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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探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与《小上帝》:非虚构写作新有关论文范本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新探索范文 类别:职称论文 2024-01-07

《《小上帝》:非虚构写作新》

本文是新探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与虚构和《小上帝》和探索相关论文范本。

为了对抗虚构写作的中心地位、赋予不同时代背景下“真实”的文学以新的意义,文学评论家创造了形形色色为“真实”代言的文体命名,诸如“史传文学”“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报道性长篇小说”“新新闻小说”“新体验小说”等.不过,理论家与作家并未因此而得到满足,纷繁复杂的文体概念让他们焦虑丛生,“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编辑还是作家,都希望用一种相对宽泛的概念,来表述一种具有现场感和真切感的纪实性写作,这便有了‘非虚构写作’的出笼.”①的确,作为一种“宽泛的概念”,“非虚构写作”从它诞生伊始,就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化的概念.

早在20世纪中期,“非虚构”就已经作为一种小说探索的类型出现了.1965年,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小说《冷血》使得“非虚构小说”在美国一时风行.不过,与西方相比,中国“非虚构文学”“不像西方的‘非虚构小说’那样,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用文学性技巧叙述和架构小说”.为何开设“非虚构”栏目,《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曾这样说:一是“中药柜子抽屉不够用了”,“临时做个抽屉”又怕有新的变化而导致“做个抽屉”用一次就闲着;二是“非虚构”“看上去是个乾坤袋,什么都可以装”②.李敬泽觉得“中药柜子抽屉不够用了”,是因为非虚构写作的内容与形式在不断地嬗变,那些超越了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书写真实的作品无从归属;而“乾坤袋”则意在表明非虚构写作仍然拥有广阔的创造空间.正如《人民文学》的编辑们所言:“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线,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③事实也正是如此,非虚构写作的探索硕果累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阿来的历史纪实《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等赢得了广泛赞赏.

然而,当前非虚构写作的桎梏日渐显现:内容逐渐趋同、形式逐渐单一,“社会性”意义压倒“文学性”意蕴.非虚构写作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注入新鲜血液.陈仓发表在2017年第2期《芳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小上帝》,彰显了非虚构写作的新的可能性.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美丽的眼睛》《小木屋》《扬眉剑出鞘》等“非虚构文学”问世.这些作品“依旧表现出宏大叙事的明显特点:一种是国家战略的文学报告,对重大题材紧紧追随;一种是昂扬、高亢的赞歌,反思和批判只是赞歌声中低回的弱声部”④.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人民文学》所倡导的’非虚构小说’与我们十年代看到的报告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非虚构小说最大的特征就是“摒弃一种被涂抹和改写了的‘现实’,力图呈现被各种‘话语’或‘概念’所包裹的底层生存经验的真实状态,颇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风格”.因此,“非虚构”写作,是“将目光指向真实的生活现场,重新捕捉瞬息万变的底层生活细节的写作”⑤.《人民文学》在所发起的“非虚构写作计划”中写道:“‘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的宗旨是:以‘吾土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它要求“作者对真实地忠诚”,注重“作者的‘行动’与‘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⑥“非虚构写作计划”在提出之初其实已经预设好了一定的规定性:它要求写作者“行动起来”有目的地以“在场”的视角书写“特定现象”“考察”与“体验”,它忠诚于真实、反对虚构.

非虚构文学代表作《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叙述了留守在梁庄的农民以及离开梁庄奔波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们的日常生活.梁鸿通过口述实录与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了农民工们的琐碎生活.“一针见血地指出城市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背后的非人道和非理性的逻辑.”⑦梁鸿希望能够“从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⑧.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通过自身的体验叙述了打工者们的南方工业生活;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也通过个体体验的方式记录了人员的生活;乔叶的《盖楼记》则叙述了城市化背景下农民们抢着盖楼以期获得补偿的生活故事.上述诸多“非虚构”文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底层人物个体生活故事的叙述,来思考“宏大叙事”背后的另一个“中国”.归根结底.“非虚构”写作所倡导的“日常生活叙事”,其实是“为作者的某个意图服务,日常生活本身不是独立的审美表现对象,而只是作者手中的一个工具”⑨.《人民文学》所倡导的“非虚构写作”是以“日常生活叙事”作为“工具”来实现战胜“宏大叙事”、战胜虚构的目的.

