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伯驹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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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在1952年1月23日写的《身世自述》中,谈到他的婚姻.
我祖上是由贫农而富农,到我祖父已成了地主,中了举人.我父亲中了进士,由京官到直隶服官,直到民国四年后退休,又创办银行,寓居于天津租界内.所以,我这个家庭完全是封建时代由地主而官僚长成的,充分表现骄奢堕落的形象,有很多污浊罪恶.我在这个家庭里生长,习染,也不能不有了罪恶.
在我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已给我订了婚,就是我的原配李氏.她父亲这时是候补道,我父亲也是候补道,这就是门当户对的婚姻.我十九岁结婚,结婚之后,家庭罩才知道我的原配李氏夙有疾病（没有月经）,不能生育,并染上烟瘾.
封建旧家庭的传统思想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我二十四岁,我父亲就催促我纳妾.是年,我与邓韵绮（在解放北京前与我脱离关系,并一次给予赡养费,后邓韵绮向最高法院诉请再给赡养费,被批驳）同居,次年生一女,不久天殇.邓韵绮久不生育,又染上烟瘾.到我二十七岁,我兄弟（我叔父之子）病故,两门只我一子,我父亲催我再纳妾,并指示以生育为目的,不论才貌,要身体肥壮.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介绍了王韵细.是年就与王韵绵实行同居,于我三十一岁时生了一子.这时与我叔父同居的扬氏也牛一子.一个大家庭共居一处,大家都很懒惰,有烟瘾的就有十人之多.
我从三十岁研究文艺,对于这样的家庭感觉痛苦,尤其厌恶租界,所以,我常在北京.到民国二十二年,我父亲去世,与我父亲同居的孙善卿庶母交给我很多的遗产,但是不够这大家庭开支.我看了这时国民党的政局现象,我又做银行知事,知道经济前途不可乐观,我的家庭还是这样排场阔绰下去是没有办法的.我就将大部分盐业银行股票交给王韵细,使她试验管理家政,因为儿子是她生的.并且,我对她说,经济前途是很危险,股票的利息是靠不住的,必须紧缩开支,家庭要平民化,譬如在楼上由梯子一级一级地下到平地,总比从楼上坠到平地好.
但是,她不能了解我的话,而且她早已染上烟瘾,每天下午四点钟才起床,没有管理家政的能力.我把股票交给她,是为供给家庭开支,股票的印鉴还在我这里,不是给她个人的,而她会误认为儿子是她生的,交给她的股票我不能再拿走.至于这个家庭开支不够,她没能力把它节俭下来,还要我想办法.
我到三十九岁,在上海与我的爱人潘素相遇,我们两方情愿结为配偶.
张伯驹在痛苦中,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李氏、邓韵绮、王韵细谁不在痛苦中呢？没有情爱的婚姻,不但伤害了张伯驹,而且对她们每个人都是伤害,所以她们只有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在桌上消磨时光.为了逃避这样的家庭,为了躲避一妻两妾,张伯驹到上海遇上情投意合的名妓潘素,便结为配偶.当时,潘素与国民党中将臧卓已经谈婚论嫁,半路杀出张伯驹,臧卓便软禁潘素,张伯驹冒了很大风险救出潘素.
张伯驹自娶了潘素,生活情况大为改变.在张伯驹的影响下,潘素的琴棋书画得到全面发展,成为名重一时的女画家.
（平淡摘自《烟云过：张伯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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