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外大咖论道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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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以中苏两国的历史差异,总结了为何中国没有延续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走向改革开放.中国能成功实现改革开放的原因,一是在于坚持了市场经济的导向,不断提高法制化水平；二是以开放促改革,实施有顺序的开放；三是选择了正确的改革顺序；四是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格局；五是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六是对错误的政策取向及时纠偏.当前改革开放进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包括由于高度分权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和国家治理不到位而形成的弊端日益显现；由于追求高投入、高消耗式的经济数量型增长而不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而带来的投资效率下降、生态环境恶化、分配公平性下降和福利承诺不可持续等问题.对此,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五个统筹”.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在于采用了务实、渐进的改革措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时,效仿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全部取消政府干预,试图建立现代的市场制度,使得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走向崩溃,造成大量失业,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而中国对一些与就业、国防安全相关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予以保护；对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在竞争中占领市场、积累资本,从而实现后发优势.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效显著,尤其在数字经济领域,包括机器学习、AI 应用、机器人技术等方面,中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但近期包括华为、中兴在美国遭受审查的案例表明,中国亟须参与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技术监管.他指出,在通常的贸易投资领域,世界各国已经通过谈判等方式形成了相应的合作条款,但在数字经济领域,目前还没有任何相关条约能够对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各方形成约束.中国在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同时,需要审慎仔细地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国内监管或者国内规制,对数字技术进行更好的监管.“因为数字技术实际上已经可以成为武器.”斯宾塞说.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表示,未来几年里,中国还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矛盾.第一是要理顺供需关系.目前中国政策层面的讨论已经转向供给侧,但对需求侧的重视程度不够.第二是产权和所有权的问题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国有企业的改革推进没有太大起色,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第三是对过去和未来目标之间关系的处理.罗奇还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恶化表达了深切的担忧.他说,美国的政策,是受特朗普总统“飘忽不定”的思路去决定的,这些政策让人非常担忧,而且会带来风险.中国没办法去忽视外部环境里面的风险,特别是和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的关系.他说,中国在过去的40 年里,确实在一种很不稳定的国际环境里发展,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是,接下来的这40 年挑战也不会弱.对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可能对美国会更有挑战,美国好像有一些迷失方向了.”罗奇说.
高质量发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不再以GDP 论英雄”,不在于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起伏.而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为目标,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改善衡量指标,GDP 指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无法衡量不平等.硅谷企业家带动了GDP 增长,但很多美国全职工作人员的收入,和60 年前是差不多的.他认为,高质量发展应囊括环境、城市、教育、健康等多方面.中国需要一系列综合性措施来解决不平等问题,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行动,改革现有税收结构；从依靠出口转向依靠内需,从依靠债务转向依靠税收和股权融资等带动经济增长.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指出,中国经济经历过去40 年尤其是过去10 年的快速增长后,经济总量已高居世界前列,但仍能保持较快增长,这让许多海外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大跌眼镜.这是因为后者是根据西方国家经济崛起时的历史数据为评判依据,认为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一定有周期性,负增长也是必然现象,但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和奇迹.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们多年来已经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许多在新经济领域成功的商业模式,未必能够直接带来GDP 增长,但提升了生产服务的效率,给经济增长增添活力.例如新零售的商业新思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手段建立会员体系,进行无交易.这样的服务未必能提升零售总量,但能带来优秀的用户体验和获得感.长期来看,效率提升将给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带来以前无法想象的资本产出比.
沈南鹏认为,高质量发展包括一些共同特征.首先,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效率.产业的高效率一定会产生更加重要的流.新经济公司往往需要一段比较长的“低效期”,甚至需要大量前期投入“烧钱”.然而,那些“烧得有章法”的公司,必然会产生该领域长期的流.其次,高质量发展的来源是科技创新.沈南鹏认为,优秀的企业不仅有强大的执行力,而且一定要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这在信息科技、生命健康、工业制造等领域无一例外.即使在不那么高科技的消费领域,仍然有机会利用技术手段提升服务能力.他说,令人感到欣喜的一个现象是,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额比重在不断提升.最后是可持续性.沈南鹏说,在发展中保持和谐良好的生态环境已被认为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但同样重要的是可持续增长的安全底线和进取策略.从安全角度看,抵御金融风险是最重要的考量.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几次过度的市场逐利行为,在几乎没有预警、缺乏有效干预的情况下,对不同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重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连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也不例外.因此,金融去杠杆、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是对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保护.“我感觉金融风险是最应该担心的挑战.”他表示,中国金融行业不那么发达,如果出现一些较极端的市场变化,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课题要做.例如,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中,多大资金规模是合适的？A 股如何成为新兴经济领先企业的融资渠道,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等等.
