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反思和期许：湘西文学的超越性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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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湘西”在中国文学版图中非常抢眼.沈从文可以说是“文学的湘西”概念形成的奠基者,同时,在湘西文学构成中,他既是源头也是高峰.他以对湘西故土满含深情的笔墨构筑了一个宁静、美好、理想的湘西世界,塑造了系列经典文学形象,从而奠定了湖南乡土书写的基础.自此以后,湘西文学不断掀起新的创作.
新世纪以来,湘西文学接续前期的繁荣呈现出异军突起的迅猛发展势头,成为文学湘军的重要力量.继沈从文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有的作家的作品还走向了海外.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沈从文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展现湘西地域特色,追溯湘西历史,表达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守和反思,一方面则以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思考审视当下、抵达未来,在创作技巧和手法上多元化.黄永玉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彭学明的诗性散文是美与力的呈现；孙建忠、蔡测海、刘萧等人的小说将湘西民俗文化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完美的结合；于怀岸的系列小说主要秉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扎根民间,体现一种现实关怀；田耳的小说则试图对各种艺术表达的可能性进行探索……总体看来,湘西文学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O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卓今发起的“德雅村文学荟第二期——谈湘西文学”,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以及罗宗宇、龙永干等批评家,同时还邀请了向启军、黄青松、刘萧、龙宁英、于怀岸五位湘西作家.卓今希望湘西作家和众多学者能够扣紧湘西文学这个话题,围绕作家作品、写作现状、追求与发展、困难与未来等方面的主题进行讨论.她认为批评家也要跟文学现场结合,做文学批评也要走出塔,也要了解作家的诉求和想法,互相沟通才能知道怎么进行创作和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提议让作家们先就大家比较困惑的一些话题或者比较关心的议题讨论一下,然后批评家可以再就湘西文学创作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他认为湘西作为地方性的名词来讲比较边缘化,更多人对它的认知是来自于文学.一提到湘西,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三三、天宝等人物形象.这块土地上的种种风俗、它的一系列的文化传统以及它表现出来的精神形象都是通过文学书写呈现出来的.文学作为一个非常恒久的力量塑造了湘西的文化形象,因此文学的湘西比较重要,但文学不应当停留在文学惯常的常识当中,沈从文文学中供奉着希腊文学小庙式的形象或者是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巫术色彩的“边城”这样…个形象在当下已经不再适用了.因此,他表示众位作家和批评家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下现下该如何走出自沈从文以来的写作传统,如何表述当下的湘西,怎样使写作从湘西走向世界.
湘西作家的诗性言说
湘西自治州作协主席向启军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湘西青年作家的一员,其创作主要取材于其土生土长的湘西农村,他的散文书写风格与沈从文非常接近,往往以平静细腻的笔触将湘西风貌情物缓缓呈现,湘西的山水林木在他的笔下往往显得柔中带刚、波澜不惊,其散文代表作《远徙的魂》就是以平实的笔触描绘出湘西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人情.他主要从湘西作家的创作方面谈了湘西文学最近的进步表现,他认为,湘西文学十几年来比起以前有比较明显的进步,涌现出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家、作品.他提出湘西作者大部分都是以湘西本土题材为依托来进行创作的,最近他感觉本地民族创作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比较明显.他回忆起九几年开会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争论,部分学者认为湘西文学的创作还局限在湖南这个小圈子里,没有产生全国性、整体性的影响,与会作者还就此展开了争论.他认为当时湘西地方作家相对于其他地区整体受教育程度的确不高,理论上比较缺乏,创作比较粗陋,他们所进行的还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创作.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尽管湘西作者大部分都是以湘西本土题材为依托来进行创作的,但实现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作家对本土民族文化自觉的探讨以及对内涵的深入挖掘.现在的整体创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创作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作品,比如黄青松的《毕兹卡族谱》,于怀岸的《巫师简史》,刘萧的《筸军之城》,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等都进入到了民族性和人性的深度.这一质的飞跃是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体验和感悟.他最后表示希望各位评论家们以后能够更多地关注湘西文学创作并给以支持.
