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重返根性的文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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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有着苍茫雄浑的高原山川和纵横奔腾的大江大河,多达二十六个世居民族就生活在群山怀抱和江河环绕之中,孕育了绮丽多姿的民族文化,是文学产生的情感酵母.长久以来,一代代的各民族作家背负着传承创新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以绚丽的笔触点染奇幻的高原色彩,放飞恣意的文学想象,用娴熟的汉语书写出与高原气韵相匹配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期《民族文学》的“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专号”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二十余位云南作家作品,涵盖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无论是精神意旨还是创作手法,都可见出云南多民族文学鲜明的美学特性.
小说：朝着历史与现实的双向掘进
云南的群山之中隐藏着诸多野史,不为正统所记载,如一颗颗遗落的珍珠,散发着迷人的文学魅力,那些血质与野性,哀婉与缠绵,展露了历史的诡谲与人性的光芒,有待作家拂去尘埃重现其风采.潘灵的《奔跑的木头》就是一篇向历史深处探寻秘密的小说,写的是西南边地的民族历史,一位柔弱又带残疾的年轻女土司与觊觎她资源的其他土司化解干戈的故事.年仅十八岁的阿喜土司接受了汉文化的教育,知晓天下大义,只身深入虎穴,以胆识和聪慧让两个家族免于打冤家.与她相衬的,是沉默无言的背脚（背负患瘫疾的土司的男青年）木头,他终日一言不发,却胸藏万响惊雷,知道审时度势,凭借超强脚力忠心护主,一主一仆,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的壮烈往事.土司制度是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影响西南边地数百年,小说通过复杂的矛盾编织,将这一制度所构成的历史成因、现实困境和发展规律呈示出来,以文学的形象性保存了历史的肉身.小说叙事疾徐有致,情节叙述波澜涌动,悬念迭出,有较强的画面感.精确的人物语言描写贴近了各自的角色特点,毕摩的斯文儒雅,管家的市侩势利,撒玛土司的骄横跋扈,甚至艄公的见利忘义,约涅头人的阴险狡诈等,都在符合各自身份的言语举动中显现,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小说多处深度呈现了彝族人的心理意识,是最具文学张力的部分.众所周知,民族的心理结构一经形成便难以改变,优秀的写作者会精心采撷这些独有的文化资源,发挥审美想象,创造出新的文学形象和文学世界,而不走平面化、猎奇化展览民俗文化的路子.潘灵是布依族,却对彝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度的感知,体现了在云南多民族文化的互相渗透中,作家博采众长的能力.
伊蒙红木的《迁居》聚焦脱贫攻坚的社会热点,表现了作家对于时代重大命题的参与能力.在当下,同类题材得到了越来越多作家的关注和书写,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绽放其光彩.这类作品普遍写出贫困地区人民思想观念的变迁,他们从之前的犹疑、观望,甚至安土重迁,不愿迁居,转向主动朝着新的生活进发.在此过程中,利益的纠葛,如争当贫困户、分配扶持款、赡养老人,以及新旧思想与生活方式的交织碰撞,成为作品表现的重点,尤其是贫困群众不愿搬、不敢搬的心理,值得社会关注和作家探究.由此可见,改变乡村的落后面貌,需要将精神的改造与物质的提升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精神素质跟上了物质文明的进步,谈同步小康和乡村振兴战略才成为可能.而在《迁居》中,伊蒙红木开掘了另一个角度.在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坚韧的信仰已融入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习惯与神交流,达染老人每天去佛堂朝拜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不愿迁居并非担心物质生活的不适应,而是新的寨子与佛堂相隔较远,不便于每日的祭礼.让他最终同意迁居的,是庙里大和尚的一番规劝,某种意义上这是遵从于佛的旨意.由此可见,民间自有一套完整的伦理法则,规约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其坚韧性、弥散性,是对主流政策的有效补充.小说提出了一个命题,即在脱贫攻坚成为“天字号”工程的当下,如何做到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特别是重视其精神信仰问题,在搬迁新的居所的同时,也考虑到相应的宗教场所的设置,这比起艰难的思想动员,要有效得多.伊蒙红木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与云南民族地区诸多群众信仰宗教的现实相联系,在社会的普遍性中发现个性,并以小说的形式提出对于社会难题的解决办法,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
散文：呈示民族变迁的心路历程
中国传统散文讲究精粹、典雅、醇厚,无论载道还是怡情,散文永远是心灵的艺术,真诚是其不变的核心.云南散文作者的审美视角,永远离不开大自然给予的丰厚馈赠,这里的一方山水,一片风情,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或一篇字字珠玑的美文.行走在这片高原大地上,即使不浓墨重彩,不刻意雕饰,真情流溢出的,也多是极品佳作.散文家卞毓方曾这样形容张家界：“张家界绝对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假如有人把她的大美翻译成人类通用的语言”,移之于云南高原的奇山异水,如若用散文或诗歌的笔触将其“翻译”出来,也将构成一部彰显大美的皇皇巨著.
