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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下中原经济区社区体育协同治理》

该文是社区体育类有关毕业论文范文和中原经济区和社会分层和社区体育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摘要：为促进社区体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采用文献资料、调查访问、比较研究等方法,从社会分层角度揭示了中原经济区在社区体育治理主体与形式、环境与设施、供给水平、效果与满意度等方面的现状与问题.从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作、促进城乡统筹供给、分层次开展治理活动、加强对薄弱社区支援力度、建立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社区体育协同治理的方式和策略.

关键词：社会分层；社区体育；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4-0052-06

Abstract:To promote the community sports management system and capacity modernization,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urvey,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from social stratification to analysis the sports governanc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different community in the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from the main part and form,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supply level, effect and satiaction and so on.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the way and strategies to perfect community sports coordinate governance from establish improvement system guarantee,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e of government main, promote the supply of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tiate the gradations to govern, strengthen weakest community sports support, establishm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so on.

Key wor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communities sports; coordinate;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17-04-08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BTY009）.

作者简介：王科飞（1980-）,男,河南洛阳人, 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体育学.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河南洛阳 471022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022在全面建设“健康中国”背景下,社区体育是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保障其体育权益和落实公共体育服务的载体和基础.然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造成了社区体育的多样化和复杂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016年国家出台了《十三五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等文件,指出“要统筹建设社区体育设施,努力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在社区贯彻体育治理理念,如何从基层社区层面促进体育的协同发展,无疑是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为此从社会分层角度以中原经济区为代表对社区体育治理的政策、方式和效果等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层次社区体育协同治理的策略,从而更好地丰富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理论和实践.

1研究的理论依据

社会分层是社会成员、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次化或差异化现象[1].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学者们基于经济、职业、文化、消费及生活方式等指标,提出了社会的“十阶层”理论[2].王凯珍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社区必然走向阶层化,将为社区体育带来新的挑战”[3].周进国认为“满足不同阶层居民体育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制定策略,是创新社区体育发展方式的体现”[4].社会分层决定了社会成员居住社区的差异,而不同职业、收入及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以居住形式聚集起来所形成的社区,也能反映社会阶层的差异.可见社会分层是社区阶层化的前提,社区阶层化则体现了社会分层的程度和现实[5].因此从社会分层角度研究社区体育形态,针对性地开展治理活动将具有重要意义.

90年代后期我国有学者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研究,2009年之后体育治理的相关文献逐渐增多[6].如任海、易剑东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别对国家体育治理改革、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研究.杨桦的论文指出“体育治理是在体育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为实现国家体育发展目标和体现公平与效益,通过制度安排,协同各类体育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共同管理体育公共事务和推动体育发展的持续过程”[7].江岚、高雪峰认为“政府、社会、市场、体育组织和个人共同作为治理主体,应通过统筹目标、区分职责、加强联络、互利共进等合作方式,协同促进社区体育发展”[8].祝良、认为“应加强基层社区体育治理特征、作用、结构、模式的研究,形成我国的经验”[9].

