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失衡和互动：新时代中国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总体方略》
本文是关于经济改革相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与[标。
［摘 要］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同志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常常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现象,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甚至缺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消除关于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几个错误观点,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协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夯实体制机制基础.
［关键词］ “失衡”；互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４０５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０９—０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现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保持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中国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不少人认为,虽然我国经济改革成就斐然,但政治改革相对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状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政治实践与经济发展之间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平衡”现象.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甚至缺失.从历史经验看,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从来都处于相对失衡状态.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消除关于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几个错误观点,进一步促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
一、“失衡”的艺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关系之谜
（一）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互动作用
改革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对有碍政治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调整、改善甚至剔除.改革与革命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革命是颠覆性抛弃现有政治与经济制度.改革既然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自我完善与调整的行为,必然是有组织、有计划、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动员与安排,因此改革一般是先有政治改革再有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革,任何经济改革都将面临落后体制的束缚与保守思想的禁锢,都将得不到先进政治理论的指导与开明政治组织的支持.
回顾历史上的著名改革,都是在执政者的主导下,先在政治领域进行改革,建章立制,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例如中国商鞅变法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２］.通过颁布《垦草令》、实行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等举措,为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扫清了政治体制障碍,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政治上废除野蛮落后的的农奴制,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
随着经济改革的展开,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这进一步巩固了政治改革后所形成的政治制度,而稳定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经济改革的继续推进,由此形成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良性互动.“可以说,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动力和基础,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３］
（二）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失衡”状态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来看,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失衡状态是绝对的、永恒的,二者之间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不可能步调完全一致,甚至可以出现一定程度的“合理背离”,这是由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各自的特征所决定的.
一方面,政治改革具有阶段性与稳定性、前瞻性与滞后性的特征.阶段性与稳定性是指出于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考虑,政治改革不易经常处于“在路上”的状态,一旦完成政治改革的既定目标,就应该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保持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为经济改革持续推进营造稳定政治环境.前瞻性与滞后性是指政治改革往往都是执政者预瞻社会发展大势,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采取政治变革举措,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同时,由于政治体制具有阶段性与相对稳定性特征,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互动中,往往存在政治体制依赖现象：即一种政治体制慢慢固化,从而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另一方面,经济改革具有渐进性与动态性、后发性与突破性的特征.渐进性与动态性是指经济改革并非完全凭借政治行为就能自然而成,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后发性与突破性是指历史上绝大多数经济改革都是在政治改革廓清改革思想、扫清改革障碍后进行的,具有后发性；同时,经济发展往往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突破滞后于社会生产力的政治体制,在自身改革取得进展的同时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交错发展
人们理想状态中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当然是彼此协调发展、二者配合无间、共促国家进步.然而,政治改革的阶段性与稳定性、前瞻性与滞后性特征和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与动态性、后发性与突破性特征决定了无论是在改革广度、深度上,二者都不可能保持同步.人类发展史也证明,任何国家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都会呈现出由基本相适应到不相适应再到基本相适应的过程.
例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苏俄成立初期,列宁认识到苏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制度对较高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于是采用新经济政策,优先发展经济,苏俄的经济逐渐适应了政治要求,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罗斯福发现美国的国家政治决策方式不能解决美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于是引进社会主义因素,主张政治干预经济,引导美国走出经济危机,为美国后来赢得二战胜利、继而成为战后超级大国奠定了政治与经济基础.
可以看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是交错发展关系,处理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失衡的艺术”：既要保持二者相对均衡也要防止彼此严重失衡,既要防止教条式地要求二者改革进度绝对一致也要辩证地允许特定情况下个别领域改革有所突破.
二、关于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几个错误观点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本质上是处于相对失衡状态下的交错发展关系,然而由于国内外各种政治思潮的侵蚀,当前社会有些关于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错误观点蔚然成风.廓清这些错误观点,有助于促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协调发展.
（一）政治改革缺失论
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改革上,中国成功地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政治改革“止步不前”.政治改革缺失论在西方理论界和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国内少数人群中颇有市场,他们罔顾了一个基本道理：如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真如他们所言严重缺失,那么是什么因素即让国家经济能够保持近４０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又维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其实中国不仅有政治改革,而且政治改革还在经济改革之前就已经启动.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先有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再有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试想：如果在政治上没有确立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没有建立健全政府的治理体制,没有各级政府以简政放权来释放市场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中国能够取得这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吗？
２００６年４月,同志在访问美国期间应邀赴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提出了一个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问题.同志指出：“我认为,上层建筑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我也认为,没有就没有现代化.如果把２８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是,从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２０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４］
改革开放近４０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都不是“单兵作战”,都是与政治改革这支“友军”同时开展“联合行动”.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特点在于：服务经济的发展,稳中求进,避免单维度强行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政治动荡.
