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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方面论文范文数据库 和媒体外交视野下中兴事件的报道框架分析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有关论文范文数据库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事件范文 类别:论文模板 2023-12-31

《媒体外交视野下中兴事件的报道框架分析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

该文是事件方面大学毕业论文范文与《中国日报》和媒体外交视野和《纽约时报》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一、引言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的禁售令,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受禁令影响,中兴的正常经营活动无法继续.5月13日,特朗普在推特中表示“致力于让中兴恢复营业”,引起部分议员的不满.7月12日,在中兴通讯缴交14亿美元罚款及保证金后,美国商务部正式解除对该公司的出口禁令,中兴可以重新向美国公司购买零件,恢复正常生产.

美国制裁中兴事件本是关于中国企业的商业事件,但在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存在相当冲突的国际环境中,中兴事件的讨论被“政治化”,成为国家利益的表达,在科技、政治等方面也产生了连环效应.基于这一特点,本文尝试使用媒体外交(media diplomacy)作为理论视角,结合框架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媒体外交讨论的是公众、媒体、国家政府和外交决策四者间的关系,特别是媒体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在秘密外交时代,外交实践主要依靠职业外交人员的沟通和谈判实现.一战后,大众媒体成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进而通过意见表达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外交方式的变化,大众媒体开始介入并参与外交,逐渐扮演起了调停人(mediator)的角色:一旦争端发生,各方通过本国或其他国际性媒体向国际公共领域投射声音,一方面影响国际公众对争端问题的态度,营造有利于己方的国际舆论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媒体报道来测试其他诸方的反应,探测底线,据此进行策略调整,影响争端问题的发展走向与解决.①

在中兴事件中,中美双方通过大众媒体释放信号,向全世界表达自身立场.而媒介作为沟通和表达的工具,在外交中帮助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国际沟通.本文基于媒体外交的视角,通过比较中美主流媒体的对外报道,来探究差异化报道框架的形成机制以及两国媒体在国际争议性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框架分析的操作策略,对中兴事件的媒体报道进行话语分析.《中国日报》是中国国家级英文日报,其主要任务是对外传播,以及宣传国内外方针政策,本文将其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样本;《纽约时报》则是美国严肃报纸的代表,在国际社会有着良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本文将其作为美国对外传播的样本.在《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上,于2018年4月16日(禁令发出)至7月22日(禁令解除后10天,报道逐渐平息)的时间范围内,以关键词“ZTE China”搜索相关报道,研究者获得《中国日报》报道77篇(包含亚洲版、美国版等所有版本)、《纽约时报》报道143篇.人工筛选、剔除重复样本和不相关样本后,获得《中国日报》有效样本59篇,《纽约时报》有效样本58篇.

基于上述文本进行主题编码,本文提炼出的四个报道框架分别是:“中兴企业描述”“中兴出口禁令”“中美协商”和“核心技术”.研究者从这四个角度出发,归纳《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于中兴事件的报道框架特点,结合报道的数量分布,分析二者间的框架互动.

三、研究发现

(一)《中国日报》关于中兴事件的报道框架

1. 中兴企业描述

《中国日报》对中兴通讯的介绍主要出现在前期报道中.这类报道多次重复中兴通讯在全球通信市场中的地位和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如介绍中兴通讯与美国企业开展了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为美国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呼吁美国要“按照规定适当处理问题,为企业创造公平、公正、稳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中兴-美国事件:政府准备保护中国企业的权利》(ZTE-US case: Govt ready to protect rights of Chinese companies),4月17日].此外,报道强调中兴通讯已经为适应美国规制付出了诸多努力,如建立合规管理委员会、投资5000万美元的合规培训等,并且本次问题是由中兴自我检查并上报的,是中兴通讯管理体系合规和有效性的体现.报道还强调了中兴对核心技术研发的重视和投入,如说明中兴通讯是“2017年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国际专利申请机构之一”[《禁令之后,中兴承诺保护员工和客户的利益》(After ban, ZTE promises to protect staff and clients´ interests),4月24日],为中兴塑造正面的企业形象.