可见社区体育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性是其本质要求,也是面对当前社会分层的必然选择.协同治理可以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个体或资源,相互协作完成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10].社会分层下社区体育协同治理就是要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打破城乡和社区之间的壁垒,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改变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协调治理中的各要素,实现供给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从而建立不同层次社区联系紧密、渗透融合的发展关系,促进社区自治和共治,不断提高居民体育满意度和治理效果.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4卷第4期2018年8月王科飞社会分层下中原经济区社区体育协同治理研究No.4 2018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根据2011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2012年国家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它包括河南全省、河北南部、安徽西北部、山西东南部,面积28.9万平方公里,人口1.5亿,是我国首个内陆对外开放经济区,2016年经济总量仅次于京津冀.近年来中原经济区在城乡统筹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研究根据社会分层理论选取河南、河北、山西省,洛阳、邢台、晋城市的城市高档（代码A）、城市普通新建（代码B）、城市传统（代码C）、新型农村（代码D）、自然农村（代码E）5个层次的社区,每类3个.A类社区住房面积大、档次高,体育设施好,居要是企业主、公司高管,月收入15 000元以上,A1洛阳世纪花城、A2邢台秀兰社区、A3晋城凤城御园社区.B类社区居住环境较好,体育设施完备,居要是企事业单位人员,月收入8 000元以上,B1洛阳亚秀丽都社区、B2邢台尚泉社区、B3晋城星湖湾.C类是城市老旧和廉租社区,居民有相同的业缘关系,月收入4 000～6 000 元,C1洛阳锦绣园社区、C2邢台滨苑、C3晋城金驹社区.D类是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楼房社区,居民以务工为主,月收入2 000~4 000元左右,D1洛阳和谐社区、D2邢台大刘社区、D3晋城晓庄社区.E类为自然农村社区,居民以务农为主,月收入2 000元以下,E1洛阳宋岭村、E2邢台北街村、E3晋城马家河村.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查阅统计和体育部门网站中原经济区经济、社会和体育发展数据.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检索2001年以来“社会分层”“社区体育”“体育协同”“体育治理”的文献各有220篇、392篇、338篇和46篇；还查阅到以上相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9项,著作30余部.

2.2.2专家访谈法

访谈了从事社区体育和治理研究的高校教授20位,地方体育局和社区负责人20位,咨询他们对社区体育协同治理的意见.

2.2.3问卷与实地调查法

采用问卷和实地调查法于2016年2-7月现场考察了这15个社区,每个社区发放居民问卷140份,共2 100份,回收2 065份,其中无效问卷35份,有效回收率为96.7%；另外还发放社区体育协会负责人和骨干问卷210份,回收206份,其中无效问卷2份,有效回收率为97.1%.

2.2.4数理统计法

利用SPSS 13.0软件对得到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描述统计,为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社区体育治理的主体和运行机制

治理主体是社区体育政策的落实者和活动的组织者,农村主要是社区办和村委会,其中E类社区仅有村行政部门.城市主要有2~4个,C类社区体育治理主体单一；A类和B类社区则更多元化.社区主体对体育治理的认知程度调查显示“比较了解”占21.9%,“部分了解”占35.2%,可见虽然国家大力倡导“治理观念”,而基层社区对其了解却较少.对社区体育治理机制调查显示,“自下而上”和“协同共治”在A类社区都较高,分别占46.2%和23.3%,依靠“自上而下”行政安排在E类社区最高,达到90.1%.受居民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的制约,不同层级社区体育自治能力存在较大差别,城市A类社区自治和协同治理能力较强,而农村E类社区由于人口的外流和务工,青壮年居民较少,体育治理形式单一,活动开展难度较大.可见行政管理依然是社区体育工作的主要手段,不同层级社区都存在体育组织、协会运行机制不完善,居民自治能力较弱的问题（见表1）.

表1社会分层下城乡社区体育治理主体与运行机制社区类型有效治理主体运行

自上而下运行

自下而上运行

共同协作A类（城市）4个以上（社区办、物业、居委会、协会、社会组织等）30.5%46.2%23.3%B类（城市）3个以上（社区办、物业、居委会、协会）55.7%30.5%13.8%C类（城市）2~3个（社区办、物业、居委会）70.5%20.6%8.9%D类（农村）1~2个（社区办和村委会）81.9%10.9%7.2%E类（农村）1个（村委会）90.1%8.6%1.3%3.2社区体育治理的环境与设施基础