于怀岸是“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从早期对自己打工生活的书写到长篇小说《猫庄史》的出版,其创作历程体现出由对个人的关注转向对湘西世界的深刻思考.可以说,湘西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是其创作转向的关键因素.在猫庄系列小说和后来的《巫师简史》中,他都是通过虚构的且与真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世界来表达对湘西历史现实的批判性认识和反思.这次讨论他也讲了两点,一是怎么切入当下的问题,他对此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质疑,他怀疑还有没有当下,何谓当下,到底当下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一百年？他认为写作在英语里都是过去式,按短时间来讲肯定是没有当下的.无论是意识流写作还是碎片化写作都是写过去的,它是历史,是距我们远还是近的问题.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创作民俗和地域性的问题.他提到曾经在新疆的一个关于少数民族创作的会议上,有的专家建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民族的味道要重一些,民族的风情要多一些,而他则认为这恰恰是自己要回避的一个地方.他明确表示自己在创作中尽量弱化湘西地域色彩和民俗风情,即使创作中存在赶尸、巫师之类内容也是推动情节辅助人物所需,而非刻意渲染铺陈.网络时代获取信息非常便捷,这种神秘的色彩也已经褪色.如今,各地乡村都是相似的,到处建满了小洋楼,乡村都成为了空村,湘西和邵阳、岳阳、衡阳这些地方没什么不同,所以在写作的时候还是要弱化这种民俗色彩.虽然空间是类似的,但湘西的人是不同的,湘西人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点.因此他建议湘西作家的写作应当把关注点放到独具个性的湘西人身上.
黄青松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湘西青年作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代表作《毕兹卡族谱》的创作酝酿十年之久,直到后来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才触动了他内心的创作冲动.这部小说很好地把地方性与民族性结合在一起,同时也渗入了作者对现代和传统关系的深入思考.对“湘西”这一概念的分析,他提出湘西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是一个随着时代变迁的复杂概念.在他看来,湘西是依酉水河流域之内,同时包括沅水的一部分,从腊尔山台地到吕洞山这么一个武陵福地的地理概念；它更多的是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之地,所以说到湘西的时候有种“大湘西”的说法,许多人也非常认同这一概念.一直有人说湘西比较封闭,他认为湘西并不封闭,这一封闭只是相对的,从长江到内陆然后再回到内陆直到酉水,大交通一直存在.在“陆上丝绸之路”没有建立以前,就存在一条水上丝绸之路,从酉水到沅水然后通过洞庭湖到达长江中下游,反过来,从长江中下游经过洞庭湖、沅水、酉水,一部分再到云贵高原,走马帮到缅甸.这种格局一直延续了两千年,直到水陆封截,建立湘川公路,把沅水和湘江截断,人们无法进行交流沟通.依靠公路通流也不是很顺畅,那时就产生了大量的关于湘西是封闭的认识.现在湘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速公路拉通之后,尤其是信息化的时代对湘西的民族生活产生了渗透性的、颠覆性的影响,对整个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很大改变.另外,黄青松还思考了湘西文学在当下如何写作的问题.他敏锐地发现,近年来孙健忠、刘萧、于怀岸、田耳等作家身上出现了比较迅猛的创作势头,并且在湘西作家的创作中还出现了对理论的一些有深度的思考,他认为作家不一定是理论家,但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技术上的操作.大体看来,他认为写作包含两方面,一是回到传统,但这绝对不是一种复制,而是在形式上一种对基因的延续；二是向前迈进的创新,传统和创新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挥新无以进,挥旧无以守.文学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新旧之间、古今之间是可以打通的.其实我们离唐诗宋词并不远,关键是我们自己愿意做这种打通,继而在创作手法和表现上采取全开放的创新.当然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无所适从,信息社会消解了我们传统的诗意化生活,当下能为未来提供什么还是要再思考.
