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白蕉书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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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是民国书家中最典型的帖学代表人物,清末民初碑派书风虽占据书坛的主流地位,白蕉与其他人不同,却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二王”及魏晋尺牍,在系统内进行革新,追溯至魏晋书风,纠正帖学末流弊端.他靠独立高洁的品格和高超的书法水平,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回归纯朴,汲取魏晋书风之精髓,将魏晋文士的高妙意趣化入寻常琐事且恰到好处,其神态直逼“二王”.白蕉取法晋人的第一条路径是由唐人溯源晋人,这是一条捷径.其早年学书初学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与此同时对褚遂良、陆柬之等人法书也颇为用心.师法“二王”,首要师其笔法,唐人对晋人的笔法保存可信度较高,白蕉走此捷径,不失为一上策.除了学习唐人,白蕉涉猎广泛,同时对五代杨凝式,宋代米芾,明代董其昌、王宠等人法书皆有钻研,真可谓汲取百家之长.
一、白蕉书法分期
白蕉早期以欧、虞为阶梯初探“二王”笔法,中期则直接师法右军得其神韵,从其晚期成熟书风来看,为其所用者更多的是王献之一路.他依靠着自己对“二王”书风独到的理解及不懈的追求,取得了成功.其书学经历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初成面目,师法欧虞
1940年左右,初成面目：欧阳询的楷书从隋碑而来,虞世南是智永弟子,但欧虞楷书从用笔到结体都不无相似之处.而白蕉其他行书,则似乎虞体的成分多些.欧体中宫紧,而虞体中宫宽；欧体多相背之势,虞体多相向之势.虞世南楷书虽为山阴嫡传,然而隶意明显,似过于王羲之、智永,白蕉结字多取相向之势,没有采用虞世南那种平缓右伸的横画和捺画.
(二)步武右军,凤翥龙蟠
1950年左右,风格渐变：以白蕉写给姚鹓雏诗札为代表作品,个人风格已基本成熟,此时的书风尤得王羲之神韵,且气息醇正.白蕉学王羲之,当然是无帖不学,而所得最多的是《得示帖》《孔侍中帖》和《丧乱帖》.白蕉曾自称：“学《丧乱帖》四十年如一日,又据说放大王羲之杂帖张之壁间,日夕观摩,得其神采.”王羲之用笔以裹锋为主,线条瘦硬；折多于转,更见锋棱瘦骨.在这一时期白蕉的行草,笔法精到,气息醇正,点画圆转润朗,舒展大方,结体疏密有致,匀称妥帖,外观柔美,内现力度,润而不肥,枯而不燥,稳险得体,险不怪诞,通篇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息.
(三)自由潇散,不滞于物
1955年后,书法大成：尤以1963年书就的《兰题杂存长卷》为代表,用笔精美,潇洒错落,气息高远.此时的书风更加自由潇散,相比之下书貌特征更加接近于王献之.王羲之和王献之每个人的书风都呈现多面性,都存有“质”“研”特征的书貌,但是羲、献两人书法存有较大差异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以一千多年以来对于“妍”一路书风的继承来看,我们应该承认王献之在“妍”上略胜其父一筹.王献之创造了书法艺术新型的审美风尚,对后世影响深远,宋代的薛绍彭书法和明代的王宠书法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薛绍彭书法最大的特点是温雅清润,在效法魏晋的同时,更加注重其神韵的培育,尤其用心于王献之字的形态,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明代的王宠书法最突出的特点是潇散简淡,他对于王献之的学习似乎已经成为公论.同样取法王献之的骏爽、流便之感,到了王宠这里就变为典雅古淡,其实这是对王献之精髓的时代性把握.白蕉的书法和薛绍彭、王宠是一脉相承的,可谓将王献之一路书法再次推向巅峰.白蕉书法的发展历程可归为“楷书—行书—行草—草书”,这是以年龄为依据进行划分的.与王献之一样,白蕉的草书作品传世最多,也最为世人所称道,其书无论字字独立还是豪放畅达,都很好地继承了王献之书法的衣钵.以杜萌若先生解读的王献之行草书章法为例,将白蕉书法的形式做一比较.第一种为字际穿插：这一种形式一般出现在草书之中,打破常规的单字或者字的组合,造成一种空间冲突,给读者在视觉上带来强烈冲击力.第二种是行间顾盼：这一种情况主要说明的是行与行之间的呼应关系,有时候邻行的字可能伸展到另外一行,虽然字字互不牵扯,但是相邻两行的字势出现呼应之态.