体育设施是社区体育治理开展的主要场所,2005 年我国《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要求人均室内体育设施用地面积0.10~0.26平方米、室外0.30~0.65平方米.调查显示A类社区体育设施最好,可满足居民健身、健美需求,如A1、A3社区人均室外体育设施为0.42平方米和0.56平方米,同时建有网球场、游泳池等高级别体育设施；D类和B类社区体育设施多为新建,有统一规划,较为丰富；受用地面积和经济条件限制,E2和C1社区人均室外体育设施仅为0.09平方米和0.12平方米（见表2）.根据《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要求,被调查城市社区都建设了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场地,但设施种类较为单一；多数农村社区完成了“一场二台工程”,即一个标准篮球场和两个乒乓球台建设.城乡多数社区还都配备了跑步器、划船器、扭腰器等5~20组健身路径.室内体育设施A类社区一般为单独修建,设施最好,采用市场化手段运行；B类及以下社区大都与管理部门共用,以台球和舞蹈活动为主.总体来看被调查城市社区室外体育设施面积和种类基本达到了国家标准要求,但室内体育设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农村新建社区为检查和验收需要,建设了一定数量的体育设施,但人均占有率较低,农村自然村社区体育最为薄弱,民间、民俗特色体育项目和设施也未能得到挖掘和开发.另外调查还发现多数城市社区体育资源仅向本社区开放,造成了共享的壁垒.而英国的《体育运动与娱乐框架》要求“根据体育和积极休闲活动的人数制定社区发展目标”,日本的《体育促进法案》要求“社区突出民族特色体育活动”[11],这些方面我们要积极学习域外经验.表2社会分层下城乡社区体育治理的环境与设施基础类型开建人口场地室外场地健身路径室内设施A120100.600.261个健身公园,6个乒乓球台,1个网球场2处健身路径,健身器械32组营业性健身房,0.08A220090.550.401个健身广场,4个乒乓球台,2个篮球场4处健身场所,50组健身器械健身馆,0.09A320120.420.103个健身广场,1个儿童乐园,2个乒乓球台2处健身路径,30组健身器械健身和游泳馆,0.06B120131.490.342个文化健身广场,1个羽毛球场,1个篮球场1处健身路径,33组健身器械棋牌和台球室,0.02B220101.50.332个儿童乐园,1个羽毛球场,5个乒乓球台2处健身路径,15组器械活动室和舞池,0.02B320070.220.06广场1个,羽毛球场2个1处健身路径,器材7组活动室,0.03C120010.130.025个乒乓球台跑步、划船器等5组活动室,0.005C219970.260.042个乒乓球台跑步、划船器等8组棋牌室,0.01C319850.380.071个健身广场揉推、坐蹬器等5组台球室,0.012D120111.400.242个篮球场,6个乒乓球台跑步器、平衡器等7组活动室,0.06D220090.570.071个篮球场,5个乒乓球台跑步、平衡器等7组台球室,0.03D320120.410.091 个广场,2个乒乓球台坐蹬、平衡器等6组活动室,0.02E119650.100.031个篮球场,2个乒乓球台揉推、坐蹬器等5组棋牌室,0.002E219700.190.021个篮球场平衡、扭腰器等7组棋牌室,0.0015E319650.280.041 个体育文化大院上肢牵引、坐蹬器7组活动室,0.002注：表中人口数量单位为万人,场地面积单位为万平方米

3.3社区体育治理资金供给

资金供给是社区体育治理的重要保障[12].调查显示城乡社区年均体育经费分为5个层次,其中A类社区在5万元以上；B类在3~5万元；C类在2~3万元；D类村办集体经济有一定实力,经费在1~2万元；E类在1万元以下.体育设施增添和维护方面,“政府投入”在E类社区占82.1%,在D类占72.6%.“社区自筹”在C类社区占44.1%、在B类占52.9%、在A类占56.3%,说明随着社区层级的提高,社区筹集经费的能力也不断增强.C类社区居民收入较低,“个人投入”仅为0.6%,甚至比E类社区的1.6%还低,主要是由于农村外出高收入人群为家乡捐赠了体育器材.体育活动经费方面,“政府投入”在E类社区排第1位,占62.6%,“个人投入”在A类社区较高,达到5.8%.“社区自筹”在A类、B类社区都较高,分别为75.4%和70.1%,这两类社区居民消费能力强,筹集社会资金的能力也较强（见表3）.可见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体育供给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农村和城市薄弱社区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现了政府保基础原则[13]；经济发达地区社区以自筹和社会投入为主,政府起到指导和监管作用.另外城乡社区吸纳社会资金和个人体育投入都明显不足；不同类型社区吸纳社会资金的能力差异较大,中心城区社区居民收入较高,社区体育供给市场化程度也较高.表3社会分层下城乡社区体育治理资金供给方式社区类型政府投入设施/活动社区自筹设施/活动社会吸纳设施/活动个人投入设施/活动年均体育经费A类（城市）4.9%（0.6%）56.3%（75.4%）26.1%（18.2%）12.7%（5.8%）5万元以上B类（城市）30.9%（11.2%）52.9%（70.1%）12.5%（15.2%）3.7%（3.5%）3~5万元C类（城市）50.1%（35.9%）44.1%（52.1%）5.2%（7.9%）0.6%（4.1%）2~3万元D类（农村）72.6%（42.1%）14.2%（51.7%）11.2%（5.1%）2%（1.1%）1~2万元E类（农村）82.1%（62.6%）12.1%（32.5%）4.2%（3.5%）1.6%（1.4%）1万元以下

