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军统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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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津涛
近年来,军统的抗日事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但军统针对日伪的活动中,在最前线直接以命相搏的那些刺客,其身份依然相当模糊.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
上海,大量底层普通市民,战斗在日伪的第一线
上海是军统在敌后最为活跃的地区.1932年上海站仅160余人,1939年已有上千名特工.除毕业于黄埔等学校的干部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雇佣和运用人员,“学者、专家、银行职员、僧侣、江湖豪强、地痞流氓等鱼龙混杂.”曾在战时主管上海军统活动的陈恭澍后来回忆,“平常日子倒没有什么,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身蒙其害或身受其苦的当事者,也就是被我们‘运用’中的那些志士、烈士们,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无名英雄’”.针对日伪的很多大案,出手的正是这些普通人.
上海沦陷之初,接受军统指挥的孙亚星领导的团体一度十分活跃.孙亚星读过一些书,后在上海做手表生意.他的队招募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学徒、店员,还有难民.
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孙亚星计划搞一次大行动.第一个被招募的人名叫周守刚,是一名穷困的印刷工,在上海依靠亲戚提供食宿.孙亚星给周守刚承诺,只要他肯参加汉奸的行动,就帮他找一份工作.招募的第二个人叫朱仲虎,当时因生病而失业,同意充当行动中的信使.第三个是17岁的少年陈开光,小学毕业后一直未能找到工作.陈开光在行动前,才临时向孙亚星学习了投掷的方法.在7月7日的行动中,他们抛掷了18枚炸弹,炸死了两名日本工厂职员,使那天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上海最紧张的日子之一”.
不难想见,这样一群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又缺乏经验的刺客,很容易失手.在为日本人做翻译的郑月波后,陈开光被捕,交待了一切.随后,孙亚星等人相继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了日本宪兵队.孙亚星在受审时说,“所发生的对付汉奸的事件,比我指挥的要多,由此看来,上海的组织不止一个,而且都像我们一样活动着.”在其他团体之中,同样有很多周守刚、陈开光这样被临时招募来的普通人.
1939年4月,席时泰被.此人充任伪上海局的秘书主任和卫生处处长,被誉为“与日本当局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杀手共有3名.为首者是23岁左右的袁德昌,他在1939年3月碰到与自己同龄的浦东人赵志祥.赵志祥13岁时在法租界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出师后在外国服装店当过售货员,1937年失业,此后在日本造船厂干过苦力,帮朋友做过临时裁缝,因为难以糊口,被迫与妻子分居.
袁德昌向正在找活干的赵志祥说明了特工身份,赵志祥生计无着,接受了这个极其危险的“工作”.赵志祥住进了袁德昌提供的住处,并见到了第三名同志——20岁的彭福林,他在一家餐厅做侍应生.袁德昌每天为他们供应饮食,并在4月的一天带来一封来自宁波的信,内容是勉励他们完成“中国四亿人民”交给的任务,“热爱祖国,支持组织,不辜负领袖蒋总裁之期望,消灭敌寇,铲除汉奸！”
行动中,赵志祥拿着袁德昌给他的1角钱,在席时泰家门外的小摊上,租了4本小说,佯装看书,监视往来的巡警.很快,袁德昌开打死了刚要出门的席时泰,随后安全脱身.赵志祥从事这一行仅月余,慌乱中又跑回他们之前居住的地方,见到受了重伤的彭福林,俩人在医院里被工部局探员逮捕.彭福林伤重去世,赵志祥在招出所知道的一切后,被移交给日本军事当局,处以死刑.
在1939年前后,这些普通底层市民参与的活动持续不断,以至“伪组织傀儡,一再被杀,上海郊外所租伪市府,大小伪员亦莫不心惊胆裂.伪市长傅筱庵,伪财政局长周友常,伪土地局长范永增……均非常惧虑,连日秘密计议对策,决定施行种种防范方法”.