二、白蕉书法特征
白蕉书法别具一格,最突出的特征是独得晋韵,富有独特的美学内涵,可以用古、淡、雅三字来诠释白蕉的独特之处.东晋名士一般追寻潇洒高逸的境界,生活在民国时期的白蕉亦有相同性情,他的言谈举止不拘一格,正是在有意地寻觅魏晋士人的潇洒境界,更有赤脚参加朋友聚会等行为.他的这些举止在当时看来实为高人风致.白蕉拥有温文尔雅的外表,这正是典型谦谦君子之风.君子外表之下却掩藏不住那副桀骜不驯的傲骨,今天看来也正是他狂狷脱俗的气质,才成就其书法独特的内涵.
(一)白蕉书法之“古”
对于其“古”的寓意,我们大致可以理解是师出古法,主要是指宗法“二王”、遵循古法.白蕉选择帖学,但不像同时代的书家那样选择董、赵等人,而是直接宗法“二王”.对于遵守古法,很多书家刚接触书法,为了起点更高一些,标榜“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口号而选择了“二王”.但是更重要的是下一步要能守住古法,也就是能踏踏实实地深入“二王”书法精髓之中.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书家根本没有完成遵守古法的使命,而白蕉是一个踏实深入“二王”传统深处的书家.他的字的每一个简单笔画必是下笔有由,这正是其遵守古法的结果.
(二)白蕉书法之“淡”
“淡”则主要是指白蕉书法的简淡这一内涵,简淡的审美内涵是一种由表及里的显现.这一内涵需要对比才能够更加明确.就像羲、献父子之间的“质”“妍”之辩一样,白蕉的简淡可以和沈尹默的书法做一比较.沈尹默于汉魏诸碑用功极深,其一下笔就能让人感受到汉魏时期的厚重气象,给人一种庄严、沉重之感.相比之下,白蕉书法摆脱了篆隶之气,其笔力就显得柔弱了许多,笔力的柔弱势必带来柔和、雅致、温润之感,这就使得白蕉书法整体呈现出“淡”的特征.导致其书法出现“淡”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白蕉的字结体简单,不像常见的行草书那样有过多的缠绕,而是简简单单几笔,甚至减少牵丝的数量,从而更进一步迎合了其书法简淡的审美内涵.
(三)白蕉书法之“雅”
“雅”是人们对白蕉书法比较公允的评价,因为晋人之韵就包含古雅、典雅之意,白蕉独得晋人韵,其书貌呈现“雅”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沈尹默重视的是法度,程式化的束缚多一些,像马公愚、邓散木等人则更为刻意,其实他们已远离“二王”的精神内核,毫无疑问白蕉是同时代的佼佼者.白蕉学王献之,悟得了其风流倜傥与潇洒自由的真谛.白蕉在章法布局方面将其“雅”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和沈尹默的行书进行比较,沈氏的手札也显风度翩翩,但是其程式化过于严重,就使得其略显俗态.然而白蕉的字革除了多余的枷锁,以行云流水之势给人带来雅的感触.前面所提到的古、淡、雅融合在一起,就使得白蕉的书法展现了一种大美之风.白蕉的字在用笔取法上依傍古人,在结体上简洁明了,在章法上疏密有致,如行云流水.这就使得其书法从细节到整篇给人以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仅停留在视觉上,而是由表及里深入读者的内心.这是白蕉丰厚学养和精湛艺术技能的最佳诠释.