黄立康的散文《A面房间》可视为成长的隐喻,他以个人生活经历为线索,展露出人生各阶段那些有记录意义的片段.作品中大量出现的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符码,寄寓着这个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要走进民族的精神深处,探究深邃驳杂的精神景观,离开这些物化的载体是不可能的.除了日常的生产生活物象,还有那些世世代代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文化典籍或民俗习惯,如姓氏、语言,它们是成百上千年形成的文化积淀,有着极高的辨识度,是民族的共有家园,通过它可于万人丛中找到同道,于历史长河中捋清脉络.可贵的是,作者看到了民族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衰退景象,那些保留了无数代人的传统正在散失,家园、温情、血性、歌谣等等珍贵的东西都在消散.语言是最具文明积淀的标志,民族地区的民间话语来自于生产生活之中,显现着民间智慧,比文绉绉的汉语成语更有感染力,而大量语言的散失不啻一种连根拔起的抽空状态,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也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袁智中的《最后的猎王》书写了一种普遍困境.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年代,狩猎使得一代猎王受到寨子里的无上尊崇,那时人们靠勇武取胜,狩猎能给族人带来温饱和美味.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追求自然和谐的生态环保观念逐渐成为共识,加之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从之前的狩猎中逐渐转化到农业生产和务工上来,猎王已不再是桂冠.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作家从族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中,看到的是时代的发展.只是伴随发展而来的,是另一种困境,淳朴的村落开始变质,年轻的族人将黑发染成了或红色,视千年流传下来的禁令于不顾,开吃狗肉,对自然神灵不再敬畏,不再懂得感恩.这确实两难,一方面我们需要全球化,在现代性潮流中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一方面发展又多以散失特有文明为代价.作家是人类的先知,他们的感触往往能够超越表层,抵达本质,既可感知到山地民族融入现代世界的渴望,又能体会他们转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物质和心灵都面临新问题.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的自尊与自负,交织成复杂而犹疑的心理.作家对社会变化带来的各种困境的敏锐捕捉和诚实的书写,表达了对于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渴望,其中对道德的拯救,离不开传统的文化方式,如用鸡头骨卦做赕叫魂,寄希望于民间伦理的规约感召,体现出深沉的文化责任.
相较而言,李俊玲的《那些长在记忆里的蛮竹》在题旨上就没有那么沉重,这是一篇立意谋篇、遣词造句、叙事抒情都颇为考究的作品,弥漫着久违的乡野之气.作家以充满情感的文字表述,将蛮竹的普通朴实,野性生长,与这片土地上的人物性格形成对照,竹子极强的生命适应性和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适用性,象征着人们的坚韧品质.以竹子为媒介,勾连起对昔日生活的追忆和对阿公的怀念,形成了淡淡的文化乡愁.由蛮竹联想到山里人的坚毅隐忍,由物及人,转化得自然妥帖,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升华了散文的内在品格.云南写作者,给人的印象大致是木讷隐忍,不懂投机取巧,不会哗众取宠,只是以自己诚挚的感悟,默默抒写内心或隐或显的愿望和想象,以文字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秘密联系.散文的写作方式略显朴拙,却字字含情,是作者心灵触角的延展与探寻.