龙宁英是一个讲苗语,唱苗歌,穿苗装,用汉文写作的苗族作者.她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获本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她既写散文又写小说,从散文创作到后来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湘西苗族人民的持续关注,其散文主要展现了苗族人民的民族精神,而后来的小说创作则深深地切入了苗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在这次讨论会上,她首先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从开始写小说到记录湘西生活的一些散文创作,到现在写报告文学.经过几十年写作,她的感受是写现实写当下是文学创作最有意义的——早期写作时借小说表达自己想说的事情,借小说编故事,所以那时的小说是虚构的,和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后来主要写作关于湘西苗族武陵山区历史文化的生活散文,对苗族文化历史风俗精神用文学的方式作一些思考和解读；有了当初散文非虚构的在场写作实践的基础,在三四十岁之后正式转入一个非虚构的在场的写作,因此有了当前的报告文学作品.她认为报告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记录和报告,还有作家自己对湘西这块土地的思考,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本土作家最应该做的.做一个有担当和有使命感的作家,就是要去写老百姓最渴望阅读的文字,去了解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龙宁英还表达了在创作中要正确对待地域文化的看法,她通过创作报告文学得出的感触是,走进湘西人民的生活才发现湘西的神秘不是外界流传的那些低俗的东西,湘西人自古以来不会放蛊……湘西的“把谛”（湘西苗族人称祭司为“把谛”或“巴代”,为苗语“bat deb”的音译）是湘西这块土地上民族文化鲜活的灵魂,他们与神灵进行灵魂上的对话,是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思考者、哲学家,他们身上承载着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宗教信仰,他们是一群令人感动与敬仰的大智慧家,要深入认识湘西的历史和民族的精神文脉,必须拜他们为师.当下最令人担忧的,是他们一个个老去,坚持传统的人越来越少,湘西的把谛活文化化石正濒临消失.她认为对于赶尸这些东西要客观对待,文学创作不宜过多地去渲染,不能用匪气、蛊气、尸气这些当作湘西神秘文化的主流进行没完没了的推介.这些错误的引导误读对湘西人的精神重塑不利、也不是湘西人的真实本色.当下的湘西文学最重要的是排除那种对莫须有的巫蛊神秘文化的强调,关切湘西人民的现实生活,弘扬湘西人民不畏艰苦的拼搏精神,重新树立湘西的形象,还原湘西人民与土地的真实面目——这是湘西作家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刘萧也是当今湘西中青年作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相比其他作家来说,她并没有惊人的产量,她以一个作家特有的冷静沉入湘西风凰这片土地,观察这里的人,感受这里的生活,考察这里的历史,最终以独特的艺术感知写出了《箪军之城》这一具有宏大历史视野的长篇小说.该小说入围了二O-六年的骏马奖前六名,它以恢弘的气势再现了镇箪军在漫长历史中的兴衰存亡.在刘萧看来,自沈从文之后,湘西文学沉寂了很多年,她一直认为湘西应该有一本大书.如今作品层出不穷,但真正能够震撼人心的有力度的好作品不多.她认为湘西这块土地有一个优势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因为地域的一些特点,不管文学是否抒写当下,湘西都是一个未尽的湘西,比如她的家乡——风凰.不大,但是几百年的烽火,有五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打仗,历代出现了很多总兵、参将、将军,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这里的人从小的信条就是“不战则死,不死则战”,因此这是个出英雄的地方,英勇善战是这里的文化精神.她认为湘西其实有很多问题值得作家思考,很多东西值得书写却还没写出来,与于怀岸和龙宁英一样,她也对一味地挖掘湘西神秘文化、铺陈风俗民情很反感,她表示湘西风情的确值得挖掘,但表面的东西已经不很重要,关键是挖掘内在,比如习俗下面的人性.现在各地文学搞得如火如荼,湘西还是比较沉寂的,湘西有如此好的地域条件,虽然湘西作家的创作还没有很好地融入这个大环境中去,但他们对创作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她最后提出,书写当下,关键是要以旁观者的身份关注当下的现实；挖掘内核的、本质的东西,也只有如此,湘西作家才能写出更大气的作品.