从进取角度看,沈南鹏认为,可持续增长意味着对重点战略性产业提前布局,使这些产业利用即将到来的技术拐点,寻找弯道超车的机会.他认为,有几个前沿领域产业值得关注：电动汽车、以自动驾驶为代表的新交通行业,人工智能、大数据行业,生命科学领域.沈南鹏说,电动汽车对中国产业格局有重大战略意义.“一个未来全球经济第一的国家,如果在经济上游能源行业处于长期海外进口的状况,这是有巨大缺陷的”.同时,中国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架构,决定了电动汽车的适用性远高于其它经济大国.这也是中国汽车行业弯道超车、产生出世界级企业的机会.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行业,沈南鹏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不是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而是如何用好已经成熟的技术,利用移动互联网广泛渗透后的大数据优势,推动消费和企业两大领域的效率再次提升.对于提前战略布局的重要性,沈南鹏举例称,现在很多产业快速发展得益于过去几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说：“当年我创办携程旅行网时,电子商务是不可想象的,只能做虚拟订单,现在发展起来的物流体系支撑了电子商务发展.再比如旅游业,如今三四线城市都能看到旅游景点的发展,也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布局.”沈南鹏表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改善GDP 指标,对一个企业来说,评判标准也需要改变.除了关注利润、营业额,更重要的是关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时候利润减少,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提升了.一个好的投资人应该建立一套更复杂的评判标准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转型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及管理委员会主席毕明提出,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大的突破,但与此同时也带来新的疑问：人工智能对当前和未来的产业转型会带来什么影响？对社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政府和社会又应该怎样应对？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烈宏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它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模式.他以人工智能在城市安保方面、军事职能领域和法院工作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为例印证了人工智能的巨大作用.在实践中发现,要快速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具体的现实场景中去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够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进而促进传统企业的产品、产业和商业模式发生全面、深度的变革.另外,刘烈宏指出了人工智能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一是关于机器代的讨论；二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隐私怎样得到良好保护；三是网络安全问题；四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解释了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他以19 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新技术总是对生产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人工智能是新技术,它所带来的影响很大,但不会超过以往的技术革命.他表示,每一个新技术都有自身特点,必须了解新技术的出现会带来怎样的过渡,以便作出更快更有效的调整,保证没有人落在后面.他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银行业的很多工作会被替代,以前的很多出纳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从事理财建议的员工.与此同时,高技能的工作例如很多有创造力的工作会被更多地需求,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比较落后,政府需要对此提供支持和帮助.政府要鼓励大家进行终生学习,同时要对公共部门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在卫生方面加大投入.
在回答如何解决人工智能时代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时,皮萨里德斯表示,应对这个问题,政府需要采取行动,提倡分配公平,运用正确的方法减贫,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在回答大数据的所有权由谁享有的问题时,他说,人工智能时代,个人数据可能被滥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各国政府可以在G20峰会等平台对此进行讨论.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董事长汉斯- 保罗·博克纳表示,数字化会从根本上改变所有行业、所有公司,但人工智能不是魔法和灵丹妙药,只是向数字化迈出的又一步.人类应该怎样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现在需要做的是,努力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中寻找到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的机会.他表示,每一个公司、每一个领导人都需要拥抱人工智能、推动数字化,让其发挥更大的效益,不然就会落后.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都要了解目前的发展趋势,采取措施让人工智能发挥更大作用,要对员工进行培训,让大多数的员工做到更好.在回答如何控制人工智能、让其在保障社会和人的安全的同时为人类所利用的时候,博克纳称,目前人类还不能够完全控制人工智能,只能说在不断试错中前进.
DST 投资创始人尤里·米尔纳表示,人类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得太远,应该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的潜力,发挥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前的世界经济增长主要由就业和生产率的提高来带动,今后,在预期寿命增加、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想保持世界经济有以往的增长率,就必须找到合适的方式,让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科技创新与新商业革命
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提出,在科技创新1.0 阶段,技术是颠覆者,目前已进入2.0 阶段,前沿科技作为赋能者,助力企业发展.张磊提出,企业家需要思考如何用创新改造企业文化,企业如何拥抱创新,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创新如何帮助社会进步,如何让边缘化人群享受创新成果.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李萌表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变成商业发展的动力,技术成果带来的商业进展已从蓄势待发进入群体迸发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包括全业务流程的智能化、线上线下的融合,以及消费的场景化与个性化等.在未来,大数据、5G 通讯、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及人机融合等技术值得关注.李萌认为现在的科技创新是围绕商业模式、体制、思想观念和价值层面的全方位创新.政府应当开放公开数据,促进数据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同时完善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目前如何保护商业模式的知识产权,依然需要研究.
