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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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手工搜集整理2009年—2014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的海外背景数据,选取研发支出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研究了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对企业的创新起到了正相的促进作用,并且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研究为我国政府的海外人才引进战略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为企业招聘高层次海归人才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海外背景董事 企业创新 咨询职能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8）07-052-03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以及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创新创业环境的日益改善,海外人才回流现象开始大量出现,并日益成为推动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归就业蓝皮书2015》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稳步增长,到2015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达到404.21万人.同时,回国人数也不断增加,2015年有40.91万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创业,累计回国人数达到221.86万人.相对于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本土人才,我们将在海外（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学习或工作一年以上的回国就业创业人员统称为“海归”.一般而言,海归的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将使其积累更多的海外社会关系、国际视野、先进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等资本,这些都已促使海归逐步成长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
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才引进工作,为高层次海外人才回国工作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2008年12月,转发《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开始正式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同时,各省(区、市)也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即地方“百人计划”.比如北京出台的“海聚计划”,南京出台的“345计划”,郑州推出的“智汇郑州”计划等.这些政策给予海归人才生活津贴、购房补贴、医疗福利等许多优惠项目.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福利政策的确为政府引进了许多海外人才,然而引进的海归能否切实发挥作用则是政策制定者更为关注的地方,也激发了学者的研究兴趣.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具有监督管理层并向其提供咨询建议的职能.董事会履行这些职责的程度受到广泛的争议,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事的特征和技能.董事会的组成在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特别重要,公司的发展会受到公司治理的薄弱和管理不善所阻碍.我国人才引进战略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就是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才能否在公司董事会中发挥良好的职能.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普遍认为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会能够有效发挥监督和咨询功能,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带来了更多的海外融资和海外出口.但是,海归董事能否给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促进作用仍是一项尚需实证检验的问题.本文选取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研发支出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研究董事的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以期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政府人才引进计划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高阶理论认为管理者的知识水平、价值观和认知模式等因素决定了其在工作中的偏好,在企业的战略选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最终影响企业的创新举措.董事如果在海外拥有工作或者学习经历,这些重要的人生经历对董事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念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董事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非比寻常的人生阅历最终也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
从海归董事自身来看,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更熟悉企业的运作模式和企业创新活动的实践方式,掌握国外更为先进的管理经验.现有的研究表明,海归董事能更好地发挥董事的咨询建议职能.他们在海外学习或工作有着良好的国际视野、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知识水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他们更了解企业创新的方向,而且也可能更加了解国外相关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能够提供较为前端、合理的指导意见,并将其所拥有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运用到企业的创新实践中.另外,海归董事作为高层次人才,在我国人才市场中仍属于较为稀缺的资源,具有“明星效应”,因此海归董事在公司会更有话语权,更有利于发挥董事的咨询建议职能.
从关系网络视角看,有着海外背景的董事,能够接触到更前端的科技,有机会获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同时在回国后又对国内的市场需求有着更好的了解,能够将国外先进的技术转化为符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的主流和最新产品.另外,海外背景董事的国际关系网络为企业走出国门,将产品远销海外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样不仅拓宽了企业的销售市场,也促使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销量,企业又不得不提升自身的创新水平.因此,董事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所建立起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企业有机会整合国内外资源进行创新.
从政治关联的角度来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越紧密,企业的创新效率就越差,而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能够改善这种不利于公司创新的情形.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企业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越多,能获得更多的政府大额采购订单,因此这类企业在行业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就会越小,从而对企业的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其次,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身的政绩,会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而公司的管理层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为了谋求与政府的联系,将企业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政府项目中,因而挤占了公司应有的研发资源,造成了公司创新投入不足.而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其学习或工作经历偏重于海外,与国内的政治关联较弱,他们会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避免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寻求与政府的联系、政府项目和地方贸易保护之中,会努力通过加大公司研发的投入,提升公司产品的创新水平,进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相对于没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对企业的创新行为更有利.
