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隆西共大：湖南小公社办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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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前后的“教育革命”大潮中,曾竖起过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辽宁朝阳农学院两杆大旗.宗旨据说是为贯彻关于学生要学工、学农和学军的“七·三○”指示（1961 年7 月30 日,《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彻底颠覆“旧大学”的教学模式,让学员学些简易的农业科学知识后,迅速“社来社去”,为农村输送人才.于是,荒诞岁月中的上行下效之风立刻弥漫全国.
所有教材都由教师自撰自编
湖南华容县也由“ 县革委” 统筹, 于1973 年办起了“胜峰共大”这所县级大学.我下放的所在地——华容县隆西公社也不甘落后,于1974 年率先创办了全县第一所“社级大学”,即隆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时任民办教师的我,因有点拉琴编戏的小特长,被选入筹备建校的三人小组.公社党委副书记在第一次筹备会上就对我交代：开学一个月后一定得拿出一台像样的文艺节目.因此,我在惶恐之余不得不提要求,那就是在招生时每个大队必须选送一名有文艺素质的“苗子”.
选建校地址时,公社党委显得“别具匠心”,将其定在距集镇四五里路远的“舒南废湖”.那个“废”字并不准确,因为那湖足有400 亩的面积,历来是邻近数千亩良田的天然排灌（即旱时抽灌、涝时排水）水泊.所以建校时必须趁冬季枯水季节,更要埋下极深的基石.好在那湖边有座名叫“祭山”的石山,取石还算便利.我和另一名筹备小组成员——教语文的杨定芝老师合写的《建校组歌》中,便有了“东山伐高木,西岑炸巉岩,深沟排渍水,平湖垒高台”的句子.
隆西公社共有25 个大队,故招生时拟定每个大队两个名额,正好凑齐一个50 人的班级.招生条件是学员必须“根正苗红”,具备初、高中毕业生学历,入校后享受记大队头等工分、另加9 元生活费的待遇.毕业分配则学江西共大“社来社去”的方式,只不过因招生“源头”是大队,便将其改成了“队来队去”.
课程主要设政治、农技、理化、语文、文艺五科,其中劳动作为必修课,占总课量的四分之一.此外,有两届还办过专讲柴油机和牲畜防治知识的短训班各一次.至于教学内容,因无例可循,只好“敢为人先”,土法上马——政治以学“毛选”、报纸社论、初中课本的《社会发展史》为主；农技、理化内容由任课教师自编；语文则在初中文化的基础上,着重讲些写新闻报道、材料报告及农村应用文的知识；至于我教的文艺科目,则是从识简谱开始,后来又增添了学胡琴、笛子等民族乐器的内容.所有的教材都是由教师自撰,再自刻钢板油印下发,为此几位教员都因刻钢板指间起了硬茧.总的来讲,以上内容可用公社教育组付友铭交我谱曲的《隆西共大校歌》的歌词来概括——
赤脚套草鞋,宝书怀中揣,满怀豪情上共大,迎着朝阳阔步来.砸碎旧教育,敢把新路开,学习朝阳农学院,面向农村朝前迈.
社会作课堂,实际作教材,三大革命天地广,贫下中农“传帮带”.互学又互爱,队去又队来,“七·三○”指示指航向,共产主义放光彩.
“共大学生,根在农村”
从1974 年到1978 年,“隆西共大”强撑了5 年,共招了三届学员.从表面现象看,一些“正面情节”似乎仍值得品味.
担负建校任务的第一届学员,其吃苦耐劳、以苦为乐的精神风貌值得称道.记得学员刚招全不久,师生们即往距校址三四十里外的某丘岗伐树,以作建校时的屋檩和其他用木.没想到这群二十上下的后生小辈,拉长锯手起了血泡无一人吭声；抡斧头砍树枝时,多半人都让枝丫戳伤了身体,也无人“下火线”.再就是在开始建屋、抬打墙脚的岩石时,好几名愣头小伙都不知轻重,抢抬巨石扭伤了腰肢,仍不休息,贴几张膏药接着去做递砖、和泥之类的轻活.因此在《建校组歌》中才有了这样的词句：“你推沙,我抬岩,他担黄泥筑金台；高楼建在金台上,万古千秋也不坏.”“举钢钎,山劈开,不尽宝藏滚滚来；宝藏献给公社去,教育革命鲜花开.”
每届学员在第一学期时,校风学风也都算好.说到这点,首功当归“三人筹备小组”的首席成员兼政治教员的潘秋林校长.潘校长原是隆西公社舒垸大队的支部书记,务实能干,生性淳良,且很有文化水准.记得他在开学之初就亲拟了一篇四字一句的“学员守则”,其中有“共大学生,根在农村；乡亲送养,学为乡邻”和“共大精神,源远意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句子.事实上,这些文字与当时讲假话空话的“潮流”似乎欠“合拍”,可它毕竟贯穿了“共大”生命的始终.所以学员们在第一学期时常能拾金不昧；那时大多将饭票就放在课桌内,也没听谁说过短少.某学员的家人遇车祸时,大家都能掏出两三元钱踊跃相帮.在学习上,大家勤奋刻苦——每学期的课堂笔记本都能写满,且大多工工整整.