（二）经济改革替代论
与政治改革缺失论者不同,有些人认为我国根本不需要政治改革,所有与政治改革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经济改革中得到解决.他们甚至不敢或者羞于谈政治改革,把政治改革当作洪水猛兽,体现出的不是制度自信而是制度自卑.
结束之后,“两个凡是”的思潮阻碍了中国改革大业的开展,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的政治路线,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毋庸置疑,我国是以政治改革为先导的方式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推动中国走上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大道.
党的十六大以来,同志、同志先后带领全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人大代表“同票同权”改革、国家治理和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党委地位作用改革.仔细回顾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我国政治改革一直在“润物无声”地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并和经济改革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完善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西化论
与经济改革替代论不同,政治改革西化论认为中国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并且认为西方政治是人类普遍适用的制度模式,中国应该全盘照搬、实施西方政治制度.在他们眼里,西方政治制度如同灵丹妙药,包治中国当前社会的各种“疑难杂症”.
然而,有两个疑问需要提出：首先,西方政治究竟是什么？要知道西方国家实施的所谓“三权分立”的政治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具体实施模式也是千差万别,有“总统制”“议会制”“半总统制”和“君主立宪制”等.在具体选举制度方面,比如美国总统大选实行的并非“一人一票”的普选制,而是不少美国政治追崇者都不是很熟悉的选举人制度.其次,既然西方制度有如此大的魔力,为什么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实施了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成为发达国家的梦想.同时,一些国家就是因为照搬了西方制度,社会陷入了动荡、冲突的深渊.相比之下,中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经济反而实现近４０年的“又好又快”发展.
结论不言自明：西方政治制度虽然有其自身突出的优势,但不可能普遍适用于世界每个国家.这一点其实西方人内心也清楚,在他们眼里,制度其实只是个噱头,目的是借助推广西方政治制度实现干涉别国内政、把其他国家纳入西方强国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中,以此来维护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领域的垄断地位.
中国作为有着１３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愿意借鉴外国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我们不会照搬外国政治制度的模式.”［５］我们要按照我国具体国情,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
三、新时代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基本要求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结了我国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６］这“十个结合”,也是进一步促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前提
任何改革都必须坚持一定的政治原则,否则就是自毁前途、自掘坟墓.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我国的立国之本,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的前提.同志对这一问题看得很透彻,他指出,“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７］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发展始终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相反,苏联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加强与改善的领导,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而不断消弱甚至取消在整个国家改革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公开性”和“人道的的社会主义”自毁思想的钢铁长城,最终令人遗憾地走向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
（二）完善政治制度与推动经济发展是改革的目的
对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目的,同志曾明确地讲过：“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８］概括来说,政治与经济改革的目的就是巩固与完善政治制度,推动经济发展.
政治制度作为党和国家整体制度系统的主体,对国家治理体系发挥着指向、定魂的关键作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９］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和中国政府以根本政治制度坚持不变与一般政治制度相机调整为改革原则,坚持制度建设与制度遴选的统一、制度有效性与制度先进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改革呈现内生性、渐进性、可控性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完善.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坚持科学发展,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始终是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整体蓝图中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得到显著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而苏联激进地推进政治改革,漠视发展生产,不注重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失去民意支持.