诗歌：为山河大地赋形
云南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精神的丰富性,各民族对精神世界的追崇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片大地上漫游,可以随时与那些消遁的神灵不期而遇,诱使你进入一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天地.文学,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诱引者的角色.作家们匍匐于山河大地,倾听历史的声响与地母的回音,以驳杂多彩的文学书写,重构深沉灿烂的地域美学.作为彝族诗人,吉克木呷的诗歌是本民族心声的吐露,诗中占卜、毕摩施法等意象,是本民族心理的呈现,习俗、禁忌等都有着明确的寓意,诗歌成为人与神对话的重要方式.这个民族有着鲜明的火崇拜,在远古的祖先生活时代,是火驱逐野兽,让食物变熟,烈焰象征着山地民族刚烈豪爽的性格,最终人也是在火的簇拥下走向另一个世界.火伴随着彝族人从出生到去世,因此,对火的感情是深沉而炽烈的.当代彝族诗人写火的作品很多,如吉狄马加的《彝人谈火》,普驰达岭的《木炭彝人》,沙马的《火葬地》等,火已成为彝族诗歌一个永恒而经典的意象.吉克木呷的《彝人的火》,从具象化的火联想到它的前身——树木,以及群山和高原,“而我知道/不管经历或未曾经历的火/火焰都是向上的/就像变成火之前的那些树木/长出树木的那些山/托起群山的云贵高原”,与火有关的所有物象都以向上的姿态生长,象征着这片大地之上蓬勃昂扬的精神品格.诗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体现在对祖先历史的朝觐上,后来者在祖先的精神感召中获取前行的力量,族谱的保留与存续之所以受到重视,就因为它是连接民族历史的纽带.《族谱上的那些名字》喻示了在一个个具体的名字后面,呈现的是鲜活的祖先行迹,是家谱将那些动人的家族往事串连起来,形成一种凝聚精神的载体.这种向着民族历史的自觉靠近,也体现在李铁柱的《我的族群……》中,诗歌重现了祖先开疆拓土的壮举,捕捉到一个民族的历史余温,隐含其中的,是对传统中充满血质的豪气性格的呼唤.
少数民族诗人同样具有强烈的世俗情怀.超玉李的《丈量》是一名游子对故乡的守望,身在他乡,满目陌生,他将身边之景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对应,以两者的相似性来衬托对故乡深沉的爱恋.一遍遍梳理异乡点与点的距离,其实是一遍遍思念故乡的每个角落,带有乡野出身的淳朴与执拗.在现实中生活,面对民族存续下来的服饰、礼仪与文明,他的心中掠过一丝隐忧,在同质化的时代潮流中,这些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否能逃脱被遗忘的命运？《慢》是对亲人的追忆,肉身在尘俗中存活数十年,却终归于尘土,一代又一代,莫不如此,在与漫长时间的对峙中,人类永远是自然规律面前的弱者.这份带有哲学意味的启悟,增添了诗歌的艺术厚度.《无名英雄像雨滴》是面向革命先辈的致敬,当红色的火苗燃遍千里彝山,火种却遗落在了滇西北的群山深处,肉身已陨,精神长存,“无名英雄像雨滴/润泽江山”,自有一份对革命先辈的感喟.李天永的诗歌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愫,他以绵密的语言针脚编制出春、夏、秋、冬的四季规律,每个季节的特点都在丰富的联想中被固定为一种意象,形成繁富的意象群.诗歌以奇警的比喻,调动意象发挥其指代功能,形成内涵丰富的语义空间,给人以新颖之感,体现了成熟的表达技巧.当然,如果语词的指向性更明确,不过度追求诗意的漫溢,而是化繁为简凝结为一种更简练的话语表达,他的诗歌会有更疏朗的风格.果玉忠的《信仰》描绘的是滇中地区独特的精神现象,人们对精神之物的迷恋与未知,使神与鬼的认识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是敬还是畏,只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行自我建构.诗人透过物化的表层,直面一个地区的精神状态,进而提炼出一种重视灵魂寄托的滇中人文景象,触摸到了这片土地的神髓.
整体来看,云南的诗人很少耽于内心的自我沉湎,他们总是把诗歌写在大地上,与群山对话,和神灵共舞,祖先的历史是灵魂的栖居之地,现实的故园又是安妥俗身之所,在历史与当下的对比中,寻找情绪释放的空间,那些带有圣洁和纯净色彩的语词有如神启,不期然翩翩而至.这样的书写超脱于个人狭小的心灵空间,走向一种阔大的精神之境,诗歌有着轻盈灵动的风采和重金属般的质地.