平津,出身很好的青年学生,构成了抗日刺客的主体
活跃在平津地区的团体“抗日杀奸团”,其第一线成员与上海的情况有所不同.“抗日杀奸团”前后参加者有几百人,以天津的中学生为主,组织上和军统有联系.不同于被招募的周守刚、赵志祥等底层生计困窘的市民,“抗团”成员大都在学校接受了爱国教育,属于主动投身抗日.很多人出身富贵之家,包括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开滦煤矿总工程师的女儿魏文昭、魏文彦,国军名将孙连仲的女儿孙惠书,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等,甚至有出身汉奸家庭的,如伪华北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的侄孙郑统万、侄孙女郑昆仑.
但在缺乏训练这一点上,“抗团”成员和上海的同行们一般无二.由于“这般爱国青年,十之都是在校的中学生,除了在电影上,根本没有看过真的,更不知道拿在手上怎么使唤了.试想,处在当时的那种样样受限的环境里,又不能找个地方打打靶,或是在隐秘场所来个实弹射击,充其量也只能摆个姿势、比划比划而已”,全凭一腔热血.
冯运修就读于天津工商中学,是“抗团”骨干.1940年7月7日,日伪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庆祝日本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纪念大会,伪新民会机关报《新民报》编辑局长吴痴菊在会上颂扬皇军.冯运修说：“真想现在就把他毙了！”同来的李振英劝他：“不要在这儿干,这儿人多,我们跑不掉！我们跟上他,伺机行动.”
会后,吴痴菊乘黄包车离开,碰上一支送殡的队伍.骑自行车的冯运修“一看机会来了,他马上紧蹬两脚,赶上了吴痴菊坐的黄包车,和他走了个并排.随后,从容地从怀里掏出顶上膛的,把口对着吴痴菊的太阳穴,‘啪啪’就是两”,吴痴菊当场毙命.
当年8月,日伪在北平对“抗团”进行大搜捕,抓捕了40多人.当伪宪兵队长袁规带人来抓冯运修时,冯运修听到声响,知道不妙,就在厨房烧毁文件.袁规“揪住运修的父亲作挡箭牌,一步步朝厨房逼近”,但“运修绝不投降,从里面开拒捕”.冯运修牺牲时年仅19岁.
与“老手”冯运修相比,“新人”沈行安的事迹更让人扼腕.“七七事变”前后,沈行安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学校被日军炸毁后,转学到英租界内的耀华中学.“他除了完成抗团组织安排的工作外,还购买了许多化学药品在家中研究的配制”.1938年,沈行安带着自制炸弹去炸日军仓库时被发现,遭几十名日军追赶.据说“由于情况紧张急迫”,沈行安“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得了精神错乱病症”.
当时天津流行“华北青年不当亡国奴,到大后方读书去”的口号,沈行安一度到后方入读重庆南开中学.1940年,沈行安向重庆“抗团”总部请求再回华北抗日.在学习爆破技术时,沈行安的病症复发,很快昏迷不醒,但“口中一直喊着几个抗团团员的名字”,去世时只有19岁,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
沈行安死后,14岁的弟弟沈安俊也加入“抗团”,成为最年轻的团员.1944年,沈安俊参加青年军,当了一名炮兵,“学习开、战地观测、通讯,也学会了骑大骡子拉炮车”,但因为战争很快结束,没有来得及上战场.退伍后,沈安俊考上了清华大学,1949年后曾任教于河北工业大学.据战后统计,“抗日杀奸团”失手19次,致83人被捕,十余人遇难.此外还有诸多姓名不详或下落不明者,成为陈恭澍所说的“无名英雄”.
近年来在荧屏上热播的那些抗日谍战剧中,军统杀手们无不训练有素,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大多数军统一线杀手,无论是找不到工作、生活潦倒的失业工人,还是生活优渥、立志报国的青年学生,都只是普通人.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原载腾讯网2016年3月11期〕
军统刺客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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