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和武大珞珈山》
本文是武大有关论文如何写跟蒋介石和武大珞珈山和武大有关论文怎么写。
作为民国后期华中地区的最高学府,国立武汉大学从创办伊始就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而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与武大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结.
建于重重困难中的新校舍
1928年6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彻底改组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年底,为了在武昌郊外建设新校舍,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初步拟定了150万元的建筑设备费,由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各分担一半,并先后得到了教育部和当时尚由国民党桂系军阀控制下的湖北省政府的批准.
然而,1929年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4月初,南京政府便控制了武汉.当时,武汉大学此前所申请到的150万建筑设备费,“实际领到的只有二十万元,加以省政府已改变,情势变迁,一切都有落空之象”.早在3月5日,国民政府便已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5月22日,王世杰到校视事.在正式就职前后,他曾先后前往上海、南京、武昌等地拜访财政部长宋子文、行政院长谭延闿、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等人,力求落实那150万元建筑设备费.
11月,王世杰在给湖北省政府的一封公函中提到,在武汉大学的建筑设备费先后经和地方核准后,“本年五月,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兹事之重要,曾电令贵府继续付款,俾照定案进行”.这表明,在湖北政局已变的情况下,对于桂系势力过去曾大力支持的武大珞珈山新校舍建设仍然继续予以支持.
1929年秋,武汉大学因为珞珈山新校址内的坟墓迁移问题,与一些地方土著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少数豪绅不断向湖北省政府纠缠施压,要求武大立即停止新校舍建设,另觅校址.而这种无理要求竟一度得到了湖北省政府的支持,致使新校舍的建设一时陷于前功尽弃的边缘.
在这种局面下,王世杰力挽狂澜,除了坚持原则、毫不妥协外,也积极向各方求助,争取支持.11月20日,王世杰还专门就此事直接致函,函中提到当年“夏间杰由宁来鄂时,我公殷殷以完成武汉大学新建筑计划相嘱”,说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工程早已得到蒋的重视,以至于王世杰就任武大校长之际,蒋还专门就此事嘱咐了一番.正因如此,当新校舍工程遇到重大障碍时,王世杰便在第一时间想到向蒋“求援”.在武大校方的原始档案中,虽未能找到蒋的回信,但时隔不久,国民政府文官处便于12月2日致电王世杰：
武汉大学王校长鉴：准行政院函开关于贵校长呈复建筑新校不能变更地点情形一案,现据教育部呈请令饬该大学速照定案进行工事,并令湖北省政府对于不肯迁坟之陈云五等剀切开导,勿许抗阻,已如所请,分别令行等由,经陈,奉主席谕,电达武汉大学等因,特达.
国民政府文官处冬印
从“奉主席谕,电达武汉大学”可以看出,蒋在此事上对行政院的处置方法明确表示认可的基本态度.在各方的一致支持下,湖北省政府只得改弦更张,转而重新支持新校舍计划,一场迁坟风波就此平息.终于,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克服了重重困难,在1931年底基本完成.1932年春,国立武汉大学从武昌东厂口旧校舍迁入珞珈山新校舍开学上课.
在珞珈山的首次演讲
1932年6月底,来到武汉,“因厌尘嚣,拟二十九日晨,赴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新校址一游,或设为分邸,就彼处办公”,“该处已由省府布置就绪,备蒋长驻办公”.不过,直到半个多月后的7月19日傍晚时分,才第一次来到武大珞珈山校园游览.