3.4社区体育治理手段与措施

对近三年社区体育治理的主要手段调查显示,城市A类社区居民有经济实力并注重服务体验,采取“促进体育消费”的较多,占21.5%；C类社区体育环境较差,居民有强烈的改变现状愿望,“争取各类支持”排第一位,占44.1%；B类社区多数是新建,采取“治理制度完善”的位于首位,占32.6%.E类社区体育设施老旧,“体育设施建设”最多,占46.3%；而随着居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D类社区采取“自治组织建设”的比例不断提高,达到22.3%（见表4）.可见随着中原经济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全民健身意识的深入,城乡社区体育治理形式总体不断丰富和多元化[14].同时受社区类型的影响,体育治理方式和侧重点不同,农村和薄弱社区注重体育设施建设和居民技能培训等基础工作；而发展水平较高的社区偏向完善治理制度,营造体育环境,培育居民自治组织,促进体育服务和消费水平的提升.表4社会分层下城乡社区体育治理手段与措施治理形式A类（城市）比例/排序B类（城市）比例/排序C类（城市）比例/排序D类（农村）比例/排序E类（农村）比例/排序体育设施建设8.3%/515.2%/414.2%/330.1%/146.3%/1开展体育服务23%/117.1%/216.6%/212.6%/43.1% /5争取各类支持6.3% /68.5% /644.1%/114.9%/330.9%/2治理制度完善11.7%/432.6%/19.2% /58.8% /65.2% /4促进体育消费21.5% /215.8%/35.1% /611.3%/52.9% /6自治组织建设19.2%/310.8%/512.8%/422.3%/211.6% /3

3.5社区体育治理效果与满意度

居民的体育行为、技能水平和满意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治理效果.调查显示受生活环境的影响,E类社区居民选择“民间、民族体育”排在首位,占25.3%；受知识水平和健身器材的制约,D类和E类社区选择“徒步类”较多,分别排在一、二位.“小球类”器材简单,便于结伴锻炼和比赛组织,因此在城市社区中都排在首位.“舞蹈与体操类”适合各年龄段女性,尤其受中老年的喜欢,因此在B类、D类和C类社区都排在前三位,分别占22.1%、19.8%和17.2%.A类社区居民较喜欢“时尚类”和“自然类”项目,分别占26.2%和15.2%,如网球、游泳、形体健身、户外运动等.受社交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城市社区居民体育参与更偏向“与朋友一起”,其中C类和B类社区都排在首位,占29.1%和31.6%；随着社区自治体育组织增多,“参与体育协会”在A类和B类社区中的比例也较高,占34.2%和19.4%.由于农村体育组织较为薄弱,“个人锻炼”在E类和D类社区都排第一位,占52.8%和41.6%.