建校后的前三年,“共大”算是在一定范围内有了点名气.一是“政治名气”.建校后不久,学校就用三胶板制作了四块颇美观的展板,此时段内的“学小靳庄”“批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校方都奉公社旨意,制成精美版面后在集镇展出,起到了“时代排头兵”的作用.
二是“促进农业生产名气”.即每逢寒暑假和休周日时,不少学员都能在回队后学以致用,在“牵绳插秧”“ 推广良种”“配施化肥”等农业生产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一篇《共大学员为生产队修抽水机》的稿件,还上了《湖南日报》.
三是“文艺演出名气”.这种影响又分“实地演出”和“舞台演出”两种.“实地演出”是指“共大”有了点名气之后,曾先后迎来10 多个参观团队,压轴戏便是学员们的演出.如果正赶上学员们下田劳动,就打着赤脚在田头献演,没想到这种“赤脚戏”反而更加激动人心.“ 舞台演出”是指参加1975 年全县文艺汇演.记得为参加那次汇演,我还“别有用心”,怂恿公社下了大本钱.先是从全社抽调“文艺尖子”,假作学员担任领舞领唱,又从全社抽调了几名“玩乐器”的高手担任伴奏,最后还花了不少钱制作服装道具.因此当白天的“走台”——在县剧院的预演一结束,组织者就将我们的节目定在最后,并慷慨给予半小时的演出时间,让我们将《建校组歌》从容演完.记得演出结束时,全场欢声雷动,评奖组马上给予我们特等奖,还有几位县领导上台和我们合影.我在那次演出中也算出了点风头——组歌中的二胡独奏曲《共大颂歌》,便是由我演奏.只不过因我年龄与学员相仿,观众不知是教员在冒充学员而已.
“共大”停办
1978 年年底,“隆西共大”第三届学员才读了一期就解散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家已恢复高考,并将知识分子也纳入劳动者范畴等政策变化.然而作为当事人的我觉得,即使国家的政治气候当时尚未“由阴转晴”,“隆西共大”的寿命也不会很长,这就不得不说说“共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自“共大”占据舒南湖不久,就引起了周边几个大队的反感,甚至是“仇视”.如前所说,这舒南湖本是邻近数千亩良田调剂旱涝的有效水泊,可“共大”在此建校后,干旱时这些良田就变得再无处寻水；雨涝时田里的水不但无处排泄,反而遭“共大”为“自保其田”,不断将湖水外排漫淹良田.于是便出现了两桩祸事：一是“共大”学员和“贫下中农”各自为泄渍水,两相争执,几次动了锄头扁担；二是“贫下中农”数次持锄头铁锹往公社告状,扬言要将“共大”的围堤铲平.
其次是因前两届学员在“学成”回队后,许多大队和“贫下中农”纷纷反映,其劳动观念反比上学前要淡薄,全没了打赤脚穿草鞋也挺胸昂首的风貌,有的还成了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举一个例子,有个学员回队后父亲见其变懒,便扇他几耳光逼他下田.没想到他为赌气,竟穿着鞋袜“咕咚”一声踏进水田,其父见了哭笑不得.此类情况,有好几名大队支书集体向公社领导反映过.故当这些情况塞满公社领导的耳朵之后,必然会令其认真思考“共大”的存留.
促使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的主要还是当年发生的一次“改戏词事件”.那是在第二届学员的最后一期,我曾写过一个叫《回村路上》的小戏让学员排演,中间有个叫“爱农”的女生,回村后这样对众女友描述：“共大呀！（转唱）她本是文化革命的丰收果,教育革命的胜利花,延安抗大的革命旗,共产主义的新生芽,消灭三大差别的尖刀班,横扫封资修余毒的铁扫把——队来队去当农民,叫我怎么不爱她？”没想到当学员离校之后,我却在其寝室门上发现了这样一张公然贴着的字条：“共大呀！它本是专说假话的牛皮店,专唱高调的大喇叭,专撬岩头的采石队,专拌灰浆的泥菩萨,两年青春糊里糊涂过,理想的前途又在哪——队来队去盘泥坨,叫我怎么能爱它？”
见着这字条我的心猛然一怵：看来它说的是真话,而我写的戏词却通篇是假话！这样,一个疑问便豁然冒出——当年的我为何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为生存被情势所逼无疑是准确答案！这就不能不令人沉痛思考.彭德怀身陷囹圄时曾说：“”假话之风的危害不仅是在当时,更大的遗毒恐怕是将贻害几代人.故从这个角度看,否定“”是历史的必然.而不让“”的悲剧在中华大地重演,则是每个国人现时的责任……
（责任编辑：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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