1932年10月10日上午,先是“莅湖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训话”,随后又来到武大“召集教职员”,发表了一场名为“造成救国的学风”的主题演讲,这是他在武大的第一次演讲,他批评道：
……我亲自观察武汉大学,初以为武汉大学是一定很注重训育的,学生出来是一定可以做各校模范的,但我细细观察的结果,却不是那末样,与我的初意完全不合……现在我们武汉大学,我曾亲来看过.我来看时是今年暑假时期,同一个朋友来看.那个朋友是外国留学生,他在政治上、教育上,智识经验都很不差.他观察一番就觉得很忧愁.他说：“学校很宏大,很整齐,可是学生不成一个样子.有的只穿了短裤,有的只穿了衬衣,都不穿外衣,衬衣、短裤又多奇形怪状,极不一致.还有拖着木屐,广东人不像广东人,日本人不像日本人.就衣的一方面看,已是不成样子,其他可知.无论学校规模怎样宏大,而精神跟不上教育,不注重精神,没有好的学风,是不能达到我们要求的程度.”他这一点批评虽然是批评我们武汉大学,可是我个人很感觉到不仅是我们武汉大学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一般人无论那一个都要注意……
……我尤其希望教育界,尤其希望湖北最高学府武汉大学的教授、教师赶快努力,注重训育,使学生完成做人的模范,不失现代的人格,由武汉大学的学风感化湖北全省,感化全中国,进而由全国学界感化全国人心,使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改造成为新的国民.惟有这样做去,才可以抵抗外侮,才可以安定内部,才可以挽救危局,才可以建立国家.这就是兄弟对于我们武汉大学很忠实的贡献,还要请各位教师和校长原谅.
在这次演讲中对武大学生衣着方面的批评,多年后仍被一些校友提及,从这一细节也可看出蒋个人刻板严肃的性格特点.当然,对于他的批评,一些武大学生并不买账.1967年,一位武大旅台校友用笔名专门发表了一篇名为《木屐》的回忆文章,文中讽刺地写道,当时有些武大学生因为“穿惯了”木屐,“就百无禁忌的无处不穿”,“甚至穿木屐溜进图书馆,上礼堂,进教室,渐渐的损及学府的尊严.学校讲话了,这才略有顾忌,但始终没有禁绝”.他还特别提到当年的批评——“有人到过珞珈山,曾经说过,武大什么都好,只是学生爱穿木屐,很不成样子”.然后又颇不服气地回应：“可是我们学生自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尤其在夜阑人静燃烛苦读之际,水泥走廊上传来几声清脆的木屐声,反有点雨打芭蕉的感受,很富诗意.”
由于与宋美龄都钟情于珞珈山水,平日一有余暇,便会来此畅游一番.如在1932年12月1日,正值蒋宋结婚五周年纪念日,蒋在当天“下午与夫人往游洪山东林,在林中作野餐,以为结婚纪念.餐罢,同观武汉大学及省府硃石山,傍晚乃回汉口”.1934年10月8日上午,从汉口渡江前往武昌出席“三省总部扩大纪念周”,“十时散会”之后,“蒋即往游珞珈山”.1935年2月26日,在处理完当天的一些军政要务之后,又在“下午偕夫人渡江游珞珈山,晚仍返汉”.
风景如故,凄怆万千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成为了中国事实上的战时首都.1938年春,国立武汉大学开始西迁四川乐山,逐渐人去楼空的珞珈山校园,便被国民政府借用于开展各种抗战活动,成为当时抗战的一个重要指挥中枢.从这时起,便开始常驻珞珈山.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大图书馆举行,推举为总裁.此次大会召开前后,还在校园内开办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当年7月1日升格为训练团）,亲任团长,在学校的操场、礼堂、体育馆以及东湖中学校舍等处均检阅或训练过该团的参训军官.其间,他曾多次下榻珞珈山北坡的听松庐.
在武汉抗战时期,和以往一样,为了舒缓情绪,经常与宋美龄一道寄情于珞珈山水之间,不仅长住于此,还经常抽空在校园里散步,甚至泛舟东湖,聊以休闲.在国难当头,强敌进逼的紧张时刻,宁静悠然的珞珈山水成为了他短暂而难得的“忧中之乐”.
直到武汉沦陷前夕,仍在珞珈山驻留,指挥武汉会战的最后阶段.1938年10月17日,蒋在当天下午“散步东湖湖滨,伫立眺望,曰：‘湖光秋色,别有风景,顿增西湖与故乡山水之感.呜呼！江山依然,风景如故,战况国情,凄怆万千.深信上帝必有以佑我中华,转危为安也’”.这段略显伤感的文字成为了蒋一生中停留珞珈山的最后备注.
9天后,珞珈山陷于日军之手,在最后时刻飞赴衡阳,此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这个曾留下他众多重要人生回忆的珞珈山校园.
（作者系文史学者）
武大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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