（三）找准“结合部”是改革的关键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改革不是问题,怎么改才是关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充分认识到单纯进行政治改革或经济改革都不是正确选择,最重要的是选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结合部”,从而达到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改革效果.在２０世纪后２０年,党和政府抓住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这几个“结合部”,进一步理顺了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央地关系,基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
党的十六大以来,同志、同志先后带领全党继续抓住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这几个“结合部”,既坚持先易后难稳步推进,又抓住改革时机重点突破,既注重局部试验,又重视顶层设计,既坚持以点带面,又强化整体推进,以高超的战略思维、丰富的政治智慧处理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复杂关系,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四）加强法制建设是改革的保障
古今中外的改革绝大多数是在执政者的强力推动之下由上而下展开的,但是,不少改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表明,在变法过后,能否通过立法建制把改革成果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关系到改革的最后成败和国家的兴衰.变法后期,凡是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的,改革的成果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反之,改革就前功尽弃.”［１０］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贯彻.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１１］这十六字法治建设指导方针.随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１２］.可以说,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已经走上积极立法、有法可依、依法推进的发展轨道,法制已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
四、新时代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总体方略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经济改革培育了市场,造就了有活力的企业.有活力的企业又对法制建设和政府改革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完善和法制,确认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合法地位,政府应当依法行政等,这就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经济改革的推动下,发展,完善法制,从法律上确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政府与企业分离,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政府的国有资产所有人身份分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等成为整个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１３］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一直是交错发展、相互支撑,本质上是“一体两面、二位一体”的改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同志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１４］.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消除关于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几个错误观点,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协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夯实体制机制基础.
（一）基本特征：性质上相同、步骤上协调、作用上互动
新时代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一是性质上相同.道路决定命运,旗帜决定方向,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走什么路,举什么旗,是改革无法回避、必须明确的问题.近４０年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始终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步骤上协调.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作为一种交错发展的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不能孤军深入、走得太远.在改革的具体步骤上要做到彼此协调、相互呼应,这样能有效避免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发生跛腿前行、严重失衡的状况.三是作用上互动.我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发展,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１５］.推进新时期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我们要善于抓住关键时机,以关键领域为突破口,实现改革效果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二）评价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我国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
改革本质上是利益的重新调整,会涉及到不同的个人、地区和群体.俗话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同受众对改革的是非成败得失就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本质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因此,评价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必须以中国人民整体利益和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为标准.
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１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是我国扬帆远航的指南针、定航仪和压仓石.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必须坚持以三个“是否有利于”为评价标准：是否有利于坚持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有利于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有利于巩固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三）基本方法：激活存量、优化增量、防止变量、做大总量
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巨大,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必须注重方法、讲究策略.
一是激活存量.对改革中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梳理和归类,按照问题的不同性质和影响制定改革的具体时间和方案.善于结合新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创新解决途径,激活优质存量资源,摒弃落后存量因素,减少改革阻力,提高改革效益.二是优化增量.存量是增量的基础,增量是存量的巩固.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增量改革,再成功的存量改革都会失败.这是因为激活存量后必然会有更多增量因素进入改革空间,能否鉴别增量因素的性质与优劣,如何优化增量因素的时间和空间位置,关系到改革的质量、效率甚至成败.三是防止变量.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有违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性质、有损国家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改革变量,要善于识别、敢于抵制,防止这些改革变量因素破坏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大局.四是做大总量.任何成功的改革必然是以社会物质财富的丰盈和精神财富的丰富为标志,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也应该以发展我国生产力、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政治满意率与增强民族自豪感为总体目标.
（四）未来愿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总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１７］.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来看,我国改革未来愿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制度化.所谓政治制度化是指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规定与安排将政治程序、规则以制度形式予以确定,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随意改变.政治制度化是国家机构、政治党派、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合法有序高效参与政治的保证,是政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的基础.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１８］同志在十八届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１９］这些论述指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推进政治制度化建设.
二是治理法治化.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阐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２０］.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保障,核心是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国家各项工作.实现治理法治化,最重要的是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２１］
三是经济市场化.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近４０年的经验证明,经济市场化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幸福的重要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２２］经济市场化不等于不受约束的经济自由化,它是以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前提和保障.实现经济市场化,离不开政治制度化、治理法治化的同步推进和协调互动
四是民生公平化.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公平与民生改善工作取得历史性的进步,２０１３年,“政府推进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１３．１％和１７．７％,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１０％.”“基本医保总体实现全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增加到人均２８Ｏ元.基本药物制度覆盖８０％以上村卫生室.２８个省份开展大病医疗保险试点.”［２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２４］实现民生公平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突出成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注释
［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转引自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沈越．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Ｍ］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理性·风趣·共鸣 主席在耶鲁大学答问记［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０４－２４．
［５］理性·风趣·共鸣 主席在耶鲁大学答问记［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０４－２４．
［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文选：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８］．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９］．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６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０］田广清．古代治国方略［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２］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３］沈越．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Ｍ］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４］．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５］沈越．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Ｍ］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６］．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７］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８］．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９］．谈治国理政［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０］．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１］．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２］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３］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４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４］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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