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注健康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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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生幸福的起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新时代的人民群众对健康有了新需求.总体上,我国还存在医疗服务供给不充分、健康产业发展不平衡、健康保障不完善等现象,这种情况下,让健康新需求逐步得到满足,正是改革和发展的任务.转变卫生与健康发展方式,完善国民健康政策,正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题中应有之义.本组文章瞄准现实问题,探讨解决之策.
生孩子非要忍着痛吗？
生孩子成了“受难”
生孩子有多痛？有人形容像刀子割、像锤子敲,有人形容浑身颤抖、晕厥,有人形容痛不欲生,但这些都无法准确描述长达20多个小时的生产疼痛过程.
专家认为,疼痛是伤害性刺激作用于机体所引起的一种不愉快的主观体验,伴有感觉、知觉与情绪反应.人们对疼痛的体验与感受因人而异,对疼痛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20世纪40年代,美国3位研究者建立了10级的疼痛度量标准.此后,又有学者提出视觉模拟评分法,国内学者曾用此方法对100余例产妇疼痛进行评分,分娩活跃期超过一半的产妇达到重度疼痛标准,接近最高级别的10分.
生孩子痛成这样,有办法缓解吗？有！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剖宫产.
“因为害怕疼痛,一见医生就要求剖宫产的人越来越多.”安徽省合肥市解放军105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步仰高说.有一次,她遇到一名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生的孕妇,费尽口舌跟孕妇讲了一个小时关于自然分娩的好处,结果孕妇生的时候还是坚持剖宫产.
2017年,权威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014年的剖宫产率为34.9%,远高于世卫组织提出的15%剖宫产率警戒线.有研究表明,当剖宫产率异常增高时,孕妇病死率、围生儿病死率不会随之下降,而是回升.产妇近期、远期术后并发症多,对胎儿、婴儿都会有害.
剖宫产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孕妇怕疼痛.近年来,很多孕妇越来越明白剖宫产的弊端,但是对无痛分娩仍不太清楚.
广东佛山的李女士产检时,医生没有告诉过她有无痛分娩技术,她通过微信群了解到此方法.生产的时候,因为太疼,她喊来医生要求无痛分娩,过了很久才有医生来签协议.结果镇痛药还没打上,宝宝已经出来了.
李女士的经历反映了我国分娩镇痛现状.她生产的医院是一家综合性公立医院,产科医师没有明确给她讲过分娩镇痛技术,医院也缺乏人手来开展.很多人似乎都默认一个观点,即生孩子必须经历疼痛,镇痛对孩子、大人都不好,不应被鼓励.
李女士是“90后”,代表着现代女性对舒适化分娩的新需求.随着收入水平、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升级,从关注结果到结果、过程双关注,从关注技术到技术、服务双关注,开始追求舒适化、个性化、人性化的医疗服务体验.
分娩镇痛难普及
无痛分娩,在医学界称为分娩镇痛,其实并不是完全无痛,产妇仍会有轻微宫缩痛,并可以屏气用力.1979年首届全欧产科麻醉会议提出,硬膜外阻滞用于分娩镇痛是最有效的方法,发展到今天,硬膜外自控镇痛技术已成为国内外应用最广泛的技术.
1847年,世界第一例分娩镇痛在苏格兰临床成功应用.如今,美国分娩镇痛率达到85%,英国达到90%,法国有的医院应用率达到96%.而在中国,分娩镇痛率仅为10%,大城市妇产专科医院、私立医院开展得多一些,综合性医院几乎没有.从地区来看,南方应用率比北方高.
分娩镇痛技术已经成熟,为何在国内应用率这么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麻醉科主任徐铭军分析,这种现状主要是非技术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孕产妇、家属对分娩镇痛的认知程度较低,不了解有什么技术能帮助缓解产痛.
其次是产科对分娩镇痛有认识误区,一些产科医师、助产士认为镇痛法会导致宫缩乏力,影响产程,而疼痛可以判断产程进展.
