情况.明清以前,因藏汉贸易以茶药交易为主,应该说是‘茶药互市’才符合实际情况.藏汉贸易中,茶药的贸易数量与价值最大,涉及交易额也最多.许多商人因此变得富裕,许多挖药、种茶、运输茶药的劳动苦力,亦赖以为生.茶药税也俨然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藏汉民族之间亦因茶药互市,交流了感情,加强了团结”?輨?輶?訛.事实上,无论是“茶马互市”还是“茶药互市”,甘孜藏区的政治枢纽地位往往都通过经济控制的形式呈现.
作为经济运输带的四川藏区,沟通了东西南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条运输带的经济发展不仅与地理位置等因素有关,还与藏商的发展和治藏政策息息相关.历史上,在元明尤其是清康乾之后,许多汉族、回族等民族的商人活跃于此,还有许多社会地位崇高的藏族富商大贾也活跃于此.这一时期,商业活动也异常频繁.元朝时期,汉藏关系的融洽与稳定发展局面初步形成,明王朝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治藏政策,促使了政教联盟体制的确立.以“茶马互市”为主的汉藏交换网络得以稳定,主要从事转口贸易经营行为的藏族群体才有用武之地.清朝时赵尔丰的“商战”安边策略,客观上为四川藏区生产力的极速提升提供了契机,也为藏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四川藏区各时期商业发育的程度与经济社会的状况能直接反映出该地区商业发育的先天条件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其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依赖于某种极易变动的外部因素,如治藏政策等,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輨?輷?訛可以说,四川藏区商业不是因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城镇的发展而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四川商业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商业是因藏族等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交融关系、政治隶属以及藏、汉两大区域经济的依赖性、互补性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商业,甚至可以认为其是因地域经济的稀缺性而致,与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因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之依存关系而产生的交换存在本质的差异.
4.民族交汇地：文化结点,连结多元文化
“地理从来与文化相关,复杂多变的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活方式、别样的人生所构成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在甘孜藏区,无论地理还是文化,都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甘孜藏区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及青藏高原向川西台地、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该区域内的地势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全区域内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众多大江流如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等由北向南从康区穿过,将高原与川西台地切为一条条平行的深谷.这些河谷往北通往甘肃、青海地区,往南可到达云南、缅甸.这些深谷区域的平均海拔在1800米左右,故深谷内温暖湿润,物产相对丰富,也方便行走.历史上中国西北地区氐羌系民族南下和西南地区越系民族北上,大都经过此区域,因此这一地带也常被称为“民族走廊”.此外,众多大江深切高原而形成的横断山系,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个不连贯的山原和河谷台地,给经由这一地区的古代部族在这里定居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一“民族走廊”不仅为古代部落的迁徙提供了天然通道,而且也为这些南下、北上的部落在此融合、分化和停留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有观点认为,甘孜藏区及甘孜藏区内藏族形成的重要基础是基于民族迁徙流动而形成的区际联系.?輩?輰?訛自古甘孜藏区就是古代民族迁徙的历史地理场域,也是我国西南与西北乃至北方草原相互沟通的重要孔道.汉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如胡人）活跃于此.13—14世纪,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该区域.从明代中期开始,移居青海的蒙古各部不断南下,尤其是和硕特蒙古在明末清初南下后,控制了甘孜藏区.1573年,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率领他的部落经过青海,沿途征服一些部落,一直南下直达甘孜藏区东部的鱼通地区以及南部的理塘附近,到明末时又击溃了北部的白利土司,此后又进一步进军木氏土司辖下的南部地区.至1640年底,和硕特部已经控制了包括今康定在内的一些地区,逐年推进,紧接着又控制了今理塘、巴塘等地区.?輩?輱?訛可以说,甘孜藏区历史上受蒙古人影响深厚,以至到雍正初年,“四川之松潘、打箭炉、理塘、巴塘与云南中甸等处,沿边数千里”,当地人已经是“只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营”.还有学者进一步解释,在甘孜藏区,民族迁徙和流动的主要趋势是从北向南顺水流的方向南下.事实上,还有大量的民族是由南往北迁徙或流动,如云南的纳西族曾大量迁徙至此.明朝中后期,丽江木氏土司从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丽江府一带征调大量纳西族先民,奔赴巴塘、理塘、乡城、木里、盐井、芒康等地,建立了大批纳西人聚居点.据赵心愚估计,在木氏土司强盛时,迁徙到此的纳西人应有数万人甚至更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格勒也认为,“据1954年开展民族识别时的记录,有人提到纳西族曾经在甘孜藏区最少有五千户以上,这个估计丝毫不过分”.总的说来,甘孜藏区连接着东西南北各个方向来的各个民族,成为它们的交汇之地.正如拉铁摩尔所言,“在西藏边缘的河谷居民大多——如果不是全部——可以说是非常严格意义上的西藏人,这是从政治和语言等方面而言.在比较根本的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些‘袋’中社会组织.他们住在一种被山岭而不是沙漠包围的绿洲中,与印度、中亚、黄河流域建立于灌溉农业上的社会有联系,尽管这些联系很脆弱而且古旧.通过伸向四川及云南的河谷中,他们也与古代长江流域的傣及其他部落有联系”.
多元民族的迁徙和流动,为甘孜藏区带来了多元文化.甘孜藏区地处“藏彝走廊”之中,在地域上处于联结中原汉文化、西部藏文化、回族文化与南方怒、哈尼、景颇等藏语支和彝语支的多个民族文化的“枢纽”位置,多个民族在此交融,文化多元且内涵丰富.在甘孜藏区,多元宗教信仰,如藏传佛教的五个教派、苯波教、汉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彝族的毕摩信仰、纳西族的东巴教等等共存于这个区域内.这些文化在此区域内不断互动,形成多个亚文化圈,如以德格为中心的康藏文化圈,以贡嘎山为中心的木雅文化圈,以大渡河中下游河谷为中心的“西番”文化圈等等.?輩?輷?訛此外,在甘孜藏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了极强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突出地表现为“文化混生性”?輪?輯?訛,如在汉族、藏族、彝族以及回族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九龙、泸定两地文化内容除了有原始的彝族文化特点外,还兼具汉族以及藏族文化要素；甘孜藏区南部的纳西族和丹巴的羌族,其文化则呈现出非典型的藏文化特征.甘孜藏区的文化特殊性,被学者形容为“具有异常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中国民族区域格局中极具典型意义”.
四、结语
正因为甘孜藏区是多边联结带,我们认为,甘孜藏区应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有清以降,便出现了“稳藏必先安康”一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甘孜藏区治理的重要性.在未来,我们也希冀国家可以跳出“边缘—中心”视角,建构起甘孜藏区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认知.
反思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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