智性的在场批评
自沈从文创造了文学中的“湘西世界”以来,湘西凭借这块独特的土地不断滋养着文学,使湘西文学十几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目前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境,正如卓今所说,湘西文学创作就如同正烧着的水壶里的水,己到九十九度,处在一个亟需突破的关键期.批评家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并从各个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批评家们普遍认为湘西文学创作需要更为自觉的超越地域性的意识.刘大先首先谈到,作为地理概念的湘西与作为文学的湘西的关系,作为地方性的名词来讲,湘西比较边缘化,更多人对它的认知是来自于文学；文学作为一个非常恒久的力量塑造了湘西的文化形象,但文学是地域性的,但又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刘大先认为文学不应当停留在文学惯常的常识当中,沈从文文学中供奉着希腊文学小庙式的形象,或者是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巫术色彩的边城,这样一个形象在当下已经不再适用了.卓今则提及黄青松的《毕兹卡族谱》、于怀岸的《巫师简史》、刘萧的《筸军之城>、龙宁英《逐梦一湘西扶贫纪事》等,认为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湘西文学达到了一定高度,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较大反响.卓今表示,湘西地区巫楚的神秘力量和奇异的山水造就了丰富的创作对象和创作元素,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湘西作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正是由于本地域本民族的狭窄圈子的局限,湘西作家还存在着视界视野的缺陷.她认为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文学生产方式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下也在发生改变.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元素趋同的现实条件下,大家应该在宽大的视野中把本民族本地区不同的东西呈现出来,即在全球视野之下呈现自己的独特性,这就是一个格局的问题.她也表示视界视野缺陷不是个人的缺陷,而是集体呈现的一种滞后,因此她提出了“有效性”这一概念作为文学书写突破地域性局限的关键,认为作家在创作中时刻要把握有效性和人民性.湘西作家比较注重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的呈现,这在过去是有效的,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元素趋同情况下,这种书写的有效性已经减弱甚至失去了；现在的有效性是要直接面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湘西作家应该在更宏大的视野中呈现本地区的独特性,挖掘人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精神问题和社会问题.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会关注和力图解决最困难的问题,落到实处的话就是人民性.人民性是有效性的一个方面,不要认为讲人民性讲政治就不对,这是一种很浅层次的看法,只有抛弃这种思想的束缚,从这种思想中超脱出去,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罗宗宇认为从湘西创作的源头来看,其特点是立足于湘西这片土地的文化历史,我们自身在那样一个历史文化场里,时时刻刻感受到了文化历史场域对当下的生活和文学生存的一种巨大的影响力和磁场,湘西作家创作的优势就得益于湘西这么厚重多样的背景.尽管在现代化的强势进攻下,这种文化在走向解体,但是相对来说还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原生态,因此我们应当发挥好这一文化历史的优势.同时,他也认为地域性、民族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局限,他提议应当从沈从文的文学传统获得新的启迪：沈从文先生除了借重湘西地域文化外,还真切地进入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其一九三八年写的《长河》就是一个切入当下的创作.因此他倡导一方面牢牢立足于湘西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站在当下表现正在流动的湘西,在主题表现方面实现一种超越,即将湘西味道与当下的时代环境相融合,使之产生某些质的变化.他认为田耳的创作是一种启示,田耳的创作民族性特征不是那么明显,或者说,他是有意识地疏离了民族书写的立场和传统,因此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龙永干分别就地域性（乡土性）和民族性两个层面指出湘西作家在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时的局限性.他认为从地域性层面来说,湘西文学的局限性在于陷入了道德与金钱二律背反的创作模式,即道德对金钱的拒斥,这一二元对立的强调有其合理性,也有很大局限性.对金钱的渴望,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本能,完全陷入到这个二律背反里面的话就没有超越性.从民族性来看,龙永干认为湘西作家民族书写的对象比较单一,往往将叙述对象锁定在单个民族中,他认为应当将苗族、土家族、汉族等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错、胶着的格局在湘西历史演变中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来,总之,要把文化生态、多样性的生存格局写出来.王瑞瑞认为,湘西地域文化为文学创作展开了一重全新的空间,使当代文学具有了多元的色彩,而过于偏重地域性则会使作品沉溺于种种风俗民情、掌故轶闻而淹没、置换了性格.文学是入学,那么就要有一定深度的思考,要有观念的介入,要处理好具象与抽象的关系,两者要实现一种平衡.如果说地方特色是一种具象的呈现,能够体现作家创作个性的话,那么观念的介入就是作家超越地域影响的重要一面.