第三,医保报销因素影响临床应用.分娩镇痛在大部分地区没有医保收费项目,北京虽然有,但是非常低,只有200元,其中包括了麻醉费130元.而实施分娩镇痛需要一个团队协作,麻醉医师、产科医师、助产士必不可少.
第四,麻醉医师缺乏,人手紧,影响分娩镇痛技术的推广.我国每万人口只有0.5个麻醉师,而英国为2.8个,美国为3.0个.人手紧张、需要长时间盯着产程、收费低,成为阻碍我国开展分娩镇痛的重要原因.
徐铭军认为,从麻醉学来看,一些痛是“好痛”,提示疾病隐患,一些痛是“坏痛”,不提示病因.“产痛就是一种‘坏痛’,疼痛让一些产妇吃喝不下,宫缩乏力,导致产程延长,很多人对分娩产生惊恐,甚至不想生孩子.这种‘坏痛’应该给予缓解.”他认为,产科医师主导孕妇的选择,产科和麻醉科有必要进行学科交流.
麻醉医师是一个精神压力巨大、风险度相对较高的职业,几乎所有手术都离不开他们,“手术医师是车轮战,麻醉医师是持久战”.国外的麻醉医师以团队形式开展工作,而国内的麻醉医师是单独开展工作.
“分娩必痛”过时了
如今,私立妇产专科医院无痛分娩很受欢迎.很多孕妇就是奔着无痛分娩才去私立医院生孩子.在“双11”网购促销活动中,私立医院几万元的“无痛分娩套餐”被争相抢购.
北京和睦家医院麻醉科主任刘薇告诉记者,该院分娩镇痛率在90%以上,很多孕妇冲着这个到和睦家生孩子.医院每天安排1-2位麻醉医师值班,全力支持分娩镇痛.
刘薇认为,硬膜外穿刺镇痛的技术非常成熟,一直是业内公认的比较安全、有效的技术.除了人手短缺,观念也是影响分娩镇痛普及的重要因素.
一些产科医师认为,镇痛会让产妇没力气生孩子.“通过改进给药方式,基本上不会有这个问题.通过加强分娩镇痛团队,包括产科医生、助产士和麻醉医生的整体培训,可以将分娩镇痛的不良反应降到最低.”刘薇说.
孕妇、家属对用麻醉药进行镇痛也有顾虑.很多人对分娩镇痛持怀疑态度,认为打了麻醉药会对孩子有影响,认为产妇硬膜外穿刺后,背部、腰部会落下病根.中国人更看重对孩子的影响,照顾产妇的感受排在第二位.家里老一辈人普遍认为：“我们都这样过来了,怎么你就不能生了？”社会上也普遍认为,生孩子不是生病,不需要治疗,无关生死,忍一忍就过去了. “分娩必痛的传统观念需要转变.镇痛可以提高产妇舒适度体验,属于更高层次需求.”刘薇说.
在中国,生孩子不仅仅是孕产妇的事情,还是丈夫、公婆、父母甚至整个大家庭的事情.选择剖宫产还是顺产、要不要选择镇痛,这些典型的医学问题也是家庭问题,家庭甚至代替孕妇作出决策.产妇对疼痛的认知、婆媳关系等都能影响疼痛程度.
徐铭军领衔北京妇产医院在全国开展康乐分娩镇痛推广项目,在各地举办公益性讲座、培训人员.徐铭军认为,医改政策应该鼓励开展舒适化医疗服务,进一步改善产妇生产体验.他建议,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收费项目,同时,应加紧培养麻醉人才,补上人才缺口,以利于更好地开展分娩镇痛.
宝宝护理,请月嫂靠得住吗？
请个月嫂麻烦不少
北京市朝阳区立水桥的居民陈爽最近有点烦：“本以为花钱请月嫂会很省心,没想到,请个称心如意的月嫂太难了.”