陈仓的《小上帝》关注的是另一类“日常生活叙事”,它“以讲述个体的日常生活经历和经验为主,但此时作为审美表达对象的日常生活已从题材意义上的工具中解脱出来了”⑩.《小上帝》没有带着明显的功利性去书写自己的生活,它只是真实地记录他与妻子两人孕育、养子以及与此相关的日常生活,以期达到对精神世界的探寻、对灵魂的追问.首先,陈仓对自身知识分子身份进行了弱化处理.他是一位诗人、作家,然而在《小上帝》中,陈仓的诗人和作家的身份有所淡化.《小上帝》中的“陈仓”是一位丈夫、奶爸、女婿以及儿子.作为一位丈夫,他与妻子为生孩子而不断努力,和妻子一起为孩子确定姓名,在月子房中悉心地照料妻子;作为一位奶爸,他为了孩子将心爱的小狗寄放在朋友家,托网友为孩子寻找国外奶粉;作为一名女婿,他试图去调节丈母娘与小姐姐的小矛盾;作为一位儿子,他深深地理解父亲对孩子的爱,对父亲充满感激之情.知识分子身份的退场,使得《小上帝》真正地将日常生活作为叙述的中心.

其次,《小上帝》所记叙的日常生活传递的是可感的诗意.在《中国在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非虚构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是底层民众的残酷生活景象.而《小上帝》几乎让读者感受不到这种“残酷”的存在,相反,浓郁的人生诗意跃然纸上.如果非要找到《小上帝》中的“残酷”,那莫过于小说的开头“我”与妻子为了怀孕一次次的“同房”.

在“我”看来,“当男欢女爱一旦变成了任务,交配变成了一种生产方式,男人与女人变成了一台机器,那种痛苦真的比加工一万个螺丝要无聊和辛苦得多.所以每次在预定的时间同房之后,我与小青的心情由失望转为绝望,再由绝望慢慢转为平淡”.不过这种“残酷”极为短暂.当小青怀孕后,“我”的生活处处充满诗意:与野猫的斗智斗勇显得乐趣丛生;对丈母娘与小姐姐小矛盾的书写也十分细腻;甚至一反常态、在剐蹭他人车辆后,我也会主动地留下让车主联系我.

不过,“对感性的日常生活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追求或沉醉于纯粹的个人享受的肯定”,“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质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陈仓在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叙述中,也经常会发出对客观世界的思考.小狗范二被送走后在寄养家庭的适应让“我”思考“要回来的这条狗还是当初我们养着的那条狗吗?”在“未知的遗产”中,“我”谈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房产,然后在此之后“我”却感到“面对时间,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随着斗转星移,房子会破旧之外,最终又是谁的呢?还会是我陈氏的遗产吗?”在儿子不断受到鞭炮惊吓后,我又思考“这恐惧,对一个孩子来说,会不会成为一种经历?会不会演化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这些思考来源于真实的“我”的生活,凸显的是陈仓在日常生活中对精神世界的探寻、对灵魂的追问.

《小上帝》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本体观照,真正地把日常生活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审美对象,强调了日常生活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非虚构写作呈现出的是一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意蕴,它动摇了文体分类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以“关键词”的形式对南下打工者的生存景观进行具体揭示;《羊道》则以散文的方式对新疆边地民族实地“蹲点”式书写;《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则以类似历史著作的方式,展开一个民族的历史叙述.非虚构写作扩展了文体的边界,打破了传统文体分类,充分释放了文体活力.

《小上帝》把书写的重心集中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它的文体规范也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突破了现有“非虚构写作”与诗意的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陈规,追求一种更富有创造性和交叉性的文体特质.为此,《小上帝》在保持真实叙述的基础之上,以“散文化”以及“诗化”的形式实现理性与感性的交融.“散文化小说”曾经有过多种称谓,周作人曾提出过“抒情诗的小说”“随笔小说”,瞿世英、郁达夫曾提出过“散文小说”,郑伯奇曾提出过“随笔式的小说”,施蛰存曾提出过“随笔体的小说”,师陀曾提出过“散文体的小说”.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与《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等文章中将这类小说命名为“散文化小说”;20世纪90年代末,吴晓东则将这类小说与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相联系,称之为“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更多的是强调这一特殊文体的结构特征,而“诗化小说”则是更多在意这一特殊文体的形式特征.然而,无论“散文化小说”或“诗化小说”的名称如何变化,它的内在指向却是一直明确的:它是“带有反叛性与创新性的小说样式,是小说与散文、诗歌等文体融合的产物,也是一种独特的跨文体现象”,它把小说的“情节化淡,人物化虚,结构化散”.

