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延安时期十一运动是谁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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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
20世纪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被称为全国的“模范区”,其突出的特色,除了政治,就是十分完善的社会建设.边区通过大生产、劳模运动等方式,使绝大部分群众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是殊为不易的.在边区的各种社会建设中,“十一运动”广受关注.“十一运动”不是“十个一”,而是边区开展乡村社会建设的“十一项”举措,大致可分为区乡、村、户三个层面.在区乡要求“每区有一处铁匠铺,每乡有一个铁匠炉；每乡有一处民办学校和夜校；每区有一处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乡有一处义仓；每乡有一副货郎担”.在村的层面,“每村有一架织布机,每村有一个接生员,每村有一眼水井”.在家户的层面,要求“每户有一年余粮,每人识一千字,每户有一牛、一猪,每户种一百棵树,每户有一处厕所”.这些内容被分为11项,包括了边区经济、文化、卫生等各项建设,为边区人民实现富裕文明的生活理想设计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也为改造中国其他地区乡村社会的落后面貌树立了典范.
然而,关于“十一运动”最初是谁提出的,相关著作一直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一些人认为是最先提出的,这一说法有其缘由,2013年文献研究室新修订的《年谱》中记载：1944年8月,同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时,“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这一段史料来源权威、描述详细,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即认为“十一运动”是最早提出的.
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通过史料回归历史的“现场”.据当时出版的《解放日报》,早在1944年8月,“十一运动”已经在延安市开始了.9月15日,该报头版发表社论《十一运动》,其中指出：这个运动是全面的和长期的经济文化建设运动；它符合所提倡的长期建设边区的方针,是抗战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这一运动首先自延安市开始,在边区各县中尚属创举.这一运动的十一项具体任务,在各地实行起来,容有因地制宜、增减修改之处,但它的基本内容和精神,确是适合全边区各地人民的需要,值得大大提倡和推广.再向前追溯,在8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确有“延市开展十一运动”的报道,其中述及：“上月延安市政府委员常驻议员联席会和区乡长联席会,总结了延市上半年的工作,指出延市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超过原来计划”,为延安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延市最近根据的号召,提出了‘十一运动’,这一长期建设延市的新方针,其具体内容如后：一、每户有一年余粮.二、每村一架织布机.三、每区一个铁匠铺,每乡一个铁匠炉.四、每乡一个民办学校和夜校,一个识字组和读报组,一个黑板报,一个秧歌队.五、每人识一千字.六、每区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每村一个接生员.七、每乡一个义仓.八、每乡一个货郎担.九、每户一牛一猪.十、每户种活一百棵树.十一、每村一个水井,每户一个厕所”.该报道并说,区乡联席会议后,区乡干部回去即着手准备实施“十一运动”,一般都经过乡一级“一揽子会议”及村民大会集中了下面的意见,制定出具体的实施计划,群众的反应一般都很积极,当前可以进行的各项工作,已经在各乡着手进行中.这一报道说明,“十一运动”最晚在1944年8月即由延安市提出,并在一些区乡已经着手讨论和实施.
可惜,1944年8、9月间的《解放日报》仅说明“根据的号召”,并未明确“十一运动”最初是由谁提出的.1944年,刚好也是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年份.其中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的约翰·S·谢伟思先生,是美军观察组的主要成员之一.谢伟思在延安多次与会面交谈,其中谈到了“十一运动”,这被详细记录在他发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该报告集中文名为《在中国失掉的机会》,1974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1974, Random House）,1989年,中国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该书.书中记述,1944年8月,同谢伟思会面时,谈到许多重要内容,包括李鼎铭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一事.建议说：你们还可以访问一下边区政府,再去农村走一走,去农家看一看.前些天李鼎铭代主席在开会时向农民提出：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抚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边区农民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谢伟思的这一记录,曾被陈敦德的《接触在1944：美军观察组》一书引用,后又被李长域写入《李鼎铭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文中.
循此线索,重新检视1944年的《解放日报》,可以发现1944年7月12日该报头条发表了《进一步准备反攻,进一步建设边区》的长文,该文注明系李鼎铭于7月10日在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该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到了边区建设的设想：为了建设边区,需要有一个通盘打算的、全民的经济建设计划与文化建设计划,限年完成.为了人人丰衣足食,并有基础备荒和向前发展,要做到每家至少余一年粮.为了预防水灾特别是旱灾,要做到普遍兴修水利,每家平均植一百棵树.为了工业品特别是农具和布的完全自给,要努力发展家庭纺织业、合作纺织业与合作打铁业.为了消灭文盲,人人能读书读报,要发展小学、冬学、识字组与读报组,做到每人至少识一千字.为了抵抗疾病,保证人民健康,要做到每区一个医务所或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为了经济又为了卫生,要做到每家有一个适用的厕所.李鼎铭提出的“七个为了”,应该就是延安时期推行“十一运动”的雏形,而向谢伟思所言的“开会”,应该就是7月10日的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
《解放日报》的这一记载,在《谢觉哉日记》中也能找到佐证.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在日记中简要记录了延安的“十一运动”.1944年边区计划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同时举行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6月14日的日记中,谢觉哉记载了大会的准备情况,其中写道：农业方面,每户最低要有一年余粮,一头耕牛,一百棵树.文化卫生方面：和愚昧斗,不论男女,每人最低要认得一千字；和疾病斗,每乡要有一个卫生所,有接生的、治一般疾病的、治牛羊疫的医生和药品；还要饮好水——打吃水井、窖雨水等；要一家有一茅厕,既卫生又经济.在10月9日的日记中,谢觉哉详细记录了延安市的“十一运动”,包括每户一年余粮,每村一架织布机,每区一个铁匠铺,每乡一个民办学校和夜校,每区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义仓,每村一个水井等.谢觉哉的记载可以说明,“十一运动”的雏形虽然是李鼎铭在1944年7月正式提出的,但早在同年6月,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准备会中就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想法,并与谢觉哉等做过多次讨论.后来,获悉这一运动,及时进行了总结推广,进而成为影响全边区的一项社会建设运动.（编辑黄艳）
作者：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运动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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