原来,陈爽夫妇前不久添了二孩,顺手就找了生第—个孩子时负责照料的那位月嫂.“这个月嫂我几年前请过,业务很好,人也售的过,只是她经常接私单.”陈爽口中的“接私单”,指的是该月嫂不属于任何家政服务机构,平时接活全凭熟客介绍.
结果,来陈爽家照料孩子不到半个月,这位月嫂就辞职了,理由是先前约的另一户人家提前生小孩,她必须要走.陈家人一下子陷入了被动,“找单干的真不靠谱,虽然收费便宜点,但她说走就走,也没地方投诉啊.”
吃了“无组织”的亏,陈爽赶紧又找到一家大型月嫂中心.“月嫂经理人往家里带了4个阿姨,每人都说自己有经验、带过好多小孩.我也不懂专业护理知识,就凭眼缘挑了一个.”
陈爽咬咬牙,花了1.2万元,聘请了一位自称经验丰富、齐全的“专业”月嫂.只是没过几天,家里人便发觉不对劲.
“她的技术让我不放心.”陈爽说,“这位月嫂和之前聘请的那位月嫂都考过相关,可两人在给孩子喂奶、推拿等方面,手法完全不同.同样是按摩肚皮,一个说要按3/4圈,以免伤及脾胃,另一个坚称要按满整圈.再比如孩子吐奶了,一个建议吐奶后不要喝水,说这是正常现象,另一个直接喂水喝,说这样可以把胃酸冲走,反正各说各的理,让我心里没底.”
陈爽发现,就算是从专业机构聘请月嫂,对月嫂其实也没什么约束力.“我家月嫂曾给我看过她的手机,里面加了好多个月嫂推介群,每个群里都有家政公司的人拉业务,万一她在某家机构被投诉,可以换个东家继续干.”陈爽感慨,“如此松散的管理,难怪月嫂们越发任性.’
但就算这般折腾,陈爽也说自己知足了：“是否专业先放一边,好歹没碰上坏人,请来的月嫂没有故意伤害我家孩子.”
至于那些传说中素质高、服务好、技术全面的“金牌月嫂”,陈爽不是没打听过.“我去店里问‘金牌月嫂’,那真是又贵又火,动辄月薪要近2万元,往上找还有更贵的,远超我的经济能力,而且就算有钱请,也不一定能排上队.”
“说白了,月嫂市场是卖方市场,供不应求.身边朋友生了小孩,都头疼这事.请月嫂难,请好月嫂更难！”陈爽说.
“金牌月嫂”标准不一
李秀花是北京红墙月子会所的运营总监,在母婴护理行业有超过7年的管理经验.据她观察,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社会对月嫂的需求有增无减.“以北京为例,几年前,在所有新生儿家庭中,请月嫂的家庭约占15%,人住月子中心的约占7%,而近两年,这两个数字都以5%的速度递增.相对应的是,优质月嫂越来越火,‘金牌月嫂’都是活儿等人,每月连轴转,一年得护理10多个小孩,年薪最高可达几十万元.”
按照业内的评级规则,月嫂的等级从低到高,由一星至五星,最高级别是金牌.级别越高,所需的培训越多.
“在我们中心,月嫂在拿到金牌评级之前,需要考取高级母婴护理师、母乳喂养指导师、熏蒸师、小儿推拿保健师、产后修复师、营养师、心理疏导师等多项专业技能认证.”李秀花说.
2015年,国家标准委发布《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两项国家标准,并于2016年实施.李秀花介绍,两项“国标”规范和统一了月嫂的评级,但在具体执行上,有关部门并没有设置独立的评定机构和统一的培训机构.同是“金牌月嫂”,质量参差不齐.“比如在我们这里,成为‘金牌月嫂’之前,培训人员必须先做育儿嫂,但在其他机构就不一定这样办.”
“对月嫂行业的监管存在真空.人社部、教育部、国家卫计委、国家标准委等都出台过相关规定,但政府部门没有直接参与对月嫂机构的监管,行业协会只能监管会员机构,而乱象恰恰多发于一些非会员机构.”李秀花说,“此前媒体曾一些家政公司光收钱、不培训就给人办月嫂证,这不但会伤害到新生儿,也严重损害了行业信誉.’