《小上帝》摆脱了现有非虚构写作“画地为牢”的窘境,在真实地书写个体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追求诗意的语言、意境的营造与散淡的叙事”,从而实现了非虚构写作“散文化”或“诗化”的美学风范.

首先,陈仓构筑出一种诗化的生活状态,使《小上帝》与众多非虚构文本着力表现底层的艰难迥然不同.从表面上来看,《小上帝》多次运用诗句表达情感.全书共二十个章节,而直接出现诗句的章节就有八个之多.当“我”和小青因为无法生子而忧虑时,“我”“默默地念起了陆放翁的《钗头凤》”;当确定小青怀孕后,在给孩子起名,“我”和小青甚至把《葫芦娃之歌》改编得像一首打油诗一般,之后“我”更是几近搜集了所有含有“陈”字的诗句以求给孩子起个好名字;开车行走在产科医院所在的长乐路上,“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我突然有了写诗的,我不能停下来写诗,不过我把这首诗静静地记在心中”,于是一首新诗跃然纸上;在葫芦娃生病之后,“我”想起了多年以前必须引产的女同事,因而回家便写了一首诗,如此等等.《小上帝》试图向人描绘出一番诗意的生活.

它的努力远不止于此,《小上帝》的语句也显得字斟句酌,它多次运用诗歌的表达手法.当无数次的同房依然没有怀孕迹象时,“我”把这种作为“功课”的恩爱看作是“人世间最为糟糕的一次恩爱,像是两株被霜打的即将凋零的菊花,硬是被寒风逼着纠缠在一起,然后又轻而易举地被拉开了”,生活的无奈在这一比喻的运用下显得异常残酷;当小青检测怀孕的测试笔略有颜色时,“我”“摘掉眼镜,不停地转换角度,一会儿逆光,一会儿顺光,一会儿举到头顶,一会儿放在胸前”,排比句的运用,强化了“我”渴望小青怀孕的急切心情;“我”与小青陪朋友去乌镇旅游时,“我们在镇上的居民家用餐,推开临街的木门,古色古香的厢房里,摆着江南的旧式家具,桌子椅子都是那般古朴,桌子上沏着西湖龙井.推开窗子,便是乌镇河,河边杨柳青青,河水轻轻荡漾,河上有游人泛舟而过”,简单几笔便使得乌镇之景跃然纸上,我们惬意的心情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小上帝》在诗意的语言基础上,营造出了意味深长的意境.小青无法怀孕时,“我”眼中只能看到浓重的雾霾以及淅淅沥沥的小雨.要去参加颁奖会却错过了火车班次和欢迎晚宴,“这一天,绍兴下了大雪,九曲回廊,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枕河人家,青黛色的屋顶,雪白的石灰墙,才子佳人的打扮,如今再积一层白雪”.文字中氤氲着浓厚的肃杀、昏暗与低沉.而当孕期的小青例行检查显示了某些异常,这天又是一个阴天,“我看到的天空,一片阴沉而低矮,像拆迁的工地,到处是残垣断壁.”天气与环境的描写营造出的则是一种紧张的、压抑的情境.离预产期还有两周时间的时候,“天气出奇地好,高温已经远去,早晚二十多度,天蓝得让人发疯,阳光稠稠的,风凉爽得有些醉了.”“老人们的晨练舞曲是《好日子》,这音乐平时觉得有些吵闹,如今却成了很好的背景音”,“我”更是“随着伴奏轻手轻脚地爬起床,把阳台与房间的窗户全部打开,把外边的阳光与风请进来”.此时的天气与音乐则试图营造出一种欢愉的、幸福的意境.另外,《小上帝》也试图通过意象的塑造提升文本的诗学特质.文本中对意象处理最为明显的当属对“佛”这一意象的运用.在陈仓的笔下,“佛”是自己情感倾诉的对象.老来得子后“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无所不能的菩萨”;小青流血时,“我”路过静安寺,看到那金色的寺院与金色的佛塔,心理“默念着’大愿悉成满,百福自庄严’的警句”.“佛”也是陈仓思考人生的象征.在同觉寺禅修时,“我”一入佛门就变得十分虔诚,方丈曙提法师为我写了一个佛字.在“我”看来,“佛”就是参禅悟道.“佛”意象还包含着陈仓对未来美好的期许,“佛”字是葫芦娃认识的第一个字,给葫芦娃挑选的玉佩也是玉观音,而“我”当时在同觉寺虔诚地念佛信佛礼佛,也是希望“我佛能够保佑孩子平平安安”.

