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幽灵的狂欢评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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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铭 孙 杨
达里奥· 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引发的争议本身就可以视作颇有意味的文化事件.对于他的获奖,持有不同观点与立场的人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因为达里奥在他的戏剧中对教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所以梵蒂冈的报纸《罗马观察报》首先表示反对:“诺贝尔文学委员会近年来授奖给不太知名的作家,不太懂行的人认为这些作家的上乘之作数量太少,其实授奖给连其作品都有问题的作家才是不可思议的.”梵蒂冈的人士还进一步说:“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一个江湖艺人是没有头脑的选择.”意大利文学评论家贝拉午迪奈也认为这是“国外对意大利的现当代文学不了解的极端现象.我不喜欢作为演员的达里奥·福,而他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作家”.一位文学评论界的元老兼参议院议员则以较温和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不解:“没人想到他会获奖.这是什么意思?一切都在变,文学也在变.我太老了,弄不懂了.”有人持反对意见就有人持赞同意见.包括时任意大利长的维尔特·洛尼在内的左派知识分子与政界人物都对达里奥获奖一事表示高兴,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哥伦比亚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打去电话,向达里奥表示祝贺.不仅国外,在中国国内也掀起了研究达里奥·福的热潮.
国外对其的争议一方面是因其鲜明的左翼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则是并不认可其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才华,人们更愿意将他视为一名优秀的演员.抛却政治立场不谈,人们不认可其戏剧创作的很大部分原因与他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有关.“福早年即接受戏剧和叙事传统的熏陶,他继承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意大利共产主义者葛兰西的影响,发展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即兴喜剧的滑稽讽刺剧,并糅合了马戏团和嘉年华的狂欢气氛.” [1]他们使用最简单的布景和道具,在谷仓等非正式表演场所表演.演出的场地与面向的人群,注定要影响他的创作.他的戏剧并不像经典的戏剧那样,单看文本就已经是很完整的作品.相对于封闭的传统戏剧,他的戏剧是敞开的,剧本本身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只有结合表演且与观众形成互动,才算得上是完整的.这种互动并不是简单的共鸣,而是参与意义的生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他紧贴社会问题、关注热点的即时性相关.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为何同样的作品在不同的地方演出,反响截然不同.比如在英国大受欢迎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美国却知音寥寥.对于达里奥的戏剧来说,观众、演员、剧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剧本有时反而处于弱势地位,可这也只是相对而言.所以,才会有对其剧作成就不高的争议.但就达里奥戏剧的特性来说,这三者缺一不可,任意的拆分都将导致其戏剧的不完整.
而中国对其批评的指向则多为对其语言风格和狂欢化的研究.冉东平认为,达里奥·福的戏剧通过“笑”对严肃性的消解而具有一种“颠覆权力的力量”.在官僚社会中,这种狂欢化则起到了平等对话、削弱差异的作用,因而使得他的戏剧有高度的参与性和全民性.但是达里奥戏剧的“狂欢化氛围已将这些戏剧结构和矛盾冲突遮蔽起来并使其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最终凸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有剧作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独具一格的艺术形式” [2].简单梳理巴赫金关于狂欢化的阐述——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而似乎是生活本身现实的（但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只是表演这种形式,而是几乎实际上在狂欢节期间就那样生活……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由的形式,这是自己在最好的方式上的再生与更新.在这里,现实的生活形式同时也是它再生的理想形式.由此可以看出,狂欢节的内核处在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线上,或者说这就是生活本身,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的生活.作为“第二种世界”的体验,狂欢节的意义在于面向一种人类本真的生命状态,在于看到理想实现的可能.而所谓理想,最终一定要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衡量标准.所以,“狂欢化”的意义在于打破现有的等级体制,将人暂时从分工中解放出来成为平等的个体.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是以相反的手法来证明人是平等的,即先要证明人都是不自由的,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这一点在疯子恐吓局长与警长跳楼未果后,局长与疯子的对话中便可知.
局长 那么,您仍然坚持您的看法,那无政府主义者是在我们的逼迫下,跳楼身亡的？
疯子 是你们自己……刚敢于六神无主的时
候……证实这一点的！
如果说疯子在剧中的恐吓为局长与警长营造了一个“狂欢式”的精神压力,那么在得知疯子欺骗他们后,脱离这种狂欢效果便马上由忿恨转为了继续推卸责任.虽然局长的狂欢状态结束,但整部剧依旧在进行,观众仍在关注着剧情的推进.所以,戏剧矛盾或者说戏剧所表现的深层矛盾永远是处于在场的位置,并没有被狂欢化本身所遮蔽.
冉东平认为达里奥·福的戏剧语言经过陌生化处理后,超越了一般语言所负载的意义,而形成了一个“复杂多义的语言意群或语言现象” [3].这种关于狂欢化的语言特质,巴赫金早已提出.在戏剧中,达里奥·福打破了传统戏剧语言的规范和模式,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以及各种幽默的反讽、自嘲、双关语等等,表现出作家丰富的语言储备,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相比较人们关注比较多的语言模式,我更关注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当中,疯子身份的不断变幻游移,一方面带有狂欢的底色,另一方面这种身份的不断转换,特别是由下至上的扮演,则是从语言至行动的解放.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疯子是真正自由的人.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表述——如果一个社会里的所有人还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而要根据社会的需要来选择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时,那这个社会就还称不上自由.剧中的疯子却已经打破了这一局限.因为有精神病证明,他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意扮演自己想要从事的职业,无论高级、尊贵,只要他想.在这时,如果结合那从未出场却一直在场的铁路工人,这个带有实现人类理想能力的疯子在两者之间产生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被冤死的工人的案情,在剧中由代表着人类理想的疯子审判局长等人而得到昭雪.这代表着作者自身隐含的愿望.另外,我们回到现实,疯子与铁路工人不再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时空上的并存状态.最终,这一理想的指涉回到了不断争取尊严的工人自身.只有在这层新的意义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部戏剧才得以圆满,因为它怀着新意识指向了未来！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还有更多的阐释空间,比如在结尾处疯子与记者关于正义的论述,已非常明显地触及到现代国家的监控体制.关于这一点,赖声川根据此部戏剧改编的《意外！非常意外！》有更完整的展现.另外孟京辉与赖声川两个版本的戏剧改编,各自都有非常大的阐释空间.正如上文所说,这两种版本除了不同导演的取向,与达里奥·福戏剧的特殊性不无关联.
注释：
[1]黄灿然：《达里奥?福及其获奖引起的争议》,《读书》,1998年第4期
[2]冉东平：《论达里奥?福的狂欢化戏剧》,《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3]冉东平:《戏剧语言的倾斜——评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名作欣赏》,2005年第18期
(赵铭: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孙杨: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 蕊
政府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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