李秀花说：“我见过一些所谓资深月嫂,带过不少孩子,但实际上她们单纯靠经验做事,没有经过系统科学的培训.这些月嫂喜欢用一些婴儿保健的‘土方子’,但毕竟未经科学验证,存在安全风险.”
育儿不能依赖月嫂
“现在月嫂市场这么火,不仅是因为家长们有钱了,更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会带孩子.”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医融合中心主任郭建军指出,随着城市化发展,以往的大家庭都分散成了小家庭,大部分年轻家长都缺乏婴幼儿护理知识和技能.
“再专业的月嫂也有短板.”郭建军调研后发现,大多数月嫂在婴幼儿运动指导上做得远远不够.“月嫂提供的主要是婴儿抚触和活动操.这属于被动运动,没有激发孩子主动运动.另外,月嫂在运动训练上缺乏规范,而错误的方法不利于婴儿健康发育.”
郭建军说,游泳最好是家长陪孩子一起游,让孩子体验泡在水里的感觉,提高心肺功能.但月嫂大多会在幼儿脖子上套个泳圈,把头部浮在水面,这种姿势不仅收不到锻炼效果,还可能拉扯脖颈,伤及颈椎.“婴儿锻炼更需要家长参与,既促进健康发育,又能强化亲子关系,这是月嫂无法替代的.”
“从母亲怀孕到孩子出生后两岁的‘生命—千天’,是国际公认的生命健康窗口期.这一时期的养育质量,决定孩子—生健康.”郭建军说.
2017年8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发布《婴幼儿运动发展指南》.该指南指出,婴幼儿的运动发展,长期以来未引起各界重视.实际上,婴幼儿科学运动是各项机能系统发展的基础,能够对未来健康产生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近期来看,可改善睡眠、促进饮食、增强体质；远期来看,可降低今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风险.
“婴幼儿健康离不开体医融合.”郭建军解释,科学锻炼和简单地运动是两回事.科学锻炼是有计划地运动,有针对性地对婴幼儿的心脏、神经、骨骼、肌肉进行训练.比如,促进神经发育,需要更换特定的姿势抱小孩,让其感受重心变化；促进肌肉协调,可把孩子放在大球上,进行不平衡稳定训练.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古桂雄是研究婴幼儿发育的专家,他主张孩子少吃药、多运动,比如通过游泳来治疗咳嗽等.这些体医融合的做法,曾被许多家长误解.郭建军说：“我最近上网一搜,发现认同古大夫的家长越来越多了,一些久治不愈的幼儿,经过科学锻炼,再没有犯过病.”他建议,父母应主动学习和掌握科学育儿知识,不要错过“生命一千天”的关键期.
心理健康服务还需抓紧补短板
心理门诊一号难求
北京市安定门附近居民刘女士的儿子明年高考,本来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这次期中考试考砸了,整个人都蔫了,一天也不说一句话,长时间地发呆.刘女士有点慌,好不容易做通儿子的工作去看心理医生.但没想到,北京安定医院心理咨询的专家号非常难挂,连续几天都挂不上号.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一项研究显示,约1／4的人群有失眠问题,失眠群体大约3亿人,而心理障碍导致的失眠占很大一部分.据调查,我国心境障碍患病率为4.06%（其中抑郁障碍患病率为3.59%）,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98%,在65岁及以上人群中,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5.56%,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为1.84%.
中科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教授祝卓宏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心理问题表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经济收入水平高的人群,心理满足感与经济收入相关性降低,财富带来的幸福感不再增加,心理问题日益复杂.而经济收入水平低的人群,在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都有很大压力,一旦得不到疏解,心理问题随之而来.但是,国内心理健康服务供给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截至2015年底,我国有精神科医师2.77万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的心理咨询师不到3万人,远远低于同等经济条件的其他国家平均水平.