批评家们还从文学传统和社会介入意识方面来切入这一问题.赵飞认为凡是文学必然会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她持一种语言本体立场,把语言视为作家和诗人的思维,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之于文学是一条基本的底线,也是一个看得见的本质.她认为,正是语言使我们能够从中见出作家的思想深度和判断,文学首先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因此作家一定要重视语言的修炼.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正是由于他以“诗人的语言”所表达的诗人思维和精英思想构筑起了一个美的世界.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是作家思想的可能性,语言是融入作家的血液中的,你怎样来组织你的语言,你就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因此她提出,要使民族性、历史性切入这个世界,必须靠语言来表现,湘西作家必须以传统文学经典谱系中对经典的语言的强调出发来组织自己的语言,建构起个人的湘西世界.这无疑是一种经典的、传统的、精英的语言文学观.刘大先则持相反的观点——他承认我们对文学的普遍认知是文学个人化的写作,这种个人化体现出文学的写作是自由心灵的表达.我们一定有不同于世俗生活的一面,即我们不仅要有现实生活,还要有诗和远方,心灵是无法被摄像机所拍摄到的,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所在.在他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我们的身体经验、情感体验、精神感受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沈从文的世界肯定不一样了.针对如何写出当代的作品这一问题,他提出文学作为一种个人化的书写应当超越个体的认知——文学是一个公器,不进入到公共领域进行话语交流的写作其实是一种无效的写作.随着网络信息交流的迅速发展,我们的空间感和时间感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即使湘西这样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实际上跟整个世界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如何在对世界整体性的认知下凸显湘西的独特之处？他提出了“现实感”这一概念作为对当下湘西文学创作的要求,这一概念即是强调对我们时代现实的感知,对历史要有一个纵向历史的认知和横向空间的比较.他承认语言确实是我们现代文学一个本体性、革命性的东西,但是当下传统的诗意已经消解,以往那套经典的文学谱系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行不通,我们当下的文学已经呈一种收缩的、精英化、体系化的状态,这种精英化的文学正越来越边缘化.因此,文学不应该再固守在某种本质化的观点当中,应该随格局的不断变化而变化.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话语,它不应该仅仅只是几个文人的小圈子,文学如果要具有生产性,对我们当代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就必须要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面对通俗畅销书的疯狂蚕食,文学要做的不是一味地抱残守缺坚持自己的精英主义的立场,而是应该带着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种变化.刘大先从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以整体性的观察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创作趋势中得到启迪,提出了不同于坚守文学经典立场的另一个出路——重新发明文学——即将文学从狭窄的精英一隅中释放出来,通过对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变化以及整个人心灵变化的整体性的观察写出我们时代的文学,这才是有意义的文学.与刘大先强调现实感知和对历史的整体把握相一致,卓今提出了历史观的问题.她认为无论是历史小说、乡土小说还是家族小说都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历史观需要对大尺度的空间和大纵深的时间的把握,只有在整体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历史观,而只有坚持这样的历史观,作品面向未来的生命力才会更强.