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纪录片《二十二》中的记忆书写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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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二十二》,是青年导演郭柯在2014年把当时尚在世的22个中国慰安妇的生活拍成的一部纪录片.以“慰安妇”这一受到历史摧残的无辜受害群体为艺术呈现对象,关注这一群体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生存状态.本文从口述历史记忆、日常影像记忆、现实语境中的创伤记忆三个维度,探析了该片在记忆书写上的艺术手法.
一、口述历史中个体与集体记忆的呈现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中,人不断地在创造历史,同时也被历史不断地改造.历史总是以口述表达、文字书写、影像呈现的方式被记录着.其中口述历史作为早期记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字与影像的缺失,以最直观的形式触发个体记忆,编织集体记忆.纪录片《二十二》在记忆呈现上,采用了“慰安妇”这一边缘群体口述历史的方式,揭露和鞭笞了日军在二战时期犯下的泯灭人性的滔天罪行.同时,影片冷静客观地审视“慰安妇”在历史长河中的创伤记忆.影像在此并未重现历史,只是客观呈现口述者当前的人生状态.然而,纪录片《二十二》是如何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进行呈现的呢？
首先,口述对象提供回忆性的个体记忆.“在人类社会中,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叫做社会记忆的现象.”[q个体圮忆隶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个体记忆的表述形式也不一而同.在纪录片《二十二》当中的个体记忆正是通过个人口述的形式得以呈现,并且在影片中被分成两种形式呈现.其一是直接当事人的口述回忆.海南的林爱兰和李美金都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讲述者口述自身经历.其二是间接当事人的口述介绍.片中有关湖北的毛银梅和山西的李爱莲的个人经历,均是通过子女的口述介绍,完成对当事人个体记忆的回顾.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的口述回忆,都不断完善了个体记忆的回溯.
其次,个体记忆汇编成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2]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个体记忆也与社会有诸多关联,因此人的个体记忆也具有社会属性,个体记忆的回溯也是社会的持续性建构过程.影片《二十二》中虽然不同个体所处的时间、地域以及遭遇都不尽相同,但是根据她们的口述回忆,可以总结出同一时间段内的历史共性,即“慰安妇”这一群体和日军的恶行真实存在,且不容磨灭.此外,“慰安妇”本就是社会群体的分支,具有一定的集体性.影片聚焦五个地域的老人,其实质上就是将这一群体以影像的方式进行聚合,以客观记录的方式将隶属于同一群体不同个体的记忆进行汇编,建构出属于“慰安妇”群体和二战时期的集体记忆.
由是观之,在纪录片《二十二》中通过口述历史回溯不同个体的记忆并辅助影像的纪实性的表达,将不同的个体记忆进行收编整合,逐步完善为隶属于一个群体、一段历史共同筑造的集体记忆,实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融合.
二、日常影像记忆中创作视角演变
“创作者只有跟拍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全面了解拍摄对象,才不至于像盲人摸象一样把事物分解为一个个不相关联的局部,这是纪实主义提倡的一种观察方法,把“客观距离”放在第一位,保持清醒的态度,努力再现客观事物（生活）的原貌.”[3]创作者如想真正做到客观呈现,距离至关重要,尤其对纪录片而言.其距离的保持不单单只是拍摄上的空间距离,更是摄体与被摄体的心理距离.正如该片导演郭柯在访谈上分享的心得一样,对待拍摄者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不步步紧逼,直逼伤口.
从拍摄距离的视角来看.影片中随处可见的长镜头,不仅起到了客观真实圮录老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更在视觉上和心理上拉开了创作者、观众、被拍摄者的距离,正所谓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影片在创作的最初阶段,导演郭柯试图主动出击,多采用中近景和特写镜头,运用人物采访方式,以咄咄逼人的态势企图更多地挖掘不愿意被提及的历史,结果适得其反,戳人伤痛.到拍摄过程中,郭柯调整观念,以远距离的长镜头,给与老人们最大的话语空间和生活空间.于是我们看到,这种远距离的拍摄手段,最终呈现给我们一种“近距离”的心灵阵痛,才有了由远及近的感同身受和敬佩认同的情感共鸣.
从心理距离的视角来看.影片在远距离的拍摄视角的基础上,建构出了近距离的心理视角.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即创作团队与“慰安妇”群体的心理距离.因此,导演郭柯改变记录手法做到以不问、不闻、不主动的姿态,与这一群体共同生活,打破了高高在上的创作者姿态,敲碎了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心理壁垒,实现了由主动出击到被动观照的转变.此外,心理距离的呈现更离不开受众与被摄者之间的交流,观众的心理认同基于客观真实的人物形象之上,并被她们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打动.正如片中老人所说的一样“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没吃的慢慢未”.于此,受众的心理距离得以被这一群体拉近感染,甚至产生治愈系的效果.
三、现实语境中的创伤记忆
尽管纪录片《二十二》借助媒介传播的平台,使得广大受众对“慰安妇”这一群体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定义,但不难发现镌刻在“慰安妇”群体心灵深处的创伤记忆是无法泯灭的.尤其在现实社会的语境中,创伤记忆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反而沉淀的愈加深沉.那么作为创伤记忆主体的“慰安妇”群体是如何淡化记忆,创伤记忆又是如何发挥社会功能的呢？
首先,从创伤记忆的主体而言.“创伤就意味着自我和现实之间失去了平衡,同一性被打破,自身的连贯性也被割裂了,我因而无法再体会到自身与环境及社会圆融和谐感.”[4]面对创伤,每个个体的主观反应也不一而足.于影片《二十二》中,面对创伤记忆,有的老人选择沉默面对不愿出镜,希望现实生活能够覆盖创伤记忆,并以此得到心灵慰藉；有的老人选择与人倾诉回忆来缓解痛苦,寻求心灵的释放与暂时性的忘却.纵然记忆难以彻底抹掉,但创伤主体的心理是可以被疏导和重建的,疏导和重建不代表全盘否认历史,而是以积极的心态去正视自己、接纳自己.
其次,从创伤记忆的社会功能来看.正如赵静蓉教授所言创伤记忆具有三点社会功能：见证过去、结构性反思、建构历史.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对创伤记忆的重拾正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进而反思人类在历史中犯下的过错,并在反思中对受害人进行观照、对施害方的行为进行纠正.而影片《二十二》中所折射出的创伤记忆也具有以上三点功能,但有所不同的是,影片在见证了“慰安妇”群体的创伤记忆的同时,将作为普通人的老人,在隐匿了心理创伤之后,仍旧对生活充满了积极乐观的姿态尽数呈现.但其实影片《二十二》在记录这一群体日常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在无意识中发挥了媒介平台呈现创伤记忆的社会功能.
总而言之,影片《二十二》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而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在经历了历史创伤后的精神缩影.老人所经历的苦难,亦是中华民族历经的苦难；老人身上包涵的积极乐观的生活姿态,更是中华民族历经挫折之后奋起直追的精神品质.此外,老人的创伤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在漫长的历史记忆中,在这个充满多元记忆的社会当中,对文化记忆的价值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旁观、叹息与同情的角度上,让身处当下社会的人们在充满文化迷雾的社会中,探寻民族记忆的根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才是影片所折射出的现实价值.
注释：
[1][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赵静蓉：《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学术研究》,2017年第1期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纪录片论文参考资料：
言而总之，此文是适合记忆书写探析和纪录片和《二十二》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纪录片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纪录片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