总体来说,《中国日报》通过对中兴通讯的正面报道,塑造了一个实力强大、重视法律规章和核心技术研发的大公司形象,试图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呼吁美方要谨慎处理.

2. 中兴出口禁令

在这一议题中,《中国日报》的报道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进行:其一,《中国日报》直接引用了中方政府和中兴通讯对禁令的反对性言论,并作为多篇报道的标题,如《中兴-美国事件:政府准备保护中国企业的权利》,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方的强烈反对态度.其二,报道试图说明美国颁布禁令的意图是不正当的,是把“经济竞争政治化”,旨在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美方不应该将经济竞争政治化》(US should not politicize economic competition),4月18日].其三,引用中方政府、专家学者、第三方咨询公司(如MOOR Insights and Strategy)的观点,报道禁令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如给高通等中兴通讯的合作伙伴带来巨额业务损失、影响美国的商贸投资环境、影响全球通讯市场以及5G网络的建设等.

总的来说,《中国日报》通过对中方反对声明的反复报道和禁令不合理性的多维论证,对美国的下一步行动产生了一种警告意味,同时在国际社会营造有利于中方的舆论环境.

3. 中美协商

《中国日报》对中美协商过程,特别是协商结果和各方评价,进行了跟进报道.报道显示中美协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中美官员在北京举行了经贸磋商会议,美方官员表示会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中方的反对意见.中方和美方部分专家、官员对中美协商对话表示了肯定,期望中美能维护稳定健康的贸易关系.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商务部帮助中兴通讯公司重返市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在中兴问题上发表的积极评论“表示赞赏”[《中方赞扬特朗普对中兴事件的评论》(China praises Trump´s ZTE comments),5月14日],同时也得到了各方人士的肯定.最后,中方代表赴美进行经贸谈判,会后中美就挽救中兴通讯达成了协议,国内各界对此持肯定态度.截至7月3日,中兴通讯被允许暂时恢复商业活动,股价开始上涨;7月12日,美国与中兴签署托管协议,托管金到位即解除禁令.托管协议签订后,中兴股价出现飙升.

可以看出,《中国日报》主要对协商结果和各方评价进行正面报道,包含中美、专家学者、其他媒体及第三方组织(如咨询公司)等多方信源取证,呈现了中美通过协商对话逐渐平复中兴危机的叙事逻辑.

4. 核心技术

中兴事件折射出的中美电信技术差距也是《中国日报》的报道重点,且其中主要为半导体技术.《中国日报》通过引用中国政府、专家学者及业界人士的观点,说明了中国半导体核心技术不成熟、过于依赖进口的现状.此外,还报道了中国政府对半导体产业实施的新扶持政策,以及中兴事件后,以阿里巴巴代表的中国公司为支持本土半导体发展而采取的积极行动.《中国日报》报道了国家主席在全国会议及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讲话,会中提到了中兴事件对中国加大核心技术发展力度的启示,将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积极的网络力量》(Positive internet power),4月23日].

总体来看,《中国日报》采用了国家独立自主发展高科技与民族企业创新的宏大叙事,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建构正面形象.(二)《纽约时报》关于中兴事件的报道框架

1. 中兴企业描述

这一议题中,《纽约时报》部分报道纵向回顾了中兴通讯以往被控贿赂、超额计费和违规的历史,或者横向比较中国另一家高科技公司——华为在国际市场遭受的抵制,再结合美国政府或相关专家的观点,将中兴视作美国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纽约时报》还关注中兴通讯与中国政府的特殊关系及其政治意义,将中兴通讯视为“中国政府地缘政治的筹码”[《中兴是什么?一个特朗普想要拯救的中国地缘政治的筹码》(What Is ZTE? A Chinese Geopolitical Pawn That Trump Wants to Rescue),6月7日].还有的报道选择性地引用中国媒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指出“中国企业不应该成为依靠北京把它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巨婴’”[《被美国拯救的中国中兴,有着坎坷的过去和摇摇欲坠的未来》(China´s ZTE, Sed by U.S., Has a Checkered Past and Shaky Future),6月8日].