重构具有人类普适性的价值体系
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更为宏大的民族文化作背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由各民族处于金字塔尖的优秀文化共同构建的,其文化经典在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和濡染力,为文学创作提供着丰富的资源支撑.如果民族文化遗落了,便将是精神的挂空,其打击是彻底性和毁灭性的.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传统异化,作家们普遍保留了足够的警惕,发出了忧伤的叹息.他们深知,保存民族文化,就是保存民族的精神之根,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能有更深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因此,无论是挖掘历史还是关注现实,都极为重视传统文化之根,将笔触伸进民族精神的内部,把探究民族共有的情感结构作为书写重点,体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民族作家文化自觉的表现.他们以本民族的思维来考量世界,用汉语表达对于社会和时代的观感,异样的叙述方式,呈现出不同于汉文化的异质美学,闪烁着晶莹的思想光彩.这种从民族根性出发的文学书写,天然地带有一种深度意识,有着接近真理的无限可能性,因为它不臣服于市场的利益驱动,不驯顺于肉体的法则,文学就是心灵的自由表达,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这是至为稀缺的文学质素.
从民族文学的内在属性来看,民族性是区别于他者的最鲜明的文化标识,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对同质化的文学主潮形成对抗或矫正,它有着最坚硬的质地,亦是最能触碰柔软心灵的部分.民族性的表述离不开民族的文化符码,它们体现在生产生活环境、器具、仪式、民俗中,通过小说叙事场景和诗歌意象群的表现,转化成民族心理的探究与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作家要有意识地向着更高的标准迈进,只有将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伦理接通人类共有的价值体系,经由文学形式的提炼与升华,民族的思维与观念才能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这并非主动放弃自我的价值立场而消弭个性,事实上,任何一种立场如果不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都容易走向偏狭和极端,我们需要的是通过作家的阐扬,将本民族与生俱来的那些优秀质素,化为共同资源,以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如盐消融于水般无形,却增加了水的盐分.从全局来看,民族作家对世界变化的感知似乎比汉族作家要更加敏感,基于几个角度审视：一是自然生态的恶化.作家们大都出生于乡野之地,是典型的自然之子,人与自然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环境的恶化最能牵动他们的神经.二是人心的变异.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地球日益变成了一个村庄,迫于现实生存的压力,闭塞的村寨也将打开大门,村寨中人外出,同时也迎接外来之人,在此转型过程中,难免受到不良风习的影响,有的甚至吸毒等,与古老的乡村伦理相违背,村庄没有守住底线而出现了价值坍塌,昔日的淳朴被激进的利益追逐所践踏.三是文化消亡的感伤.从文化的自我属性来看,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是各族人民在漫长劳动探索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结晶,值得我们珍重.但从文化流布的范围和现实影响来看,却有着差别,在占有绝对优势的汉文化面前,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挑战,作为艺术触角敏锐的群体,作家率先感知到了这种困境.多篇作品明确揭示出,文化的危机从服饰的变异、语言的消亡、生产生活习俗的变更开始,直至乡土伦理的崩溃.因此作家才会不遗余力地疾呼,甚至以近乎决绝的姿态来开展文化的保卫战.
从情感体认到文学书写,云南的民族作家们总是从家乡开始他们对于世界和时代的理解,家乡情结正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栖息地,作家的文学梦想始终伴随着故乡情怀.对故乡的守望,又常与生态问题相连接,生态元素往往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不仅仅是用来衬托人物的心理和作为背景.在一个人神共居的环境中生活,自然注重精神世界的建构,越是相信神灵的存在,便越是懂得敬畏和内敛,越能加持内心,注重修炼.他们以敬畏之心叙述生态的神圣性,以人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写出人与自然的动态关系,这些从不同文化背景出发并进行多民族书写的比较,可以使人们对民族文学的美学特质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期望云南的民族作家能够以丰厚的文化资源作依托,坚守民族之根性,对传统文化进行吸收与接纳,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文学本体上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产生更宽广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和审美价值认同.期望他们以创造新的艺术个性和美学品质,书写出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相符合的汪洋恣肆的生命气象.
责任编辑 安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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