调查还显示城乡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体育满意度有较大差别,与社区层级总体趋同,多数城市社区满意度高于农村.其中A类社区居民“较为满意”占36.8%,C类和E类社区“不满意”率较高,分别占42.9%和50.7%,E类社区还有24.1%的居民对此“不了解”（见表5）.其中城乡居民共有16.8%对“体育场地器材”不满意；16.2%对“组织管理服务”不满意；26.2%对“体育活动开展”不满意.受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生活方式和体育治理水平的影响,居民体育技能掌握情况与社区层级直接相关,A类社区户外体育、游泳、健身已经成为居民时尚,“较好掌握体育技能”的占到483%；同时城市C类和农村E类社区分别有18.3%和65.9%的居民没能较好掌握健身技能或是对此不了解.因此在社区体育治理中应着重解决场地设施、组织建设和活动开展等共性问题；还要针对居民对锻炼场所、健身伙伴和活动内容的不同需求制定针对性措施,培育居民自治体育组织,灵活多样地开展活动.要加强对薄弱社区基本体育服务的支持；高收入社区可以提高服务种类,开展消费性体育项目,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表5社会分层下城乡社区居民体育技能掌握情况与满意度类别A类（城市）技能/满意度B类（城市）技能/满意度C类（城市）技能/满意度D类（农村）技能/满意度E类（农村）技能/满意度较好48.3%/36.8%35.4%/30.7%30.8%/22.8%22.3%/36.1%11.7%/9.4%一般36.6%/48.3%47.3%/44.2%50.9%/20.9%29.2%/33.1%22.4%/15.8%不好12.5%/12.2%12.2%/17%8.9%/42.9%36.1%/21.6%45.8%/50.7%不了解2.6%/2.7%5.1%/8.1%9.4%/13.4%12.4%/9.2%20.1%/24.1%

4社会分层下社区体育协同治理策略

4.1深入贯彻治理思想,形成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

近年来河南、河北、山西结合国家政策出台了省域《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和《体育事业十三五规划》,但上述文件对社区体育治理的论述都较少,对社区体育治理的具体规范和要求存在一定缺失.而美国、英国、日本开展社区体育服务的时间较长,国家和地方社区体育制度完备,目标明确,可操作性较强[15].我国应学习国外经验,加强城乡体育服务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国家发改委、体育总局等部门应对社区体育协同发展做出统一性和目标性的要求.中部省市要利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洛阳等城市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机遇,认真学习和贯彻体育治理思想,统筹区域各类优势资源,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出台《地方社区体育治理规划》,清晰列出城乡社区体育年度投资、建设内容、分布位置等.乡镇和街道基层社区要大力宣传治理观念,认真调研居民体育需求,培养居民健身意识,出台体育组织和协会内部规章,积极发挥居民自发性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作用,从而建立政策完备、上下联动、各负其责、相互协调的社区体育协同治理体系.

4.2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实现合作和共治

调查显示政府依然是我国中部城乡社区体育治理的主体,居民、协会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应树立“多元治理、多方参与、互融共生”的社区体育发展理念,政府部门要加强城乡社区体育规划制定、经费投入、活动安排、监管评价等方面的统筹安排.社区办、居委会要积极落实国家政策,搞好体育宣传和引导,积极筹措各类体育建设资金,培养居民健身意识和习惯,营造和谐、发展、创新的体育环境.体育协会和社会组织要创新工作方法,弥补政府在体育产品提供方面的不足,利用互联网体育模式,建立社区微博、微信群,形成自发性体育社团,开展体育医疗、健康、运动相结合的健身项目,满足社区老年人、青少年等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收入层次居民的体育需求.治理主体在明确自身体育责任的基础上,还要通过理念和体制的创新,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对社区体育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和居民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要充分利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等手段,促进社区体育治理主体的科学分工、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从而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化水平.

4.3统筹各方资源,增强体育供给能力

目前我国中部城乡社区体育供给能力总体偏低,不同层次社区之间不协调,“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要抓住国家大力推进中部崛起规划,中原经济区连续获批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国河南自贸区、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等5个国家规划,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契机,加强城乡社区体育综合供给能力,创新供给机制,实现各类社区在设施、资源、管理、服务等多方面的均衡和协同.要发挥不同类型社区的地域、文化、人员优势,通过外部捐赠援助、合作建设、共享服务等多种模式,加强体育资金供给.如近年来郑州、洛阳积极发挥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作用,通过政府预算、体育专项资金、社会公益金、项目补助、贷款贴息和奖励等形式,对社区内闲置土地、道路绿地、车位改造升级,节约土地建设小型社区足球、篮球和网球等体育设施,从而成功创建全民健身示范城市.还应积极构建社区体育协同治理的人才保障体系,对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3名”的要求,完善社区体育人才队伍建设规范,在人员编制、学习培训、待遇等方面建立政策和资金保障.通过积极培养社区体育骨干和吸引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志愿者等形式,争取先为每个社区配备1~2名社工.

