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左传》《史记》《东周列国志》看郑庄公人物形象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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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左传》《史记》《东周列国志》对郑庄公的记载,除史料记载有异,塑造的形象也有较大区别.《史记》中郑庄公形象被重塑,人物相关细节发生改变,表现方法也有不同,都体现了司马迁对郑庄公的偏爱,塑造出礼孝兼备的郑庄公形象,相较《左传》,产生流变.《东周列国志》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依据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对郑庄公形象做了全新演绎,塑造了一位更为个性化、典型化、更具立体感的郑庄公.不同时代对郑庄公的认知体现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关键词：郑庄公；《左传》；《史记》；《东周列国志》；人物形象
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参照了《左传》、《史记》的相关史料,可观道人赞其“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据史实录,力求事有源,言有据,以达“羽翼信史而不违”的境界.虽依“事取其详,文撮其略”之原则,但“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在史料的基础上增加了必要的故事情节和细节描写,使内容联系更加紧密,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一、《左传》中的郑庄公
作为《左传》中首位登场的政治人物,他在春秋初期颇有作为,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君之一,同时也备受争议.在位期间,郑庄公以其雄才大略成就了郑国“小霸”的伟业,是优秀的政治家.
隐公十年,鲁、齐、郑三国会与老桃,讨伐宋国.三国联合击败宋军,攻下了“郜”、“防”二邑,战后郑国将此二邑送给了鲁国.《左传》赞曰：“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会齐侯、鲁隐公讨伐许国,政局混乱的许国很快被攻下,齐鲁将许国的处置权交给了郑庄公.综合考量了各种因素,郑庄公决定重新建立许政权,派许国大夫百里尊奉许叔治理许国东部,使公孙获治理许国西部以此来巩固郑国的边境安全.《左传》对此评价极高：
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礼”是封建宗法制社会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左传》赞郑庄公“有礼”、“知礼”,可见对郑庄公评价颇高,也是对郑庄公一生的高度肯定.
《左传》维护周礼,崇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伦理评价.显然郑庄公在“礼”的标准下是位有勇有谋的图霸之君.
同时郑庄公也因“克段于鄢”与母之誓备受争议,《左传》中即有“称郑伯,讥失教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注“称郑伯,讥失教也”为：“此言兄本有教弟之责,庄公于弟不加教诲,养成其恶,故不言兄,而书其爵.”讥难是《左传》作者对其评价所定基调.
鲁桓公五年与周王“战于繻葛”且“射中王肩”为人所诟病,后世亦多有虚伪、阴险狡诈的评说.
隐公三年载郑伯因周平王“贰于虢”怨恨平王,故“周郑交质”.与周交质表明郑国严重违礼.桓公五年如纪且“欲以袭之”,使周王朝的领导核心被分裂,周天子的权威受到挑战,天下宗主的地位严重动摇,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违礼的郑庄公.
隐公十一年,“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可知颍考叔之死确是子都公孙阏所为,但郑庄公并未对其加之以刑,而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杨伯峻注曰：“射颍考叔者明知为公孙阏,而郑庄公佯为不知……为平众怒计,乃出此策.”由可见郑庄公之虚伪.
二、《史记》中的郑庄公
郑庄公主要出现在《史记?郑世家》中,散见于《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和《太史公自序》,其形象与《左传》中大不相同,司马迁对郑庄公的礼治思想也有不同看法.
司马迁作《史记》参考《左传》诸多史料,在继承《左传》中的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改造.《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以“礼”作为标准以彰显人物善恶,司马迁则融入个人情感偏好,对人物加以重塑,对《左传》人物形象身上“礼”的成分有所取舍,突出了人物积极进取的一面.《史记》郑庄公形象的塑造就是典型的代表.