相对于仅具有在海外学习背景的董事而言,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的董事更加熟悉海外企业的运作模式,切实掌握更为先进的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并且更有能力将其运用到所履职公司的管理实践中,更容易在企业决策中享有较强的话语权,更好地发挥其咨询职能.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相对于仅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董事,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我国创业板企业为研究样本.创业板企业多数为成长迅速、业绩和规模较低的高科技企业,相对于主板而言,创业板企业的技术创新特征更为明显,海归在其中就业、创业也更为典型和普遍.因此选择创业板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更好地揭示海外背景董事在企业创新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国的创业板从2009年开始上市,因此样本选择的时间为2009年—2014年.在此基础上,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了金融保险业的公司；（2）剔除了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644个有效样本.对文中所有的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是指曾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工作或学习的董事.参照以往的做法,将董事在我国港澳台地区工作和学习也纳入到董事的海外背景.将董事海外背景具体细分为海外工作和海外学习经历,海外工作经历定义为董事曾在境外的国家或地区工作；海外学习经历定义为董事曾在境外的国家或地区获得学位、担任访问学者、参加短期培训等.
（二）回归模型和变量定义
为了验证假设1,参考Giannetti等（2014）、袁建国等（2015）的研究,我们构建了如下模型1.模型中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
Innovation等于β0+β1Foreign_experience+β2Institutional_owner
ship+β3Managerial_ownership+β4Age+β5Size+β6ROA+β7Lev+
β8Cash+β9Turn+β10Growth+Industry+Year+ξ
四、实证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研发强度RD_percentage的均值仅为6.7%,说明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较低.研发支出Ln_RD的最小值为0,说明样本中有的公司就没有在研发上进行投资.Foreign_experence的均值为61.3%,说明平均有61.3%的公司至少拥有一名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反映了海归进入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会已经非常普遍,这也意味着本文所关注的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海外背景董事所占董事会的比例较低,仅为13.1%.有着海外学习经历的董事比海外工作的董事多,说明我国学生海外求学深造越来越普遍.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海外背景董事（哑变量、人数、比例、工作经历、学习经历）和企业创新（Ln_RD）均显著正相关,说明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技术创新（Ln_RD）解释变量为董事的海外背景,分别用董事海外背景哑变量（Foreign_experience）、海外背景董事人数（Foreign_number）、海外背景董事比例（Foreign_percentage）衡量.回归结果显示,董事海外背景与企业创新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表明相对于没有海外背景董事的公司,有海外背景董事的公司更加重视企业的技术创新.在控制变量方面,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itutional_ownership）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机构持股有利于企业的创新,这一结果也支持了Aghion等（2013）、袁建国等（2015）的研究结论.管理层持股比例（Managerial_ownership）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管理层持股越多,越有利于企业在创新上的投入.公司年龄（Age）的系数为负,说明公司成立的时间越长,创新的动力愈发不足.公司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公司规模越大所用的资源越多,在融资、规模经济上都有优势,因此规模越大的企业拥有更为强劲的创新能力,也支持了著名的“熊比特假说”.财务杠杆（Lev）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务杠杆越高的公司,管理层面临改善财务状况的压力大,企业没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创新.总资产周转率（Turn）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资产周转较快,资产利用效率越高,对企业的创新更为有利.
表5报告了海外工作背景（Foreign_work）、海外学习背景（Foreign_study）的董事与公司创新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结果显示,董事的海外工作背景在1%的水平上显著,董事的海外学习背景不显著.并且,董事的海外工作背景的回归系数远大于董事的海外学习背景的回归系数.控制变量的符号与表4当中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该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说明相对于仅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董事,具有海外工作背景的董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认本文研究结论的正确性,采用企业研发强度（RD_percentage）作为企业创新的替代变量,仍采用模型1,对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2再次进行检验.
从表6中可以看出,在采用研发强度（RD_percentage）来度量企业的创新后,海外背景董事与公司创新的关系依然是正相关,并且海外背景董事的人数（Foreign_number）、海外背景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Foreign_percentage）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回归（4）中,董事海外工作（Foreign_work）变量的系数不仅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远大于董事海外学习（Foreign_study）变量的系数.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更换过企业创新的替代变量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企业是国家创新的核心和主体,如何促进企业创新以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近年来,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逐渐走入公众视野,越来越受到上市公司的青睐.通过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对企业的创新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在理论上拓宽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丰富了董事职能方面的理论,表明了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很好地发挥了董事的咨询职能,促进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为我国政府的海外人才引进战略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另外,公司在进行人员招聘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优先选择具有海外工作背景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宋建波,文雯.董事的海外背景能促进企业创新吗[J].中国软科学,2016(11)
[2] 温军,冯根福.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J].经济研究,2012(3)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作者简介：白帅南,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刘叶云,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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