心理咨询不再看“证”
最近,人社部宣布140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行清单式管理,心理咨询师不在目录之中.这意味着,从事心理咨询无须再考资格证.
2002年,我国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启动,15年间拿到证书的人数超过100万.由于心理咨询师没有接受系统的心理教育、实践学习以及继续教育、督导管理,绝大多数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并不具备工作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郑日昌指出,我国心理咨询行业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从业人员所受训练不够,缺乏临床经验,公众对其信任度较低.
祝卓宏分析,证书只代表通过了国家举办的资格考试,不代表实际能力水平.职业资格证书,并不能为广大用户提供一个专业承诺或契约,不能按照二级、来评价职业胜任力水平.花钱考个证书,而没有真本事,就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声誉和发展.
“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取消,是心理咨询规范化管理的第一步.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不等于取消了心理咨询这个职业,更不等于取消了心理咨询专业.”祝卓宏说,心理咨询师应意识到最重要的是提高专业与职业胜任能力水平.心理咨询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只有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才有可能成为真正合格的心理咨询师.
心理治疗人才稀缺
北京某高校大四学生李天阳患有严重洁癖,惧怕狂犬病毒,与狗有关的一切事物都要回避,不能看到狗,不能坐公交,随身带着湿纸巾不断地擦拭,最后只能在家里待着.他去几家心理咨询机构试了试,每小时付费高达1000元,却并没有减轻他的症状.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分析,这名大学生的“洁癖”,仅靠心理咨询无济于事,必须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帮助.
目前,我国心理治疗师的准入门槛比较高.一是至少是精神或心理学本科毕业；二是需要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对精神科各类疾病特点有所把握；三是需要100个学时以上的连续培训,完成至少3个心理治疗案例分析；四是需要具备中级以上职称.
《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治疗只能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心理治疗是精神科医院的医疗服务之一.但是,由于心理治疗收费过低,医院普遍不愿意开展心理治疗服务.以北京回龙观医院为例,正高职称医师的收费标准是60元／次,副高职称50元／次,主治医师40元／次.医生的精力是有限的,若按照半天治疗3名病人计算,一天最多治疗6名病人,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
杨甫德说,很多心理治疗师因地位低、不挣钱、上升空间受限等,纷纷离开医院.而在心理咨询机构,心理治疗师每小时收费300元至2000元,这是医院无法相比的.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安定医院等专科医院,每天仅有3-4名心理治疗专家出诊.医院开创了团体治疗法等新方法,每组10个人,尽量满足病人需求,保证平均每个病房对应一名心理治疗师.而一支国际通用的专业心理治疗队伍应包括精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等.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建议,将心理学专家、心理咨询师和社工引入精神科医院,为病人提供心理治疗与咨询服务.
养老院,还需大伙托一把
养老机构供求失衡 “母亲以前只有轻微的低血压,身体还算好,能自己走路.照顾她,雇一个保姆就行.但一个多月前,她夜里起来上厕所,低血压发作摔倒,之后身体差了很多,时常感冒.”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的罗恒说,他和妻子都是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工作忙,没时间好好照顾母亲.母亲身体变差后,保姆也难以应付,去养老院成了最现实的选择.
“给母亲找个养老院可费劲了！”罗恒为她找了十几家养老院,对方都不收,最后总算在天通苑附近找到了一家养老院.
“如果不堵车,开车到养老院看母亲需要1个多小时.”罗恒介绍,他每周一、周三上午10点请假去探母,来回一趟很费时间.罗恒也争取过让母亲住进所在社区的养老院,但进不去,.原因是该社区养老院还有20多位老人排队等候入住,正常需要一年时间.“只能找郊区的养老院,还得托关系.”罗恒无奈地说.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已达2.3亿,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万,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2.55亿,占总人口的17.8%左右.截至2016年底,我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4万个,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30.2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1.6张,与发达国家50-70张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
“大城市养老机构供求严重不平衡,公办养老机构更是一床难求,”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医养结合分会会长、浙江绿康医养集团董事长卓永岳说,公办养老机构有政府支持,运营成本较低,收费也较低,且运营经验丰富,服务更规范,老人愿意入住.但是,公办养老机构数量有限,地理位置较好的养老院常年有排长队现象.民办养老机构收费贵,有些是非专业人士在做,服务和管理跟不上,加之位置较偏,入住率相对较低,不少床位闲置.