4.4根据社区类型,分层次开展体育治理

中原经济区人口众多,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同层次社区体育环境和居民需求差异明显,应分类制定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在体育政策、资金、设施、服务、活动组织等方面制定针对性措施.不同社区要明确自身体育发展目标,突出优势,形成个性鲜明、优势互补、相互协同的新体系.如城市高档社区应提高服务水平,聘请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教练,开展户外、时尚等体育项目,促进体育消费.城市新建社区应完善社区体育治理制度,加强体育专业人员和社团培育,为居民提供便捷的体育服务.城市传统社区体育环境和设施基础较差,治理要以居民体育活动空间拓展和共享为突破点,满足居民基本体育服务,提高居民满意度.新型农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以社区新建为契机,改善社区体育设施和服务水平,树立现代化的体育治理观念,逐步缩小与城市社区的差距.农村自然村应培养居民体育权利意识,关注留守妇女和儿童体育活动,开发利用好自然和传统体育资源,大力发展民间民俗体育项目.

4.5重视城乡薄弱社区治理,加大体育帮扶力度

城乡薄弱社区是制约体育协同治理的关键.要深入挖掘农村社区内部体育潜能,走特色化发展之路,开展如河南灵宝的“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温县的太极拳、登封的少林武术等特色体育和山西襄汾县的“中黄高台”、稷山县“倒悬花鼓”等民俗体育活动,创造品牌效应,实施“走出去”战略.中部省份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依托太行山、大别山、黄河等自然资源,开展水上、冰上、滑雪等冬季体育项目或是发展乡村体育旅游,把外地游客吸引进来,带动地方经济和体育事业发展.城市薄弱社区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公共运动场、健身房和文体小广场等体育设施,发挥体育院校和机构人才集中的优势,吸引社会志愿者和公益团队进行体育指导,从而缓解体育设施和人才匮乏的状况.还要从“体育扶贫”角度探索对城乡薄弱社区的帮扶,以政府为主导,结合社会、企业、个人力量,开展援建社区体育场地、捐赠体育器材、义务服务、体育互动等活动,促进体育帮扶制度和长效机制的形成.

4.6建立社区体育协作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和交流

调查显示洛阳、邢台、晋城等城市中高档社区封闭性较强,造成了体育资源共享的壁垒.今后要积极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强社区体育资源的整体规划和共享.社区体育设施要结合居民习惯、社区绿地建设,考虑服务的便利性,还要与周边公共体育场地互补和协调.城市新建住宅应推广街区制,已建成的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体育设施应对外开放.还要加强各类社区之间的协作和联系,形成以“全民健身计划”和“公共体育服务规划”政策为引领,以统一的治理机构为保障,以区域内、城乡间交流活动为载体的协同治理机制.积极开展片区协作、结对帮扶、共建体育宣传基地和设施、共同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共办社区体育赛事等活动,促进不同类型社区在活动组织、体育服务和人员培训上的协作.

4.7构建协同治理评价体系,加强政策落实和监管

目前国内先进地区和省份都较为重视体育协同发展的指标制定和评价.如2013年江苏率先在全国建设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已建立了完备的协同发展评估体系[16]；2015年“京津冀经济区”依托京张两地联合申办冬奥会的契机,出台了《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议定书》.而中原经济区多数市、县还没有将社区体育指标纳入城乡文明创建之中,从而导致一些文件和政策落实不到位.今后应积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从体育设施、人力、制度、环境、服务效果、居民满意度等方面构建分层次的指标,出台《中原经济区城乡社区体育发展目标与评价体系》,对总体目标、阶段性指标、治理机制和协同方式等做出要求,建立既有分类又有统一,科学、动态的多元化评价机制,形成“政府监管、内部治理、社会参与”的现代化评价和监管体系,推动社区体育政策落实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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