叙事文学的形式总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中国传统小说的旧观念、章回体和笔记体等小说体式不再适应时展要求时,受西洋小说观和小说范型的影响,“情节”“人物”“环境”的“三要素”曾一度成为小说信奉的“正格”,不过“三要素”规范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束缚,因而“中国现代小说在谨严、整饬的总体模式下出现了散文化的革命性因素”.自1980年始,小说散文化趋势明显.这些小说打破了小说讲故事、重典型的规范.当下,仍然有部分非虚构写作相当程度上忠诚于“三要素”原则.这些作品试图通过真实的曲折的情节、塑造典型底层人物形象,营造典型环境来征服读者.非虚构写作这一隐而未决的自律性,正可谓“画地为牢”.《小上帝》散文化策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

《小上帝》有意肢解整饬、连贯的情节.《小上帝》的故事情节,可以划分为“求子”“盼子”“孕子”“生子”“养子”五个部分.但是,《小上帝》并没有将这五个部分按照一定的叙述逻辑组织在一起,而是有意识地将这五个连贯的情节进行拆分,并命名为“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第十九个故事”等并置结构.因此,事件的叙述已经不是《小上帝》的主要目的.借助故事推进,营造氛围、书写内心活动、抒发感情才是《小上帝》的核心.例如,“第一个故事”讲述“我”与“小青”为了生子求神拜佛,一再失败后“小青”终于成功怀孕,这一故事通过富有诗意的语言以及耐人寻味的意境营造出前期悲伤、后期喜悦的氛围;“第五个故事”讲述全家为“葫芦娃”准备衣物的故事,除了这个主线故事之外,《小上帝》穿插叙述了“我”人生第一双皮鞋的童年故事.两代人的生存境遇的对比之中,洋溢着对葫芦娃的生活幸福的期盼;“第六个故事”讲述“我”和“小青”为“葫芦娃”准备玉佩的故事,其间穿插着叙述了“我”与野猫大战四回合的故事,整个故事笼罩在惬意的生活氛围之中.总体看来,《小上帝》突破了非虚构写作在“真实至上”原则指导下文学性不足、社会性凸显的局限,通过诗意语言的书写、意象意境的营造以及叙事情节的淡化处理等方式,丰富了“非虚构写作”文体形态.

非虚构写作强调“亲历”与“在场”,崇尚写作者充当“观察者”或“参与者”的个体经验;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也要求写作者能够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去关注、理解并且探讨当下社会的某些公共议题.在寻求个体经验的社会化方面,《小上帝》也做出了独特的探索.

首先,《小上帝》使用两套时间标记.《小上帝》常常使用近似“日记”的方式来标记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时间.如“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上海,据天气预报称,受重度雾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能见度不足一百米”,“二月五日是个阴天”,“三月三日,是个周日,照样是一个阴天,偶尔还下一点毛毛雨”,“九月十三日,天气出奇地好,高温已经远去,早晚二十多度,天蓝得让人发疯,阳光稠稠的,风凉爽得有些醉了”,“九月二十四日”“那一天,似乎下了一点小雨,是时有时无的太阳雨”,“九月二十五日,我已经不清楚这一天还有没有下雨,还有没有太阳”等.值得注意的是,陈仓还不厌其烦地呈现每一天的天气状况.这样处理时间的方式,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客观时间标记,更多的是表现了“我”的个体经验与情绪.

