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封闭紫禁城，只为一部电影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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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曾执导《巴黎最后的探戈》《一九零零》《末代皇帝》等片的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于11月26日在罗马去世,享年77岁.
《巴黎最后的探戈》里的巴黎,《末代皇帝》里的北京,构成了贝托鲁奇导演生涯的两极,不过我更喜欢的依然是《戏梦巴黎》.这老头甚至让我诧异,他为什么比许多法国导演更能拍出巴黎的美、无奈与过往.
擅长史诗的贝托鲁奇,试图将整个1968年搬入《戏梦巴黎》.那一年,越战将美军拖入泥潭,反战游行席卷欧美,《切·格瓦拉日记》出版,性解放渐入人心,摇滚乐承载梦想……
片中那三个年轻人,来自美国的学生马修,在巴黎长大的兄妹提奥与伊莎贝尔,在哲学和艺术的探讨中追索自由的意义,在肉体沉沦中探寻反抗的可能.在那个叛逆年代,他们与父母的分歧来自于政治.提奥的诗人父亲拒绝在反越战书上签名,他说“诗人不会去什么书上签字,诗人只会去写诗”,面对儿子“书就是诗”的反驳,他说“可诗歌也是一份书”.
很多时候,年轻人与长辈的差别,仅仅在于所站的角度.可在大时代里,站队不同,往往就是无法修补的隔膜.站在书一边的年轻人,面对站在诗一边的父亲,只能说出一句“虽然上帝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父亲可以取代它的位置”.
拍摄《戏梦巴黎》时的贝托鲁奇已经年过六十,但仍肆意表达着这种种叛逆.这让我怀缅《戏梦巴黎》里的巴黎,革命与浪漫,与肉欲,迷乱中的复杂关系,与这座城市的美无比契合.即使三位主角一度紧闭门窗,在小屋里纠缠,不问纷杂世事,窗外射入的光影仍让我生出“只有巴黎才有如此光芒”的矫情念头.
贝托鲁奇为中国人所熟知,更多是因为《末代皇帝》一一1949年后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第一部获中国政府批准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在那之后,封闭紫禁城供一部电影取景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末代皇帝》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让许多中国人明白何为“人的故事”.拍溥仪这样的历史人物,本极易脸谱化.被样板戏侵袭日久,早已习惯两分法的中国观众,或许也是头一次见到如此有血有肉的皇帝形象.而这个皇帝形象在大时代中的渺小,几乎让人可以忽视他的过错与无力.正如贝托鲁奇所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
他的另一句话或许更适合诠释溥仪的一生：“个人是历史的人质.”
拍出这样的《末代皇帝》,其实只是贝托鲁奇电影哲学的延续.几年前,在那段常常彻夜煲剧的日子里,我曾得见1964年的《革命前夕》.
若让我给贝托鲁奇作品排名,《革命前夕》仅次于《戏梦巴黎》.它讲述一个中产青年的迷惘,在革命与软弱间挣扎,在爱上姨母的不伦感和现实婚姻中挣扎.他的革命意识无疑是虚妄的,毕竟他过着比大多数人都优越的生活.这种挣扎于人世间的迷惘,在溥仪身上同样存在.
这种一以贯之的男性孤独感,在《巴黎最后的探戈》里最为透彻.相比《戏梦巴黎》中的扑火青春,《巴黎最后的探戈》所表达的中年沉痛,没那么美丽但却真实.出租公寓里的陌生人,试图通过爱和性维系生活的存在感,但一切已然穷途末路.一声响,击垮的不仅仅是一条生命,还有绝望生活中想抓住的那根稻草.
贝托鲁奇拍摄《巴黎最后的探戈》时,正值1972年.6f）年代后期的狂热已然逝去,只是,无论在贝托鲁奇的镜头里,还是在现实的巴黎,许多人都已无法回归过去的生活.
从1972年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到2003年的《戏梦巴黎》,从1964年的《革命前夕》到1987年的《末代皇帝》,贝托鲁奇为自己设计了一个人性的闭环.尤其是关于巴黎的那部分：跳着探戈的中年人为何如此绝望？看看1968年的年轻人就明白了,就像《戏梦巴黎》里所描绘的那样,他们还是孩子.他们狂热任性,实则脆弱不堪.宣泄过后的法国,也依然在下降通道里踯躅,直至当下.
紫禁城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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