综观白蕉的书法特点：结体潇散洒脱,收放自如；点画简洁凝练,质朴清新；章法疏密有致,不落痕迹.白蕉追求内心绝对的静止,这是一种清澈见底、温润如玉的天然气质,这也正是艺术家所追求的目标.通观白蕉的书法作品,一派天真,他在用笔上简化了起笔和收笔的顿挫,是为儒者风范；在结构上出现随机性的结构脱离,收放自如,全无匠气.在白蕉的作品中看不到炫目的书法技巧,他写的是一种宠辱不惊的气度与心境.他专心于尺牍,把握住了“二王”书法的精髓,笔法间架可学,而气质神韵不可学,所以白蕉高出同时代书家,也是学习“二王”最成功的范例.
三、白蕉碑帖观
白蕉的艺术体悟极其敏锐,他的艺术观是客观的、辩证的.他给予碑帖的态度是：碑与帖同等重要.学书要学习碑与帖中的精华部分,初学者以碑入手为佳.对于争论已久的碑派兴盛的缘由,白蕉评价中肯,认其原因有二.《碑与帖》中这样说道:“清代的学术考据特别发达,当时尤其是古文字学更为进步,因此从古碑、碣、钟鼎文字中发现新义,其价值正足以弥补正史经传某些不足之处.”考据学的发展带动“碑学”的兴起,此为其一.其二,《云间言艺录》中有言:“学帖大弊,在务为侧媚.侧媚成习,所以书道式微也.我国书法衰于董赵,坏于馆阁,所谓忸怩局促,无地自容.”正是因为白蕉精熟于帖,深知“帖学”弊病,所以白蕉倡言学书者初习碑刻尤佳.
在碑与帖的关系上,白蕉认为：“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沉着、端厚而重点画,帖稳秀、清洁而重使转.碑宏肆,帖潇散.宏肆务去粗犷,潇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笔者认为白蕉怒斥包慎伯、康长素的真正目的不是批判碑刻低劣不能学,而是批判包、康扭曲阮氏重碑却无抑帖的本意,推波助澜引领“碑学”狂潮,致使“帖学”笔法一度缺失,为书法带来空前的损失；同时指责康氏不分碑刻好坏,肆意宣扬己见,引学书者误入歧途.《碑与帖》文中有此言证:“长素把造像最恶劣者,像齐碑、隽修罗、隋碑阿史那都赞为妙绝,龙门二十品中,又深贬优填王一种,都是偏僻之论.”从中可以看出白蕉对于碑帖之观念.那么其保持如此纯粹帖派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首先,白蕉是一位真正的文人书法家,厚重朴茂的碑派书法风格与其格格不入.从白蕉的言谈举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魏晋风度的韵律,单是其长相也散发着其温文尔雅的气息,更不用谈及洒脱的处世原则.一个真正的文人书家最重要的是拥有高格调的书风,典雅的“二王”书风正是白蕉的不二选择,我们很难想象白蕉粗犷碑派书风的面目.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白蕉能够不畏时代,坚持自己的追求.碑学时代的力量是巨大的,自康有为以来全国上下无不深受其影响,但是身处碑帖交接时代的白蕉并没有改变自己纯粹的“二王”帖学观念.
四、结论
白蕉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学习经典“二王”帖学,并打通了帖学史,成就卓著.沙孟海《白蕉题兰杂稿卷跋》云：“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此乃对白蕉最好的诠释.在近代碑学昌盛的情况下,白蕉仍然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点,潜心研究帖学,深入挖掘帖学的精髓,纠正董赵末流的弊端,继承其中最优秀的传统,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自己的成就推动了帖学的发展,为近现代帖学的复兴做出了最具实际意义的贡献,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到“二王”书法和帖学的意义及价值,其意义极其深远.
书法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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