《小上帝》还隐藏着一套以关键性历史事件、社会热点来提示时间的方式.如和小青努力求子的那段时间,“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并未到来”.“我”为葫芦娃起大名时有意地提起“那个叫’天一’的,不就闯下大祸了吗?”.为葫芦娃准备奶粉时提到“三聚氰胺把三鹿都搞垮了”.还有“那一天”“我的诗集《艾的门》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等.这种通过公共事件来标记时间的方式与近似“日记体”的计时方式相互照应.两种计时方式不仅并不相互排斥,在文本中反而常常交融在一起.由此,社会体验与个体体验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覆盖与被覆盖的关系,也不是简单地相互沟通的关系,而是斑驳、参差的关系.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看,虽然在《小上帝》中,“我”“小青”“丈母娘”“我的父亲”等人的人物形象似乎十分独特,然而细细想来,他们其实是天下父母形象的象征.

《小上帝》中的“我”“小青”和“丈母娘”“我的父亲”形象十分鲜明.“我”与“小青”会悉心地为孩子起名,会为了孩子而暂时舍弃心爱的小狗,会提前准备孩子吃喝拉撒的必备品,会教育孩子要成为自己“想做的人”.而“丈母娘”则是一位会生活、爱女儿、爱管事的母亲形象.丈母娘和保洁阿姨、小姐姐都有过争吵.与保洁阿姨争吵是因为质疑阿姨把传染疾病的猫带回家;与小姐姐争吵是因为“嫌弃”小姐姐不注意卫生、身上有气味可能会对孩子不好;丈母娘还有过几次流泪,在小青产子前“交代后事”时,“丈母娘抹了眼泪说,你们男人不清楚,生孩子比打仗还危险,我养了这个小囡一辈子,还没有真正进过医院呢”;在小青产子时,丈母娘再次抹泪心疼自己的小囡受苦受累,她对女儿小青的爱远不止如此,“小青从医院回来,丈母娘花了很多心思,半夜三更地给小青做月子餐”,给小青做的大补正餐顿顿都放了中药.一位形象鲜明的丈母娘形象跃然纸上.而“我的父亲”则是老老实实、不善言辞、善良、深沉爱子的淳朴父亲形象.“我”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童年的“我”特别想要一双皮鞋,为了挣钱买鞋“我”暑假留在了学校,不知情的父亲翻山蹚河骑行一百余公里来核实“我”的安危,临走前一向省钱的父亲竟给了“我”十块钱去买鞋.而在“我”穿旧之后,他又缝缝补补,接着穿.他“一辈子从不与人争,不与人抢”;守在老家的父亲早早给自己打好了棺材,他不愿意给儿女们增添多少麻烦.面对孙子葫芦娃时,他没有拥抱、没有亲吻.他只是以农民祖父“最高的礼遇”来给葫芦娃发糖果、以当地“给孩子最喜欢的称呼”来指称葫芦娃.

“我”“小青”“丈母娘”“我的父亲”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形象.“我”和“小青”所代表的新晋父母形象.求子阶段的焦虑、盼子阶段的忧伤、孕子阶段的小心、生子阶段的担心以及养子阶段的操心,无不是当下社会年轻家庭普遍心理的投射.“丈母娘”所代表的是城市里年长一代人对孩子、子孙的关爱.而“我的父亲”则典型地代表了淳朴农村父母对孩子深沉的爱,他们不愿给孩子增添一丝丝麻烦,他们不善言辞却会以农村的“最高礼节”来对待子孙.“我”“小青”“丈母娘”“我的父亲”等形象,既展示了个体生命体验中的独特性,同时又具备了当下社会为人父与为人母的普遍性.

如何处理个体经验和公共性、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是“非虚构性”写作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公共性、集体性经验的强调,其本意应在于回到现实的纵深,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在于重新尊重社会个体的经验与感受,寻求各种差异的独立的社会思考”.

《小上帝》在时间策略的选择上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别出心裁,正是试图在尊重个体经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普遍性思考.因而,《小上帝》进一步丰富了非虚构写作处理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的关系,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审美空间.

当前,如何丰富非虚构写作的审美空间,如何彰显非虚构写作的审美特性,是作家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把《小上帝》置于这样的背景中去理解,它的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的.

新探索论文参考资料:

新课程编辑部

新课程刊物

新经济杂志

新课程导学期刊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

农村新技术杂志

评论:此文是一篇关于虚构和《小上帝》和探索方面的新探索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新探索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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