“从北京的情况看,养老院总数没有太大的缺口,问题是有的养老院没人住,有的养老院需要排很长的队.”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东篱敬老院院长祝海说,很多养老院在远郊,交通不方便、医疗设施不完善,无法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老人不愿意去,容易出现床位空置.
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现在养老院的真高.”家住上海静安区的陈晓云说,2016年给75岁的父亲找到一家条件很一般的养老院,一个月的床位费用接近1万元,还不包括吃药等费用.
“养老院的费用为什么这么高？主要是因为高昂的房租成本、不断上升的人力成本、过低的运营补贴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分析,大多数老人需要的是服务质量高、收费较低廉的养老机构,目前只有少数公办养老院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有政府财政补贴或者事业编制,所以才能做到低.
祝海介绍,东篱敬老院有80多张床位,主要解决政府供养老人的养老问题,比如孤寡老人、残疾老人,每个月最多收费3200元.东篱敬老院有一部分是市场化的,每个床位每月收费6000-7000元,在行业中是比较低的.东篱敬老院成本比较高,除了完成政府托老任务,还要面向市场,不然收入太低,很难经营下去.
祝海算了一笔账：一方面是能源成本高.现在敬老院供暖、烧水、做饭等改烧天然气,高了很多.另一方面是人力成本高.敬老院现有32名工作人员,人均月工资4500元左右.由于工作人员以外地人为主,敬老院还需给他们提供住宿.目前政府对东篱敬老院没有补贴,只有中国福利彩票每年有些资金捐助,但不定向,额度也不稳定.
卓永岳分析,绝大多数民营养老院属于重资产机构,需要买地、建房、购置设备,成本非常高,收费自然也较高.民营养老院要想可持续经营,必须要盈利,至少是微利.浙江绿康医养集团旗下的养老院都是公办民营,对自理老人每月收费3000-3500元,失能老人每月收费5000-6000元,有慢病的老人每月收费8000-10000元,医疗费用可纳入医保报销.相对于普通民办养老院,公办民营养老院收费比较低,能兼顾两种模式的优势,是今后养老院发展的一条路子.
补“床头”不如补“人头”
如何解决大城市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问题？
杨立雄认为,目前政府补贴主要是补“床头”,而不是补“人头”.建议今后不再对新建或改建的养老院给予补贴,而是根据符合资格且人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数量,给予养老机构相应的补贴,并提高补贴标准,以鼓励养老机构收留更多老人.政府应适当增加养老机构,做好建设规划,树立社区化和便利化理念,建设更多的社区式小型化养老机构.有关部门需加大养老服务产业的开放范围,鼓励民营资本投入养老机构,探索多种经营模式.
卓永岳认为,很多二级医院可转型为养老机构.与三甲医院床位紧张不同,二级医院经常出现床位闲置、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可转型为老年康复医院或护理院.治疗老人常见病和慢性病,二级医院的条件绰绰有余.这样,二级医院可以增加就诊率和入住率,更好地利用床位资源.目前,二级医院转型为养老机构,还有一些体制机制需要改变.有些二级医院管理者比较保守,绩效体系落后,医务人员积极性难以调动.
卓永岳说,无论公立养老机构还是民营养老机构,政府都应给予土地、税收优惠,增加运营补贴.医养结合不是简单的“医院+养老”,而是医院与养老机构的有机融合,让养老机构能提供专业化的医疗服务.
（本组文章据《人民日报》）
关注论文参考资料：
归纳总结,这篇文章为一篇关于需求和新需求和健康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关注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关注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