相反,如果作家历史观站队不对的话,没有从大尺度的空间和大纵深的时间出发摄取材料,无法形成合理的观点和判断,这个作品很快就会过时.与此相关的,卓今还提出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这是个逻辑起点的问题.一个作家在动笔之前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价值判断的致命缺陷在于先入为主、立场先行,如果价值观产生了不对或者是偏离的地方,从这种思想出发去找寻材料、塑造人物、构筑情节,可能作品就会跟着越偏越远.正确的办法是事实判断,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再去判断如何来确立价值.龙永干从具体创作内容来谈如何凸显历史性——历史性即时代性,即湘西人怎样走出去打拼自己的生存空间以及在时代之中怎样变化.时代性在创作中应当有两种基本呈现方式,一是外在的时潮怎么到湘西来,湘西人是怎么接住的；二是湘西怎么走出去,如何通过奋斗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并砥砺其民族性.湘西作家往往前者写的比较多,而对于湘西人怎样走出去打拼自己的生存空间以及在时代之中怎样变化则涉及得比较少.
批评家们认为湘西文学创作在审美形式和艺术表现等方面还有诸多拓展空间.卓今提出,湘西作家创作与其他地区写作相比之所以达到了一个整体高度,与其写作对象的审美构成有很大关系.这涉及到传奇、苦难、神秘文化等方方面面,从沈从文、黄永玉到孙健忠,他们的作品艺术性都非常强.目前湘西文学创新的关键就在于作家如何把湘西传统的审美构成、审美要素的提升转换与现代相结合,只要能够强有力地把握好这种结合作品就会获得质的飞跃.罗宗宇则建议在审美意识和技巧方面要思考把湘西特有的魔幻因素与世界性结合起来,在艺术创作手法上,不能仅仅停留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来表现当下,而是要以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融入对人的心理和灵魂的保护；采用历史主义进入到湘西的历史文化书写的时候,应当用一种开放性的品格即多样的、多元的艺术技巧去保护湘西的历史文化.不管是现代魔幻主义写作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都需要继续多元化的融合和提升,使得我们的文学表达更具民族性也更具现代性,实现这种融合是对民族书写的最高要求.龙永干在湘西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魔幻和神秘的因素要和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比如湘西人在面临某些现实的苦难时怎样遭遇了魔幻的元素,而非生硬地把魔幻元素安插进来,那必然会产生一种夹生的感觉.在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要思考结构和线索是否相互勾连,前后是否彼此呼应,和主题是否相容,避免出现此类硬伤.吴正锋通过对田耳创作的具体分析表达了湘西作家对多种艺术可能性的探索,他认为田耳构筑起了一个“佴城”的艺术世界,并与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进行了对比.“佴城”世界是有意疏离沈从文那种美好的湘西世界,沈从文的是古朴典雅、牧歌式的乡村世界,而田耳的“佴城世界”则充满着诡诈、阴险、龌龊,他完整地呈现了不同现实下的人的生存状况,比如说,风尘女子,乡下的教师.总之,田耳把笔触深入到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湘西人的社会生活现实中,构筑了一个可以说是下层人的平庸的、灰色的世界.这种写作,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描写,有时还进入了一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境地,将人细微的内在精神展示出来.他的作品是非精英式的,其写作受余华等人影响,不像沈从文那样具有高高在上的精英情怀.他以贴近普通市民的价值观来进行叙述,所以呈现出来的生活是原生态的.不过吴正锋也观察到田耳创作的色调并不单一,他也有精英的关怀,譬如说《一个人张灯结彩》,它就有一种人文价值关怀,所以他的创作既保存着普通市民的价值、立场,又有着精英的价值和立场.
责任编辑：刘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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