司马迁对郑庄公的偏爱,“郑伯克段于鄢”一事便可见一斑.《史记?郑世家》载：
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
与《左传》异处有二：一是庄公“伐京”前与共叔段已有一战,与《左传》相比多出一战；二是关于战争的发起者二者存在分歧.《左传》载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两百乘以伐京”,是先发制人.《史记》云“段果袭郑”,言共叔段先发起叛乱而非郑庄公主动攻击,二者相较,司马迁未照搬《左传》史料,此处亦非谬误,而是有意为之.关于《史记》取材问题,张大可说：“司马迁对重大历史事件,要征引多种史料进行排比、考实,然后谨慎地取舍、综合.”《史记?卫康叔世家》：“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便是佐证,“攻”表明共叔段是战争发起者,上述多出的一战也强调段是祸首.按司马氏的逻辑,共叔段违礼在前,庄公应战是顺礼而为,是正义的.
此外,《史记》所载郑庄公与其母之间的事件也有变化.《左传》言：“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史记》曰：“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由“恶”到“弗爱”,司马迁有意削弱姜氏对郑庄公“恶”的程度,进而缓和郑庄公与姜氏之间的矛盾,弱化了郑庄公对其母无礼的影响.“掘地见母”则是因“居岁余,已悔思母.”正面塑造郑庄公的孝子形象.
《左传》记载郑庄公执政期间发动的对他国的九次侵略战争,司马迁未在《史记?郑世家》中完备记载,只在其他篇章中简要提及,如《史记?宋微子世家》：“二年,郑伐宋,以报东门之役.”除此之外,《左传?隐公八年》郑庄公与鲁隐公易祊和许田,为君子所讥,是违反周礼的不道德行为,但司马迁《郑世家》中却未出现此事,故意隐去这个负面行为,塑造郑庄公“礼孝兼备的雄才大略”之君形象.
司马迁处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其创作有主观因素,也避免不了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不管是哪一方面,儒学都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司马迁眼中,郑庄公对待其母虽有不足,但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从大局上看,是符合礼之规范的,因此略去了庄公与其母之间的细节,从新塑造了郑庄公.
三、《东周列国志》中的郑庄公
《东周列国志》在继承《左传》《史记》史料的基础上,对所记之事进行演绎,使故事联系更加紧密,人物形象较之前更生动可感.郑庄公在第四至十回出现,形象与前代史料记载大不相同.
第四回《郑庄公掘地见母》据《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而作,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许多细节描写.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封地,庄公曰：“惟母所欲.”姜氏请京,“作色曰：‘再若不允惟有逐之他国,使其别图仕进,以糊口耳.’庄公连声曰：‘不敢不敢.’遂唯唯而退.”面对大夫的进谏,言：“我母之命,何敢拒之？”与《左传》“姜氏欲之,焉辟害？” 和《史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相比,此处的郑庄公是一个顺母的孝子形象,将姜氏安置于城颍后“良心顿萌,叹曰：‘吾不得已而杀弟,何忍又离其母？诚天伦之罪人矣！’” 在对郑庄公形象进行塑造时,增加了适当的语言、心理等描写,使其形象更加丰满.
在对“礼”的认知上,《东周列国志》和《左传》是不同的.在郑庄公和许叔对许国“分而治之”的问题上,《左传》赞其“知礼”、“守礼”,《东周列国志》中则讽之：“残忍全无骨肉恩,区区许国有何亲！二偏分处如监守,却把虚名哄外人.”诸侯征伐混战的年代,礼乐崩坏,郑庄公的行为尚属仁慈,未将许国灭国,所以《左传》以君子曰的形式赞其“知礼”.明朝沿袭了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君臣之间界限分明,等级森严,在这种环境下审视郑庄公的行为,确是虚伪违礼的,其狡诈之心昭然.
综上所述,《左传》、《史记》、《东周列国志》所塑造的郑庄公形象有很大差异,司马迁在记叙细节上做了修改,表现出对郑庄公的偏爱,改变了传统的郑庄公形象,塑造了一位“礼孝兼备的雄才大略”之君郑庄公；《东周列国志》则独树一帜,不囿于前人之见,对郑庄公形象做了更深入细致的刻画,塑造了一位更为个性化、典型化,血肉丰满,更具立体感的郑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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