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严歌苓：我不是第二个张爱玲》
本文是严歌苓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文献跟张爱玲和严歌苓和第二个张爱玲方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文 | 本刊记者 黄璐
严歌苓越来越多地被拿来与张爱玲相比.两个女性,都是出生上海,都旅居海外,都是各自大时代极富才情的顶级女作家.但严歌苓说,“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
严歌苓今年59 岁.黑裙,漂亮妆容,踩着高跟鞋,她来了.
因为学舞蹈出身,她腰杆笔直,身段和仪态依旧是出众的.她五官精致,但依旧可以看出面部皮肤的松弛和皱纹.这或许是来自她的长期失眠和创作.
她的写作近似“苦修”.三十年里每天都坚持写作,她的高产完全是因为她独居的时间长,查询大量资料.长时间处于一个人的思索状态,她最长连续三十多天睡不着觉,受抑郁症困扰,长期服用药物.
但她执着和苛刻地要求着美,保持着美.她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则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似乎是她为自己每天举办的一场仪式.
这不仅是取悦他人,而且是与自己平和相处.在她的眼神里,还有十六岁少女的神采,真好.
大时代走过来的女人
20世纪80年代,罗大佑唱着《恋曲1980》,质疑永恒的爱情：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你的权利.”
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下,这首歌发出了几乎是振聋发聩的启蒙先声,在被压抑的年代,开启着一场自我觉醒.
这时的中国文坛也是热闹的、喧嚣的,自我解放和个体意义的价值被放大.在鲁迅文学院的作家研究生班中,严歌苓与叱咤文坛的余华、莫言等人是同学.在1986年加入中国作协时,严歌苓是当时最年轻的作家之一.
就是在这时,严歌苓选择了出走.
她的命运似乎带着某种懵懂和摇摆,像一个出走的“娜拉”.1989年,三十岁,抛开国内一切,她只身前往美国.“我想给自己在文学上一个新起跑点,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
严歌苓是从大时代走过来的女人.
她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12岁时,严歌苓参军,成为一名部队的舞蹈演员.21岁时,严歌苓主动请缨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和这一代50后女性一样,她们在不爱红妆爱武装、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环境下长大.某种文化的叛逆性,让这样一代女性骨子里有某种刚强的成分.
“因为我从12岁开始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从小的部队训练就是律己,我知道不律己的结果就是不喜欢自己.为了让自己喜欢自己,就会对自己有所要求.”
她的“有所要求”,近乎苛刻.
严歌苓到美国后,从零基础开始学英文,边打工边上学,在寒冷的芝加哥天天跑十几个街口上课,“整天‘累呀累呀’地活”.
“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口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韧.”所以,即使在学校爬楼梯间,她还会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者将头发梳出从容来.
作为一个东方人,置身于西方世界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中,是极度敏感而脆弱的.从故土中拔出来,再重新扎根,再拔出来,这是一种创伤.这种“无根”成为严歌苓特殊的一种生活状态.她写移民,写难民,写寄居者,这都源于她本人的亲身体验.
“移民的经历伴随着疼痛,不想融入也想融入.一直到今天,我都不认为我已经扎根到美国,但也不认为自己扎根中国.这就是移民带给我的独特感受.”
“我是被选择的”
在一个大时代里,牵引一个人命运这根线前进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是写作.”严歌苓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契机的,我是被选择的,”
严歌苓的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家里几代人都是学者.“严家有读书写作的传统,有好问的习惯、思考的习惯,写作是不断在进行自我发现,文人家庭给了我遗传基因和,决定了我从事写作.”
父亲给严歌苓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需要荣誉正名的年代,萧马遇到新的爱情后便选择了离婚.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个石破天惊的决定,这意味着冲破中国多年来的传统礼教规束和道德枷锁,要面临巨大舆论争议.
萧马身上的现代性,和留给严歌苓血液里对个性与自由的舒张,成为隐隐牵动她命运的因素.
“我爸爸有句名言：什么是最好吃的？没吃过的东西是最好吃的.我爸爸喜欢游走,到处走,常常拎一个组合音响,一个行李箱一起放在一个大拖车上到处走,就像印度迷你版的大篷车.走到哪里就把音响放到哪里,像个吉普赛人.”
严歌苓是心灵上的吉普赛人.