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将中兴建构成为一个存在“不法前科”、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且有中国政府在背后撑腰的高科技企业的形象,从侧面证明禁令的正当性.

2. 中兴出口禁令

在禁令的原因方面,《纽约时报》将其归结为中兴自身的违法行为,以此证明禁令的正当性.在禁令的性质方面,《纽约时报》将中兴事件视作中美贸易战的重要一环,经常将其与中美关税战结合在一起进行报道[《特朗普的贸易战惊动市场,白宫等待中方让步》(Trump´s Trade War Spooks Markets as White House Waits for China to Blink),6月19日].在禁令的影响方面,《纽约时报》通过采访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等多方信源,呈现禁令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一方面介绍了禁令对中兴的约束作用和对国家安全的保护;另一方面又指出由禁令引发的中美贸易战对美国企业的负面影响,如农产品积压[《为什么特朗普可能屈服于中国:爱荷华的大豆农民》(Why Trump Might Ce to China: Iowa Soybean Farmers),6月7日].

总体而言,《纽约时报》首先将禁令定性为合理、合法,并将其与中美贸易战联系在一起,而在对禁令影响的分析上则较为客观、中立.

3. 中美协商

《纽约时报》对中美协商过程的报道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解读中美正式外交对话,如猜测美国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方的帮助,从而保证美朝会面的顺利进行,而中兴正是双方谈判的筹码[《鉴于朝鲜会议临近,特朗普达成协议拯救中国中兴》(Trump Strikes Deal to Se China´s ZTE as North Korea Meeting Looms), 6月7日].而投资者认为“中美政府之间不断升级的对峙只是一种谈判策略,实际结果将会温和得多”,因此股市并未受到较大影响[《为什么投资者不会被国际经济秩序的裂痕所吓倒》(Why Investors Aren´t Spooked by Crack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6月12日].二是美国内部关于中兴事件的争论,如特朗普态度的转变与伊万卡商标在中国的顺利过审在时间上恰好吻合,令批评人士质疑特朗普不顾国家安全,从中谋取私人利益[《伊万卡赢得中国商标,然后她的父亲宣布要拯救中兴》(Ivanka Trump Wins China Trademarks, Then Her Father Vows to Se ZTE),5月28日].两党议员也对特朗普对华态度的软化表示不满,联合通过法案,试图阻止对中兴通讯的解禁.尽管特朗普政府表示,此举不是在“宽容”中国,而是贸易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捍卫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略》(Trump Defends Administration´s Trade Strategy With China),5月21日],但反对者认为对中兴通讯的任何决定都不能与贸易谈判挂钩,它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执法行为[《贸易还是执法?特朗普和助手在中兴通讯问题上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Trade or Enforcement? Trump and Aides Give Conflicting Statements on ZTE),5月16日].在美国商务部正式解除对中国中兴通讯的出口禁令后,仍遭受了部分议员的抨击,认为此举“再次让主席和中国政府成为大赢家”[《在中国电信公司中兴的问题上,共和党人向白宫低头》(Republicans Bow to White House on Chinese Telecom Firm ZTE),7月20日].

总的来说,《纽约时报》除了对中美正式外交进行解读,更多的是报道美国内部对于中美协商过程的争论,包括美国内部的多元意见,以及特朗普政府与议员的博弈.

4. 核心技术

这一议题上,《纽约时报》引用中美发言和报道以及相关专家的意见,指出中美已经打响在高科技领域的攻坚战.一方面,《纽约时报》指出,中国企业和资本在国外市场面临着侵犯知识产权的质疑,此次事件也暴露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另一方面,强调打击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对美国企业发展关重要,“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在美国法庭上进行,而不是在贸易谈判上”[《在贸易领域打击中国时,特朗普被认为忽视了美国新兴产业》(In Hitting China on Trade, Trump Is Seen Neglecting U.S. Emerging Industries),6月21日].