强生公司亚历克斯·戈尔斯基表示,强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目前在肿瘤免疫疗法与机器人手术中已经取得进展.他认为企业具备创新能力需要做到三点：首先,创新依赖于有热情的人才,强生在全球有5000 人进行研发；其次,需要坚持长期投资,研发成果未必能及时商业化,但数据将用于下一代创新；第三,要从公司组织层面鼓励创新,高校里的学术中心是活跃的创新中心,大企业要与外部资源做整合.生物科技领域存在很多具有创新能力的初创企业,在竞争之下,他认为与其被别人颠覆,不如自我颠覆.生物科技领域需要做很多基础研究,基因组的理解需要数字化发展,机器学习、可视化的发展可以让手术机器人有更好的效果.他强调,使用新技术需要有同情心,若技术被不当使用,会造成危害.
北大国发院教授周其仁称,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不断追赶前沿,即从产品的生产需求出发寻找技术.他认为眼下进入另一阶段,要从科学原理出发,将技术推向市场.他认为这种模式的创新已经开始,比如博士生毕业课题发现了新的原理,将其做成有应用前景的商品,并申请专利.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发展不再依赖大量资金投入,而是技术投入.这也要求国家做出相应改革.技术研发单位目前主要集中在国有单位,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这些机构受到的触动较少,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这些机构的体制需要更大改变.周其仁同时强调,很多原理的发现最初都是一个想法,社会禁忌少的环境下才能产生新想法.社会也应当设有创新机制,让市场与技术更好地连接起来.
美国安利公司总裁德·狄维士称,人力密集型的直销是安利公司的商业模式.他在二十年前就被媒体问及“创新是否会让大量销售人员失业”,但时至今日,销售人员没有被技术取代,技术作为工具,让销售员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公司也保持每年5% 的复合增长.他强调新技术拉近销售员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让公司更了解客户.在过去,销售员通过写信、打电话的方式联系客户,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技术.过去成功的经验容易让大企业止步不前,安利的商业模式下,德·狄维士强调公司创新的速度要越快越好.
美国UL 公司伟廉仕称,技术进步会为企业带来风险.UL 最初是一家中小型公司,随着企业壮大,遭受的攻击越来越频繁.他认为窃取信息比传统的实物盗窃更难被发现,他举例称,若他的汽车被盗,他会立刻发现,若身份被窃取,发现的时间会有所滞后.这要求经济活动中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信息,数据传输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如何解决,跨境信息流动应当在什么规则下进行,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并解决.
英杰华公司首席执行官麦智信称,公司已成立332 年,很多成立时间长的公司必须要将传统业务剥离才能创新,而保险企业的创新依赖于过去的数据,数据科学家的出现给行业带来巨大转变.目前很多创新来源于中国,英杰华公司希望能与中国公司合作,这比独自创新更容易进入市场.政府之间的关系总是会对生意产生影响,中英双方向来有良好的关系,这有利于英华杰与中国公司合作.
金融创新与区块链革命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提出,当前公众对区块链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区块链、比特币会形成巨大泡沫；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再塑公司、组织和日常生活.他以此问及与会者的各自观点.
对此,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施索仁表示,其所在的公司主要是做集装箱运输和物流的,区块链的应用可以较大程度地减少运营成本.因为物流和供应链运输中涉及大量的文件、收据等,海关、银行都需要进行一一核查、检验、盖章,会耗费大量人力而且效率很低.如果可以通过区块链进行数字化处理,可以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例如,不仅可以对集装箱进行追踪和监测,还可以对文件、货物进行追踪和监控.“对大公司来讲,建立这样一个可追踪的区块链平台是很关键的,政府、海关、银行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追踪.”
蚂蚁金服CEO 井贤栋则表示,区块链技术的长期发展潜力很大,但要注意回归本源,解决真实的商业问题, 创造价值.他认为,区块链主要是用技术创造了新的多方信任机制,解决了数据、物、资产和人的可信问题,而这正是未来社会数字化要面对的挑战.此外,区块链技术可以更好地促进机构、跨个体的高效合作.不过,目前区块链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很多还处于一种炒作的阶段.他对区块链发展是谨慎乐观的,未来两到三年是大规模应用爆发的阶段.但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应用,还面临若干问题和挑战.一是区块链的安全问题,是否会被攻破,谁要来负责；二是如何既实现区块链上各方达成共识又可以有效保护信息；三是交易性能,随着节点的增加,如何解决网络通讯滞后的问题；四是激励机制,如何真正促进链条间的高效合作.
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雅各布·弗兰克尔则表示,目前大家对区块链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界定.他认为,区块链最大的好处是减少交易成本.例如,有研究称,区块链可以减少30% 左右的投行业务成本,主要是报告、运营成本.但是这项新技术的应用需要巨大的投入才可以获得价值,因此,大的公司机构相对来讲更有优势.此外,他提到区块链的监管问题.区块链是好技术,但是如何恰当地使用,需要监管者考量,特别是加密货币的加密算法问题值得关注.目前区块链本身也许存在一定缺陷,但是不可以全盘否定,目前有些金融行业已经开始应用这项技术了,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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