在部队的经历,严歌苓完成了第一次“出走”.“战争让我看到很多鲜血、牺牲以及生命的消失,让我更加敏感.很多人说我天生有佛性,我爱怜一切生灵,以及猪、鸡,我也质疑人类和动物相处的道德和伦理.”
当舞蹈已经“不够表达自己了”,她选择了笔.在习惯了集体主义叙事的时代语境下,她“从崇拜英雄开始变成关注个体.”
第二次“出走”,便是在31 岁从一个中国作协女作家到美国当一个穷学生.这一次,她身上有着更鲜明的现代性.
“去美国,是我写作生涯的重要契机.如果我不去美国,我可能就看不到世界人眼中的中国,如果我不用英文写作,就不会产生对比,也不会有不一样的思考.”
裸露的神经
严歌苓旅居海外,并辗转世界各地,走得越来越远.她到世界各地寻找素材,体验生活.女性、“”、新移民,成为严歌苓作品的主题.
写作是痛苦的.在创作《扶桑》时,她正在美国读写作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这期间她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常常处于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中,完成之后她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
但她认为自己却是幸运的.“我是幸运的,没遇到什么大的不顺.但这种顺利不是白白来的.我一直在准备,在路上.”
被文学评论家评论为“零差评”,严歌苓的作品几乎囊括国内外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也从来不掉出畅销书排行榜.她凭借《少女小渔》和《天浴》获得十几项港台和国际电影大奖,海外市场反响颇大.她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内地影视圈,《梅兰芳》《金陵十三钗》《归来》等大片热映之后,她的作品已是许多大师级导演眼中的“富矿”.
严歌苓常被与另一个女性相比：张爱玲.
两人都出生在上海,又都移居海外,两人都擅长以女性视角写作,两人都一不小心“出名趁早”,两人都是各自时代极富才情的顶级女作家.
“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严歌苓说,“我写上海没有她写得好,除了写上海,她写其他地方写得不好.”
走遍世界的严歌苓,并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我是一个任何城市的旁观者,所以,我在文学上是个吉卜赛人.我天生敏感,我的神经裸露在外面,所以,格外能有痛感.”
心灵的吉普赛人
严歌苓身上存在着很多矛盾.她始终无根地游走,因为“自己是一个不安定的人,”但她却又极其渴望“留恋”,“我是一个十分怀旧的人”.
“留恋是个很好的词,我很享受留恋,离开才会留恋,离开才会反思,生在其中不会反思,意识不到最喜欢的状态.留恋是一个很文学的方式,包括对爱情,对故土,对父母.”
一个人或许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童年.当足迹走遍世界,无论生活在美国、欧洲、非洲,严歌苓早已无所谓,“处处无家处处家”.但她最喜欢的城市,却是成都.
“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这座城市是和平解放的,所以这里的人们没有太强的政治概念.这里的人幽默,说话好听,东西好吃,人们悠闲地生活.”她说起儿时的成都话,说起少女的趣事,她手舞足蹈.依旧是少女的神采.
2016年10月,在长沙的一次对话中,作家何立伟说严歌苓：“她是我了解的中国女作家里最有国际视野的,这跟她的背景和经历有关.”
严歌苓听了,笑了,接过话头：“说得我不好意思了.其实,还是一个小女人的视野,我具备的只是一个女人的滥好心.”
她不会说“no”.她不拒绝朋友,“只要是姐们的邀请,我就一定会来,这是仗义.”她不想做编剧,只想自由地写小说,但有时候只要求到头上,她又害怕自己不答应“就像多么伤害了人家一样”.
“我这个人活着让很多人高兴,不想让人不高兴.这个原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没有是非观念的原则.”
她心软.看到门口擦皮鞋的,她把他领到大使馆的家家户户里去擦皮鞋.在非洲,一女佣给她下跪,她痛心地说：“我们那里不下跪,你不可以下跪.”在非洲阿布贾的一天,她听到隔壁宰羊的嚎叫,失魂落魄地站在四十几度的烈日下泪流满面,发誓道：“再也不吃肉！”
严歌苓永远在质疑.她探索人性的边界,遗憾的是,失望更多,她对人性成为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但你永远打不倒一个不反抗的人.她不给人性以验证失望的机会,于是用“滥好心”应对.这是她的慈悲,也是她眼神里16岁少女的神采.
严歌苓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汇总,此文是一篇关于张爱玲和严歌苓和第二个张爱玲方面的严歌苓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严歌苓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