在这一议题上,《纽约时报》将中兴事件视作中美两国高科技领域攻坚战的一部分,并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报道本国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对中国的科技进步持警惕态度,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

(三)《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报道框架的比较分析

1. 报道重点不同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日报》围绕中兴出口禁令的报道最多,主要是表达中国对于禁令的反对态度,其次是关于中美协商的报道,特别是相关进展的报道,此外核心技术的议题也受到了较多关注.《纽约时报》则重点报道了“中美协商”,比例高达74.1%,其中主要是美国内部对于中美协商过程的多元化观点的争论;其次是关于核心技术和出口禁令的报道.两家媒体对于中兴通讯公司的背景介绍均占比最小.

2. 报道框架冲突

《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在共同议题上存在诸多冲突之处.首先,在“中兴企业描述”方面,《中国日报》以塑造正面的企业形象为主,从而凸显禁令的不合理性;而《纽约时报》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报道了中兴通讯的“不法前科”以及和中国政府的暧昧关系,提出对该公司的质疑,意在表明禁令的合理性.其次,在“中兴出口禁令”议题上,《中国日报》主要报道了中方的反对态度,以及通过对美方不正当目的以及禁令负面影响来说明禁令的不合理之处;而《纽约时报》则在强调禁令合法合理的基础上,较全面地报道了禁令可能带来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在这一外交争端中,双方媒体都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首先,在向国际公共领域投射声音这一维度上,中美两国媒体的表现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报道框架的差异上.中美在报道中呈现的框架冲突本质上是中美国家利益冲突,关注点的选择、对特定内容的“沉默”也与国家利益相吻合.就此,《纽约时报》包含了美国多方具有争议性的态度,《中国日报》则以统一的积极、正面报道为主,导致这种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两国不同的媒体性质.《中国日报》以正面宣传为导向,因此多在表现中国政府、企业的正面形象.而《纽约时报》作为精英话语的传声筒,更多侧重于表达“建制内的多元观点”,②倾向于把外国现实“内在化”——在面对“中兴事件”时,首先简单划分“我们”和“他们”,继而对准“我们”所制定的阐释框架,将外交问题内部化,从美方自身角度探讨问题.《纽约时报》虽然呈现了多方观点,但它与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从本质上还是一致的.如对于中美协商过程,《纽约时报》中的多元化声音不管支持或反对政府政策,都拥护美国的根本利益.

其次,在通过媒体报道来测试对方的反应这一维度上,双方基于本国利益,通过阐明立场、分析事件,进而释放信号.美朝会面前夕,特朗普政府试图对中国增收关税,《中国日报》发表商务部发言人讲话,声明中国不希望看到摩擦升级的立场,释放希望解决并控制争端的信号.《纽约时报》则指明特朗普政府的意图:减少美国企业对中国制造零部件的依赖,并声明这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阐明征收关税并非希望摩擦升级,而是出于对本国经济的考虑.而通过对中方行为的分析,美方也传达了希望寻找方法缓解紧张局势的期待.

总之,通过本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事件媒介化协商中,利益攸关方及其媒体围绕核心议题影响舆论、并试探对方底线,不断调整应对策略,而媒体在其中发挥着调停人的角色.

(本文系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媒介环境下网络公众关于政治议题的多元话语建构研究”的研究成果.)

陆佳怡:《媒体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8-93页.

李金铨:《建制内的多元主义:美国精英媒介对华政策的论述》,《二十一世纪》,2002年第2期.

责编:吴奇志

事件论文参考资料:

论文抄袭事件

简而言之,上文是大学硕士与事件本科事件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中国日报》和媒体外交视野和《纽约时报》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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